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给中国各地土著塑造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人身份的，正是孔子及其儒家信徒。一代代接力传承，历史上屡受挫折，但最终仍是塑成了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超级群体。

没孔子，没汉人。

民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即，人为塑造的产物。

给中国各地土著塑造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人身份的，正是孔子及其儒家信徒。一代代接力传承，历史上屡受挫折，但最终仍是塑成了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超级群体。

自我知道汉人的形成历史后，就更感念孔子先师。

本次的朝圣之旅，是了却自己多年心愿。同样了却自己重修先师个人历史的夙愿。新史可能会对喜欢或不喜欢先师的人都有不小冲击。

鲁国

先师降生在鲁国。（先秦典籍对人使用“降”字，特指神灵下凡。）

这原是古奄人的地方。周初，发生国家大动乱。原因是周武王去世、继任的成王年少，于是就让商遗民发现有可能趁着新周权力不稳而有暴力复国的机会。于是，人们在商纣王之子的武庚禄父引导下，援引外部的奄人等东方部落，集体叛乱。后世称为“三监之乱”。武庚禄父是商宗教里的“天帝之子”。正因有此极为特殊的宗教领袖身份，才使得信仰商宗教的各地遗民或外邦人，都纷纷加入到大叛乱中。大叛乱一度使得东方地区脱离周朝。但双方军事实力差距还是很大，主要可能源于叛乱一方（中原及华北地区）严重缺乏关键的马匹（主产西北地区）、青铜武器（锡铜主产江汉）、羊皮（冬季御寒衣服）等军事资源。最终，在周朝的周公、召公等贵族集体努力下，新组建的周军平息了大叛乱，甚至攻占了参与叛乱的诸多外邦。奄国，正是其中之一。周公将此地作为自己封土，由其后代经营。这就是鲁国的开始。（严格来说，商代鲁国本在河南地区，为周公的初封地。平叛奄人之乱后，周公是将封地国名带了过去而已。国名跟随贵族封地而走，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如燕、郑、虢、齐等也如此。）

商周时代的人们宗教信仰是万灵论与祖先崇拜的混合体。万灵论，是指人们相信天地万物都各有神灵，所以要对它们崇拜。其中又对天、地、山、川等众神尤为崇敬。这种信仰在中国这里又发生了独特的变体现象，即人们将崇拜的动物神灵认作是自己祖先。人们用“种”来称呼这现象，如：龙种、凤种、虎种、狐种、蛇种、犬种、鹿种等。由于信仰如此，所以人们在取名时多会将此宗教寓意给用进去，以表达美好祝愿。

结合当时人们信仰，可推知“鲁”的本义应为：鲤鱼之神。

鲁的“憨厚”等词义，正是从鲤鱼怡然自得的游姿、容易上钩等自然习性上衍生而来。

鲁国，实际是以“鲤鱼之神”为城邦保护神的国家。鲁君，正是商宗教信徒的鲤鱼之神的化身。城邦保护神是古代文明都有的宗教信仰现象。再后来的中国城邦保护神便是“城隍爷”。这段以动物神为城邦保护神的记忆最早可能在鲁国被楚国灭掉后才渐消失。

鲤鱼，是中国人最推崇的“锦鲤”文化象征物。

鲁君赐给孔子“鲤鱼”，以作为其新生儿的礼物，是非常吉利与荣耀的象征。若按当时习俗，孔子应被赏赐的是鸡、鸭、狗等普通家畜。比孔子高一级的贵族是牛、马、羊等大家畜。再高一级的会是玉器与丝帛。鲤鱼赏赐的背后是鲁君对青年孔子的高度福佑。这正是让孔子异常兴奋的原因，于是就将儿子取名为“孔鲤”。

周公长子的伯禽抵达鲁国后，就在本地修建了带有城墙的城市。“国”的最初本义，就是筑有城墙、驻扎军队、建起宗庙的城市。

此时的中国大地，是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统一国家--周朝，却实际是由与鲁国一样众多的城邦国家组成。

