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温州朔门古港码头被掀开尘封千年的盖头，8000多平方米的考古现场经过充分挖掘之后，现场数十吨的瓷器惊呆了世人。置身古港中，仿佛看到一艘艘商船满载着瓷器，沿着瓯江驶向大海，呈现“一片繁华海上头”。

随着温州朔门古港码头被掀开尘封千年的盖头，8000多平方米的考古现场经过充分挖掘之后，现场数十吨的瓷器惊呆了世人。置身古港中，仿佛看到一艘艘商船满载着瓷器，沿着瓯江驶向大海，呈现“一片繁华海上头”。

港口的繁荣离不开贸易的活跃，而贸易的活跃离不开温州独特物产的支持。瓯江边温州古港经过千年的发展，从一座航路的起点港口逐步发展成航运中转城市。与港口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温州手工业与商贸业。因此，到了宋代，温州能生产瓷器、漆器，蠲纸等各种高端工艺品。

众多的工艺品中，温州瓷器生产的历史最为悠久。温州古称东瓯，“瓯” 字从 “瓦”，古人将陶瓷做的小盆简称为瓯，可见制陶是瓯人先民的核心技艺。“瓯居海中”，就注定瓯人善于和水打交道，制作取水的工具就成了一种生活必需的技能。温州山区随处可见的高岭土为制作陶器提供了材料，因此，瓯江流域早在新石器就开始制作陶器用于取水。

温州的瓯江流域和飞云江流域都发现不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只是陶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相差甚远，因此，有的专家断定，瓯江流域与飞云江流域虽然相距不远，但是两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

在瓯江畔曹湾山遗址出土双鼻陶罐上的几何图形，与台湾出土的器物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有专家认为南岛语族很可能从中国的东南迁徙到台湾之后，再向太平洋小岛扩散，与新石器时代的温州还有某种关联。

瓯江两岸瓷土资源丰富，楠溪江、飞云江等水系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而山区木材则为烧窑提供了充足燃料。考古发现，商周时期温州一带已出现原始瓷器，如瑞安岱石山遗址出土的青釉、黑釉原始瓷，为瓯窑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东汉晚期，温州陶瓷工匠在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摸索，终于生产出了成熟瓷器。

到了晋代，瓯窑成了知名瓷种，有文献记载：“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窑率先使用釉下褐彩青瓷工艺，其缥瓷以淡青釉为特色，是青瓷中的上品。晋代之后，尽管经历了南北朝的战乱，瓯窑的釉下褐彩工艺仍得以传承。到了隋代，随着瓯江航运的恢复，温州与江南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多，瓯窑开始吸收越窑的制釉技术，青釉颜色更显温润；进入初唐，温州古港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为瓯窑后来的外销奠定了基础。

自从1937年，温州境内考古发现第一座瓯窑以来，温州境内已经发现了200多座瓯窑。瓯窑在唐代随着温州古港码头的繁荣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温州古港航线的增长，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瓯窑也随着广泛的传播而发展。到了唐朝末年，瓯窑已经从“区域窑场”升级为“外销瓷主力”。

1977年温州出土的唐代褐彩蕨草纹执壶，仿照当时的金银器，器身青釉如冰，褐彩似火，褐彩蕨草纹笔触灵动，与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温州窑褐彩瓷”纹样几乎一致。据日本《正仓院文书》记载，这类温州青瓷曾作为“唐物”被贵族收藏，用于茶道与宴会，成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随着瓯窑对外贸易的需求增加，进而推动瓯窑品质的提升。瓯窑青瓷无论胎色还是釉质，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到了北宋时期，瓯江南岸、飞云江下游两岸的瓷业生产得到极大兴盛和发展，连接成南北向的一条宽阔的瓷业生产带，瓯窑的数量达到了顶峰。（瓷业生产带长达50公里，窑工超万人，相当于当时温州人口的1/10）市场上形成瓯瓷、龙泉瓷、青白瓷和青釉彩绘瓷四种类型的瓷窑共存的局面。

到了南宋期间，瓯窑依赖的永嘉、瑞安瓷土资源逐渐枯竭，瓯窑被迫使用劣质胎土，釉色泛黄，质量下滑，瓯窑技术停滞甚至倒退。而瓯江上游的龙泉窑用“二元配方法”，将瓷石与高岭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制坯，提升了胎体的耐高温性，使瓷器能承受厚釉烧制，最终成功烧制出粉青、梅子青釉那种如玉石般温润的釉色，一件龙泉碗售价是瓯窑的三倍。加上南宋鼓励海外贸易，瓯江上游的龙泉窑依托瓯江水路，顺流直达温州古港，畅销海外，瓯窑国际订单被彻底夺走。

被挤出国际市场的瓯窑因过分注重日用瓷的开发，缺乏高端产品，在竞争中被边缘化，国内市场日渐萎缩，最终被龙泉窑取代。瓯窑的衰落是技术停滞、市场挤压、资源枯竭与政策边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龙泉青瓷通过工艺创新、贸易整合、文化赋能实现了对瓯窑的全面替代。

当明朝的海禁令阻断了温州古港的商船航线，瓯窑的窑火也在千年之后渐渐熄灭。那些曾日夜守着龙窑的窑工，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用双手揉捏的瓷土、用窑火淬炼的青釉，早已融入温州的城市血脉——朔门古港出土的数十吨瓯瓷，日本正仓院珍藏的褐彩执壶，东南亚海底沉睡的贸易瓷，都是这座城市“依海而兴、因瓷而盛”的见证。如今，当我们重新触摸这些带着瓯江水汽的青瓷，不仅是与千年的窑火对话，更是在寻找温州文化中那份“敢为天下先”的制瓷匠心。

来源：温州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