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汉奸？

摘要：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日报》登了封电报，署名“汪兆铭”，开头一句“以中日永久和平之愿望”，一下子全国都骂开了锅，这封电报因为是29号发的，按电报韵目代码是“艳”，所以后来都叫“艳电”，重庆的《大公报》第二天就加印号外，标题就四个大字-

谁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汉奸？答案并不模糊，却充满细节----汪精卫。

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日报》登了封电报，署名“汪兆铭”，开头一句“以中日永久和平之愿望”，一下子全国都骂开了锅，这封电报因为是29号发的，按电报韵目代码是“艳”，所以后来都叫“艳电”，重庆的《大公报》第二天就加印号外，标题就四个大字----汪逆兆铭，那墨迹粗得，跟刀子划的一样。

汪精卫也不是天生就想当汉奸， 1909年那会儿，他在北京银锭桥底下埋炸弹，想炸摄政王载沣，没成，进了监狱，还写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听看守监狱的人回忆，他临死前一晚还在那儿吟诗，声音清亮得很，民国刚开始那阵子，他跟着孙中山，每次演讲都是一身长衫，那叫一个有风度，就连宋美龄都说他“眉目如画”，可惜啊， 1935年11月1号，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那三声枪响，把他后半辈子全改了，刺客孙凤鸣的子弹打进他脊椎里，命是保住了，疼却留了一辈子，从那以后，他走路都有点瘸，一到阴雨天，后背就跟有烙铁在烫一样，这疼啊，一点点磨掉了他的胆气，也让他越来越怕死。

1938年冬天，武汉丢了，重庆天天被炸，汪精卫在防空洞里听着飞机在头顶上叫，手里摸着后背的伤疤，小声跟陈璧君念叨， “中国再打下去，就要亡国灭种了”，这话就成了他投敌的根儿， 12月18号，他找了个演讲的借口，带着老婆、秘书曾仲鸣还有几个心腹，悄悄坐飞机去了昆明，到了河内，住进高朗街27号的小洋楼，窗户外头是摇摇晃晃的椰子树影子，他却一宿一宿地睡不着，到了12月29号， “艳电”就发出去了，全国舆论跟炸了一样。

1939年3月21号大半夜，军统的陈恭澍带着一帮人摸进了河内高朗街，他们本来想用手榴弹炸死汪精卫，结果走错了房间，把秘书曾仲鸣给误杀了，枪响的时候，汪精卫正在桌子前写信，子弹穿过木门，在他头顶三寸高的地方钉进了墙里，他抱着曾仲鸣的尸体，手指头上全是血，不知道那一刻，他有没有想起21年前自己要去刺杀摄政王时的那股劲儿，现在自己倒成了被刺杀的那个。

1940年3月30号，南京鸡鸣寺的樱花开得正好，汪精卫穿着晨礼服，当上了伪国民政府的主席，典礼上，日本宪兵拿着枪一排排站着，花瓣掉在他肩膀上，像雪，也像烧给死人的纸钱，他演讲的时候声音都在抖，念到“和平救国”四个字，突然卡住了，眼睛扫过台下那些被逼着鼓掌的商人乡绅，他们眼睛里没有一点尊敬，全是害怕，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 “余之名声，恐已万劫不复”，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被风吹散的灰。

伪政权成立第二天，汪精卫签的头一道命令，就是承认日本在中国中部、南部的经济特权，上海外滩的英国美国洋行全被查封，装满生丝的大卡车一车一车连夜开到虹口码头，南京夫子庙的绸缎庄老板跪在伪政府门口哭，喊着“这是断我们活路啊”，汪精卫的轿车从旁边开过去，窗帘拉得死死的，他不敢回头看。

1941年6月，成立了个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当委员长，在苏州吴县，日本兵用刺刀赶着村民集中起来训话，翻译官扯着嗓子喊， “汪主席说你们是匪区刁民”，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被推倒在地上，她抬起头啐了一口， “呸！狗汉奸”，唾沫星子正好落在汪精卫照片的脸上，后来被雨水一冲，看着跟两行脏兮兮的眼泪一样。

1943年，汪精卫后背的老伤越来越重，癌细胞都扩散了，也有人说是日本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动了手脚，他跑到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病，病房外头的樱花都谢了，护士们用日语小声嘀咕， “支那的领袖，竟然在我们这里治病”，手术做完，他躺在病床上听广播，东京电台正用中文放他讲话的录音，声音洪亮得很，跟他现在这没劲儿的样子比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他伸出手想把收音机关了，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1944年11月10号，名古屋下起了雪，汪精卫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地说话，日语翻译凑过去听，就听清了两个汉字， “中山……”，当天夜里，他就因为好几种病一起发作死了， 61岁，南京的伪政府降了半旗，旗杆底下站着的日本兵脚后跟一碰，发出清脆的“咔嗒”一声。

抗战胜利后， 1945年8月，陈公博、周佛海这些伪政权的核心人物都被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陈公博在牢里写《八年来的回忆》，提到汪精卫时说， “他晚年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梧桐树叶掉下来，有一天突然说， ‘我死后，恐怕连墓碑都不会有’”，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审判汉奸，到10月份一共审了两万五千多个案子，判了369个死刑，汪精卫因为已经死了，就没审他，但他的坟被炸开，棺材拖了出来，尸体扔在那儿三天，在南京梅花山，他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烧了，烧得焦黑的骨灰被风一吹，混进土里，再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