其原城市轮廓，大致就是前图考古出的结果。

当时的鲁国及山东的自然环境与如今极为不同。

彼时山东境内大半都被原始森林覆盖，其中就有大量需两个人才能合抱起来的千年松木。虎、豹、熊、兕（现被错称“貘”）、野牛、羚羊、鹿、狼等穿行其间，猿、猴等在树上跳来跳去，树干之下、地面落叶之间都是蠕动的蛇类，鹰、鸮、鸠、鹤、雁及其他大大小小鸟类成群翱翔于天空。

宽广浩淼的黄河（此时河水清澈，还不应叫“黄河”，所以当时人只称呼为“河”）如一条巨型青带落在大地上，东流入海。其南北两岸是大大小小的河流与湖沼分支，构成广袤的湿地。

正是在以原始自然主导的大地上，散落着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族群。大的族群人口超过5000，构成基本的原始国家形态。小的族群人数也就百来人。还有大量以家庭为单位，当时被统称为“野人”。部落之间有商业、通婚、联盟等，也有世仇。彼此经常为争夺土地、宗教原因等互相战争。当时山东半岛人口不会低于100万，所以若按此粗略推测部落群体不会低于100个。其真实数量远高于我们传统历史观点。

如果认为此时的人们都知道自己是华夏人，就搞笑了。

鲁国是一个城邦国家。论国土面积也就城市大小。主要人口生活在以那几个城与邑（村庄前身）里。定居点以外的更广大地区实际就是以上人群的生活区。

邑

邑，实际就是“殖民点”。

其本身是基于当地原部落村寨发展而来，或者是重新兴建的移民定居点。

由于周贵族是定居在城市，所以其外部的“邑”实际是原部落村寨自身发展而来。周贵族对“邑”派有官员，或者委任原部落酋长作“邑长”，帮其管理赋税。个别“邑”的经济、宗教或军事价值很大，于是一些贵族也常年定居于此，有些干脆将祖庙都搬了过去。

邑的存在，是将原部落纳入国家体制的关键步骤之一，它给原“无国家观念”的人们第一次树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意识。

虽然人们不得不给国家服劳役、兵役、与缴纳实物税，但国家提供给了人们最关心的“人身安全保障”。

国家对“邑”及其人民有保护义务。

原本敌对部落就不再敢轻易侵犯他们，毕竟对他们的侵犯会立即引发整个国家的军事报复。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得到最大庇护。

国家对“邑”有救助义务，所以当饥荒、洪涝等出现时，国家有义务紧急调拨粮食、木材、皮布等去救济邑民。而处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原始部落，对这些灾害的抵抗力非常弱，往往一个大灾难就导致整个社群崩溃。

鲁国与其他众多诸侯又组建成一个更广大的周王朝互助网络。即当某一国发生国家性饥荒、水火灾害等时，其他友邦都要前来援助。借粮、援建等事件，常出现于先秦史料里。

所以，这个国家体制是部落根本无法竞争的。

出于对这样的国家福利体系的憧憬，不断有部落人移民过来，我们姑且称之为“经济移民”。当然，还有部族基于某种原因而集体移民的。

邑的价值在这时就更为突显。

此时，它成了国家安置这些“移民”的关键地区。

自“邑”被纳入国家体系，其人口构成就不再是原单一部族，而是很多族群混合状态。

到先师降生时，人们已形成同属为“鲁国人”的单一身份认同意识。

我们必须对“邑”有这样的认识，这样才能理解有关先师父母家庭的事情。

先师父母

先师父亲来自“陬邑”，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陬人纥”，“纥”为其本名。母亲来自“颜邑”，本名不清楚。后人所谓“颜徵在”，都是杜撰的。先秦贵族女性都只称“姓或氏”，所谓平民能留下“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先秦人用名基本都是“单字”，“徵在”这种“双字”都不符合那个时代习惯。其取名之意，也不符合当时文化习俗。

