摘要：但无论日军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如何肆虐，中国腹地始终有一块完整的空白，那里的山峦如铁幕一般将战火隔绝在外。

1939年，日军攻势延伸如毒癣——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大好河山，支离破碎。

但无论日军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如何肆虐，中国腹地始终有一块完整的空白，那里的山峦如铁幕一般将战火隔绝在外。

然而本该安享太平的这片腹地，并未因此幸免于民族的苦难——战略纵深最安逸的它，却做出了最为沉痛、也最为壮烈的牺牲。

这就是“天府之国”——四川。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四川在猝不及防中，被推上了支撑一个濒危国度运转的枢纽之位。

一夜间，这片古老而疲惫的地区成为国家机器唯一的运转轴心——物资、伤员、机密情报……举国上下最珍贵的人力和资源，都沿着狭窄曲折的山路和航道，艰难跋涉向这里集结、喘息。

但四川人民没有辜负这种寄托。

“死字旗”的故事无声传递在城乡之间：年轻战士在辞别白发老母之际，母亲递过一块白布旗——中央一个如血的“死”字刺目鲜明，周围密密麻麻环绕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如此决绝的气魄，这就是川人抗日的意志。

死字旗

1937年秋，日军对华东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淞沪战场枪炮轰鸣。

衣衫破旧、脚踩草鞋的川军第二十军从巴蜀之地匆匆赶至——他们扛着磨损的汉阳造步枪，面对日军甲种师团的飞机重炮毫无畏惧。

在大场镇北端陈家行阵地，川军阵地昼夜遭受轰炸，泥土与血肉横飞。

然而川军二十六师毫无惧色，七千官兵前赴后继，鏖战四日后仅余六百人。甚至打到最后连炊事兵都扛起牺牲战友的步枪继续冲锋，拿无数血肉硬是扼住了日军推进的咽喉。

这样的惨烈战斗并非个例。

次年的滕县保卫战，川军四十一军以八十八式步枪与竹矛应战日军坦克。

师长王铭章在城墙炸塌后仍率部进行巷战，士兵抱着集束手榴弹扑向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台儿庄大捷背后正是他们的身影，七千川军死守滕县用全灭代价换取了台儿庄的胜利转机。

李宗仁在战后感慨：“若无滕县死守，焉有台儿庄大捷？”

这些铁血瞬间背后，是川军用脚步丈量出的悲壮——为了支援山西抗日，川军从成都到前线徒步行军超1500公里，沿途冻饿倒毙者不计其数。

在晋南中条山的冰天雪地中，单衣草鞋的士兵脚趾冻脱却仍荷枪巡逻。从三峡纤道到太行峭壁的行军路线上，一半是山西的雪一半是四川的魂。

四川后方的百姓更撑起民族的脊梁。

1941年四川承担全国田赋征实量的53%，三百万妇女日夜赶制军鞋。中央方面“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令下达时，无数川军老兵带着儿子同赴征兵处。

江津县的老人王德明带着儿子去参军时说：“我老了不能提枪，但儿辈需为国尽忠。”

整个抗战期间，四川贡献兵员近三百四十万，平均大约每五个前线的抗日战士就有一名来自四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广播响起，四川盆地最终以完整之躯迎来胜利，但抗战阵亡将士名录里川籍士兵占比21.4%，也意味着每阵亡五个中国军人，就有一个是走出三峡的四川子弟。

虽然日军铁蹄从未踏上四川盆地，但川人出川用血肉承担起了拯救民族于危亡的使命。

战场以外，四川背负的无形责任也如山如川。

短短两年之内，百万名面黄肌瘦的四川农民踏上了险恶陌生的建设之路——他们挥着锄镐在广袤的平原上开掘、浇灌，赤脚踩踏出坚实跑道。

长河平原上抬土平山的队伍绵延几十里。短短工期中有数千民工默默死去，每天却总有担架抬着新来的热血，源源不断将生命铺筑成带来希望的航道和运输道。

农民血肉之躯在机器的轰鸣中倒下，却最终托起了战机搏击长空的巨响。

重庆南山的忠烈祠内，香火长明处供奉着十六万七千块川军灵牌——这只是阵亡名单中可考据的三分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八年烽火掠过巴山蜀水，日寇终究崩溃。但比起抗日胜利应该有的喜悦，四川其实更多一分悲壮。

首批凯旋部队乘船驶过三峡，江水裹着纸钱灰在船头打旋，归来的壮丁在舱底数着沿途州县：

万县男丁人数锐减三四成，奉节家家挂有白幡，涪陵新坟填满了两座山坡……

9月3日重庆庆祝抗日胜利的同时，成都的昭觉寺正举行第七百场超度法会。主持方丈展开功德簿，密密麻麻记载着三十万川军将士亡魂。

当民族面临劫难存亡关口，无分彼此，我们的命运都叫做抵抗。

山河依旧在，骨血自成碑！

来源：少湖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