两人都是原住民后裔。

陬人纥能晋级为鲁国贵族，纯属时代造化。

原本周朝贵族都是商周贵族后裔。但自东周开始的诸侯混战，一下让国君们破例向平民开启了“晋级”之路。

立军功，几乎成了平民阶层唯一机会。

陬人纥正是通过军功在鲁国实现了阶层晋级。最初是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家家臣。《左传》特别记录到其参与的两场战争：一个是自己力扛城门，救助陷入城中被包围的鲁国及其盟军；一个是孤身帅敢死队冲破齐国大军重围，救出鲁国顶层权贵的臧武仲。

在《诗·兔罝》里，当时贵族们用“赳赳武夫”来歌颂像陬人纥这样的勇士。（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陬人纥也不是商贵族后裔。

因为按当时习俗，若他是贵族后裔，那么自己得有“氏”。若有“氏”，作为儿子的伯尼及孔子都应继承他的“氏”。但先师自立“孔氏”，已说明其父的平民身份：没有“氏”。另外，历来说孔子是宋国贵族孔父嘉之后，曾祖父孔防叔搬迁鲁国。经历四代人生孔子。按此可知孔防叔家族在鲁国应非常大。但后世都知道孔子一门是独立发展出来，根本没有任何宗亲。

鲁国是个不大的城邦国家。人口约30-50万，还不如现在的百万人口大县。所以，陬人纥的传奇故事很快就能传遍全国。他是国家英雄。特别是在平民眼里，他是真正偶像。给那些试图晋级为贵族的平民们做出了最好的人生榜样。

当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会立即吸引人们歆羨的目光。

由于鲁国主体人口为原商宗教信仰的人民，所以当时保留了不少商代遗俗，其中一个就是“野合”。

野合，是在每年的特定日期（一般是某一宗教日），达到婚配年龄的男男女女集体到特定地点聚集的“自由相亲”活动。男女双方彼此认可就行。事后，再由男方到女方家提亲。双方家庭都接受这种文化习俗。这种习俗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一度被延续到建国后。至今在老挝、越南仍有遗风。

陬人纥与颜氏都是原住民后裔，沿袭习俗。所以两人是在这种场合“婚恋”，故而叫“野合”。作为国家英雄的陬人纥出现在这“相亲大会”里，足以让多数少女倾倒。但最终他只选中了颜氏，而让其“受宠若惊”。

由于周贵族实行的是“父母做主”的婚姻制度，所以与此习俗非常冲突。周贵族自己被禁止参与这类活动。连去观看活动都被认定“非礼”。

随着“父母做主”的周礼婚姻制度在齐鲁大地及全中国的普及，这个“野合”记忆也消失了。但《周礼·地官·媒氏》是对此有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完全贴合，这已说明一切。

孔子三岁之时，父亲就去世了。

其父去世前夕，鲁国发生宫廷血斗。曾被其舍命救出的臧武仲得罪鲁国三桓，特别是孟家，不得不杀人亡命。作为臧武仲的救命恩人，事后两人应有很深交情。但孔父又是孟家的股肱家臣。臧武仲亡命出逃后不久，孔父就去世了。去世后，孔家封地也没了，按理应是由其后裔如孔子继承才对。没人知道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作为鲁国平民的一代传奇人物，其故事就此画上句号。

阙里

阙里，是鲁国的城中村。

叔梁纥去世时，颜氏才17岁。按年龄就是现在高中生。

此时，她带着孔子从农村搬回城里。毕竟，叔梁纥的遗产在城里。

颜氏接管了叔梁纥遗产，以及遗子--伯尼，也就是孔子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叔梁纥曾为鲁国一代骁将，有封邑，按理应有足够遗产可供母子们生活。但颜氏只看见遗产很少，基本很难维持家庭开支。

于是，她卖掉贵族区的宅基地，而搬迁到“阙里”这城中村来生活。毕竟，这里生活成本要远低得多。这里也有很多颜氏乡亲可社交，可满足基本的情感需求。

虽然乡亲们都来自“颜邑”，以“颜”为氏，但并非同一宗亲。

在这里补充下有关“姓”与“氏”的区别：姓，乃天子所赐，仅为贵族所有，在商周宗教观念里是代表神帝的直系后裔。氏，是由“姓”分出来，实际是“政治”安排的意外产物。凡是被赐“氏”的，即意味该孩子丧失王位或爵位继承权，而需“另立门户”。所以有爵位继承权的潜在孩子，都只保留“姓”，对外冠名：公子、公孙等。被赐“氏”的，如：南宫、国、高等，都是很荣誉的称呼。有些贵族以自己官职为“氏”，如：劉、寇等，寓意该官职应家族世代传承。贵族以外的平民，也有了仿照贵族而独立取“氏”的社会现象。其通常也以职业、家乡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家产传承”。政府发现这种社会现象后很鼓励，因为“氏”起着古代“身份证”的作用，大大便利人口管理。像“颜氏”，政府一看就知道其与“颜邑”的人有社会关系。尽管如此，大部分平民仍喜欢仅用“名字”，而不用“氏”。鲁国“颜氏”是以“地方”为名取“氏”。但前文已提及“邑”是多族群生活区，所以最初取同“氏”并不代表是“同一宗亲”。在这里需注意：作为宗族的氏族在商代就已存在，但为氏族取姓“氏”则是周代才广泛发生的事。

城中村是个脏乱差的地方，这是商贾流民等底层人口集散地。打架、偷盗、吵骂、乞讨、霸凌等是日常现象。其生活环境可想而知。

尽管为节省生活成本的颜氏不断精打细算，但仍难维持家庭开支平衡。其生活收入可能仅限于纺布等女工活计。这是当时每个家庭女性都干的营生，昼夜忙碌，但收入有限。这里引用宋代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所以，孔子与其哥哥伯尼很小就在城中村里做起了“童工”，以贴补家用。先师在《论语·子罕》里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当先师15岁“有志于学”（《论语·为政》）时，这意味家里少了一个劳力。此时，家庭经济重担实际是由伯尼撑了起来。

可能源于过于辛劳等原因，颜氏年仅33岁就去世。

尽管一生艰辛，但她还是帮丈夫叔梁纥完成遗愿：将两个孩子独自拉扯成人。

在这必须补充下：在当时，守寡并不被认可。改嫁，是贵族与平民都通行的事。特别是女方父母，为了女儿未来考虑，都会令改嫁。对急于扩充人口来增强实力的国家而言，守寡是在浪费人口资源，所以也很排斥。社会观念如此，所以在当时“礼制”上也没有任何鼓励“守寡”的条文。后世的守寡为“贞洁”的观念，至少在当时不存在，也不被认可。

然而，年纪尚小的颜氏却决定“守寡”，更像是自己独立决定的结果。就像每个青春期的男女都常做过的“任性”决定一样。

颜氏的“任性”是基于这么一个事实：如果她选择改嫁，因自己的平民身份，所以只能嫁到平民阶层，即便是富裕商贩而未来生活无忧，但孩子们就会立即丧失丈夫叔梁纥用命赢来的“贵族”身份。

为了孩子们的长远考虑，她不得不选择“守寡”。

她牺牲自己，主动背负起艰辛，可能面对压力而时常忧躁，但最终仍实现了目标：就是保住了孔子兄弟的贵族身份。

先师能读书，只因有“贵族”身份。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读书。

如果颜氏按当时习俗选择改嫁，那么中国将永久丧失一个万世圣人。

由其及其门派学生们向中国大地各土著普及的“我们都是华夏人”的族群认同意识，也不会发生。

鲁国人

青年孔子所看到的鲁国人，是讲着多种语言、穿着多样服饰、信仰不同神灵的大杂烩人群。

与现在影视剧将鲁国人定格为“单一画像”，还是极为不同。

上层贵族人使用的是一种当时濒临消失的语言：雅言。这是作为统治者的周人带来的。中层贵族是随周人而来的商朝遗民，使用的是古商语。原住民可能讲的是“东夷语”--一种已消失的语言，当然也可能原就是商遗民而讲“古商语”。还有从南方来的讲吴越语--也是已消失的语言。

当然，这都是很笼统的表述。

比如东夷语，在细分到每个地区又形成众多的东夷方言。有些方言之间差异非常大，两个东夷人在一起都互相听不懂。山东半岛还有第三类语言，也已消失。韩语、日语不同，但都是本地语言在海外的延伸，这足以证明当时还有第三类语言作为小语种存在过。

先师小时候生活的“阙里”，正是这些讲着不同语言的四方人的聚集地。天资聪颖的他，应该对这些语言很敏感，很可能会简单讲几种语言。

除了语言不同外，另外是他们的衣服、发型、纹身、配饰等直观印象也不同，饮食行为、问候礼仪也都有差异……这些都只是再强化互不认同的身份意识。

鲁国人的宗教信仰更是丰富多彩。

在周人带来周宗教前，这里的人们广泛信仰商宗教。

商宗教的神灵谱系大致分为：天神系与地神系。其中，地神系又主要为土地神、山神、河神、动物神灵等构成。每个族群都自认为是某一神灵的直系后裔。

所以，孔父的陬邑人与孔母的颜邑人，实际上自认的先祖神灵都不同。

《诗·国风·召南·鹊巢》：为鹊有巢，为鸠居之，是来庆祝两个贵族喜结连理。后人不知道当时信仰观念，以致于对此“起兴”完全不理解：“鹊巢鸠占”明明是贬义，怎么拿来庆祝新婚呢？

虽然先祖观念不同，但大家还是一致信仰“商宗教”。所以，在对圣山--岱（泰）山的信仰上，完全一致。岱山是商宗教里撑着天的四根大柱子，所以宗教地位非常高。当时的岱山山神很可能是神鸟形象，并非人类。人们认为它就住在岱山的某个仙洞里。人们在岱山脚下兴建起“井”形神社，社前有两个石犬作守护神，再摆上“几”，呈上肉、酒、果、米等供品，虔诚祈祷求保佑。神社前及神道旁的那些参天古木，人们用苎麻等植物做成的麻绳围成一圈，系上白色丝帛，称之为“索”。掌管神社的古国君及祭司们，需要在特定日期沿着神道走向山顶祭拜。

站在岱山山顶，面朝东方。从东方海洋吹来的云气直抵这里，从人的脚下拂过，真如人们想象中的天的高度。东方海外，是人们想象的日神及其他众神居住的地方。从这，很容易让信仰者联想为此云气为那些神灵们驾驭的云气。自己很可能与他们正面相遇。祭拜结束后，人们会找一个隐秘点，埋下个大铜铃--一个为山神特制的祭品。

周人到来后，将岱山纳入到鲁国版图里，是具有极强的宗教意义。当时山东半岛大半仍是商宗教信仰的方国及部族，人们为朝觐圣山就必须到鲁国。从而就得接触周宗教文化。鉴于周人的齐国及鲁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人们惯性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宗教文化”才促使他们拥有了那些先进军事技术--来自神灵的福佑，所以一些东夷贵族返国后也仿照齐国与鲁国而开启了文化变革运动--也即周礼化。

周礼化的开始，也即周宗教信仰在当地贵族圈的普及，才第一次将原本因祖先不同而互不认同的各土著群体，在宗教文化上都塑造成同一个祖先--黄帝。

周人的宗教信仰为：天--黄帝。

对此以外的原众神，在其辖区采取的是功利性的“合作模式”：一般不干涉。但若其信仰者与政府管理冲突，那么后者很可能采取“弑神”行为--也即灭其信仰文化。除天-黄帝之外的众神，在周贵族信仰观念里都要“听从”周王--这天帝之子。凡不听从的，就要灭掉。一些“弑神”的巫术仪式，被记录在《周礼》里。

鲁国贵族一直致力于在当地推广周宗教信仰，但似乎影响力很弱。

主要在于：天--黄帝信仰不向占人口多数的原住民们开放，而仅为贵族圈内文化。

毕竟，鲁国贵族自认为是正统黄帝后裔，而平民自认为祖先是其他动物神灵，与他们无关。

所以原住民还是高度保留了原商宗教信仰。

但随着像孔父一样的原住民精英都加入到鲁国贵族里来，其改信仰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

青年先师所处的鲁国是这种多元信仰文化的混合体。在这种混合体文化里，彼此互拜神灵、发生信仰冲突都是很常见的事。先师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正是对“互拜神灵”现象的个人批评。毕竟，此神灵关乎人们祖先问题。拜他人神灵，就等于拜他人祖先。

当然，现在影视剧是拍不出这多元文化曾存在过的历史画面了。

尽管人们信仰不同，但在自己的国民身份上都认可：鲁国人。

自从周人带来国家观念后，一个全新的族群身份意识就此植根下来。

它并不与原信仰冲突，而是两个独立事物并存。

孔氏

当先师“十五有志于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周礼化”的过程。

由于父亲出身平民，没什么文化，所以连“氏”都没留下来--当然也可能是当时宗教信仰使他不喜欢“取姓氏“。

但先师自己是读书人，现在也选择周礼化，那么他就必须得给自己取个“氏”。

于是，他自己取姓氏为“孔”。

之所以取姓氏为“孔”，是因为它是当时周宗教信仰里常用的一个“宗教祝福字”。现在叫“宗教姓”。与佛教徒改姓为“释”，南北朝“天师道”信徒取名带“之”，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徒按其经书取“经名”的社会行为一样。

孔，作为一个周宗教祝福字，广泛见诸《诗经》，如：德音孔昭--《小雅》，其新孔嘉--《东山》，孔曼且硕--《閟宫》，牖民孔易--《板》，饮酒孔嘉--《宾之初筵》，祀事孔明--《楚茨》……

就“孔”的本义而言，应为：神子侍从。

“孔”从“子”。“子”在当时是“神子”的意思。所以推断“孔”的最初本意为：神子侍从。这些侍从也是神官，具有高级身份，为神子向人民代言“神谕”。所以“孔”的“溢美”等词义，就从这引申出来。

自古以来对“孔”的引申义一直很难断定，正源于人们没想过它与“神子侍从”的关联性。

人们也不知道“子”在当时是“神子”的意思，还以为只是“普通孩子”，所以对当时社会用“子”来作高级敬称的行为就很不解。

先师引用周宗教的字来取姓氏为“孔”，即是很强的宗教宣言：他与本地原信仰文化作了“切割”，而一心归属于“周宗教”。

只有知道这个社会文化背景，我们才能知道先师是个现代所谓的“革命者”，压根与“守旧”无关。

人生轨迹

现在的孔府是个雅致的大宅。

不过，这都是后世皇帝们赐予。

最初先师住的仅是个普通的平民房。按当时条件推测：应该是低矮、狭小的木板屋。

虽然叔梁纥死了，但后代仍受荫庇。

先师能以贵族身份来读书，正得益于此。

人们都有寻找名人后裔，提供帮助的社会习惯。至今，这种社会行为仍很盛行。虽然孔父已殁，但作为曾经举国皆知的英雄，鲁国上层还是很关心他孩子的成长。作为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家，也是孔父原主家，其宗主孟僖子就很照顾孔子，甚至让俩孩子跪拜孔子为师。当时鲁国权力最大的阳货（虎），是引导孔子入仕的主要人物。阳货是季家人，所以理应是孟僖子向其推荐了孔子。《论语·阳货》记录：孔子不想见阳货。虽然对方权势遮天，但名声不好。阳货想了计策以“巧遇”方式碰到孔子，用“怀其宝而迷其邦”等劝导孔子入仕以实现个人政治抱负，于是孔子就接受了。

孔子有了孩子，鲁昭公亲自送“鲤”庆祝，这足以说明其父威名在鲁国上层的深远影响力。

然而后世研究者，都刻意忽视孔父通过荫庇而对孔子所产生的影响。后来孔子推崇的“兴灭国、继绝世”等周礼思想，与自己受父亲荫庇有很大关系。

虽然先师可能对父亲没什么记忆，但父亲又似无时无刻不在其左右。人们与他交流，无不想到他父亲，提及他的荣耀往事。贵族保护先师，也正源于对他父亲的感念。后来这种对他回报的“感念行为”，被定名为“荫庇”。

19岁时，孔子与亓官氏结婚。后者是个没落贵族的女儿，与此时的孔子身份相等，所谓“门当户对”。

前文提到：鲁国贵族婚姻是“父母主导”，所以应是孔母在世时举办的婚事。媒人不得而知，正常应是孟僖子这样的人帮找到的，然后转给孔母决定。孔母决定后，便派伯尼带着聘礼到女方家，将其带回来。在家完婚时，孔子才第一次见到新娘。

在这我们需注意：孔父与孔母是通过当地的“野合”来结婚，而到孔子时是通过周礼的“父母做主”方式结婚。这是非常大的变化。说明孔母及孔家都已“周礼化”。

早在读书前，少年先师心中就有很强的“正义感”意识，这是受家庭教育的结果，并且只能是母亲所赐。读书，只是助人理解心中原就有的“正义感”，找到了那些与自己理念共鸣的精神偶像，然后将已有的或“茅塞顿开”的理念强化为自己的做人原则而已。若缺乏这前提条件，那么读书获得的知识很可能沦为恶人的施暴工具。父母是为孩子种下“善”的种子的最重要人。哲学家们讨论这个问题千百年了，这是如今得到的共识。

孔子时代的中国哲人们也讨论过“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争议很大。但都共同认可：通过儒家文化的熏陶，人们会回到“性善”的正道上来。

通过周文化学习，更加强化了先师心中已有的“社会正义”意识。

“社会正义”是儒家自始至终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外思想家们最关注的问题。

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商宗教只是教育人们要无条件信奉神灵就好，这样即可得到神的福佑。对亵渎神明者，将遭受恐吓式的神罚诅咒或真实刑罚。在这并不存在“正义”问题讨论。为侍奉好神灵，以及那些自诩为神灵化身或其后裔的贵族们，人民有必要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当贵族灵魂去往另一世界时，也得有人跟着去那个世界侍奉他，这就是当时“人殉”制度背后的思想。

与此相对的是：周礼文化主要探讨的是“社会正义”。这是通过一个以“德”为名，融入天地神人互利的独特宗教思想，聚焦解决现实人类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式“社会正义”。

先师对这中国式“社会正义”非常着迷。 不断搜集官方书籍、民间神话等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以补完自己所期待的神灵“正义”史。向乐师们学习乐艺，既是感官享受，也是精神净化，还有一个被刻意隐去的事实：当时人们认为音乐是与神沟通的最佳方式之一，所以掌握音乐还是习得自己与神沟通的必要能力。他也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高个子的肌肉男。因为当时教育里还有很重的军事科目，如射箭、驾战车等。当然，他对后者比较冷淡。

先师最关注的是“社会正义”。做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社会正义”的政治抱负。不做官，怎么去实践？平常，他多就此与朋友“臧否人物”。

但此时，他的首要任务却是：找份工作来养家。

按当时习惯，他首先应找三桓之一的孟家来寻份工作，如政府差事或家族工作。

不知为何，他并没有这样做。有些史料称他做过小吏，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确定的是：他最终选择回到自己那个“城中村”，办起了学堂，向广大底层人群普及教育。

孔子向平民教书，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举动，也是中国历史的革命性事件。他打破了社会禁忌，以实际行动强烈冲击着贵族与中下阶层人民的旧观念。自他的革命之举，其他人也才纷纷“打破思想禁忌”而向平民传播知识，包括后来抨击他的那些学者们--实际都受益于此。

如果没有先师的革命性举动，那么后来两千年里的中国平民孩子都不一定有权读书，而只能保持“文盲”状态。如欧洲、中东、印度、日本等的历史一样。

先师对有想法来读书的平民子弟，并没有设置“学费”门槛。按照当时习俗，父母们得带着孩子与礼品登门拜访。个别贫困家庭只带点肉，当然对他们来说很珍贵，先师也照收留孩子入门。周礼文化教育人们“论心不论迹”，礼节到位即可。

最早意识到“读书”对平民命运可能产生极大影响的应该是商人阶层。作为常年服务贵族及平民之间的特殊角色，商人们很敏锐就能捕捉到这新兴事物将对自己孩子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有了晋级为贵族的新途径。

先师的第一批学生是自己的“颜氏”乡亲们，据《论语》记载有8人，为最多姓氏人物。这些“颜氏”乡亲多为旅居城里的小商贩。孔子自认为最好的学生“颜渊”，也来自小商贩之家，只是做生意运气很差：屡空--《论语·先进》。另一商贩孩子--子贡，正因此得以晋级为贵族，后来成为鲁国、卫国丞相，并在当时诸侯之间有一定影响力。

先师的儒家里：儒与商并不存在矛盾，反而是共生关系。将“仁义”理念作为商业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国有子贡--儒商之祖；在日本有涩泽荣一，他是主导日本“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被日本人赞誉为“资本主义之父”。不过，后来儒家人发现：儒家的“义”与商人的“利”有很大冲突。于是，就逐渐赞同法家的“抑商”政策。这仍是一个有关“社会正义”问题的事，涩泽荣一也深度思考过，在此就不讨论了。

先师以自己方式为中国人打破本已固化的阶层，让中下层人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间接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社会正义”的目标。后来每当中国社会再次发生阶层固化的问题时，儒家人都会强烈抨击权贵，要求主政者必须重新为平民打开流动机会。

更重要的是：先师为中国人创造的这理念，已深入到中国人骨髓里。

有了这些学生，于是就有了一份收入保障。

慢慢地，其名气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首都里便广为人知。

将知识向平民开放，一开始令鲁国贵族们惊愕。但看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方式其实最大受益人是自己：因为民智开启，意味有更多精英产生，而精英们最终是要在他们这里找工作，为自己服务。先师的很多学生都成了鲁国三桓的重要干部，在外交、礼仪、祭祀、军事等都有优秀表现，相关事迹被记录在《论语》及其他资料里。

当然，最对先师心动的是鲁国国君：鲁昭公。

鲁昭公比先师小约10岁，实际是将孔子视作兄长。

鲁昭公之所以非常敬重孔子，除了他是名将后裔外，更重要的是：先师在鲁国民间传播的《周礼》文化，其“尊君”思想对自己很亟需。

鲁昭公是个被权力架空的国君。真正大权在当时三桓手里，特别是季家。三桓与昭公是宗族本家。

然而，权力会扭曲一切。

为争夺权力，鲁国国君宗族内部的血雨腥风历史非常多。鲁昭公与三桓为争权而关系非常紧张。

昭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争权，当时统归三桓所有。于是，他想到利用民间舆论来为自己争权。

先师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相中，刚好他因向大众普及教育而拥有了良好声誉。

但先师不想过早入仕，主要是很清楚：与鲁昭公走在一起，等于立即向权力最大的季家“挑战”。

季家也想拉拢先师，但他与孟家关系良好，又顾虑季家与鲁昭公的紧张关系，所以一直不应召。

直到季家主宰的阳货（虎）亲自邀请，他才不得不应诺。

历来所谓孔子与阳虎斗了三十年，根本就是瞎杜撰。以当时先师的普通贵族身份，怎么可能有资格参与到鲁国顶层的姬家内斗去？

《论语》记录了孔子一生言论，但从没一条提到他抨击阳虎。事实上，阳货（虎）正是引导孔子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先师实际应心存感激。至于阳虎与其他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孔子都没资格参与，他也不想参与。而是冷冷的做旁观者，埋头自己工作，特别开心是有机会到宫廷找到更多书籍资料及学习礼乐文化。

后来，他官至鲁国大司寇--现在最高法官，但实际权力也非常有限。

在此期间，鲁昭公为争权对三桓开战，最终落了个兵败流亡他国的结局。

先师曾想过为强化国君权力而“削三桓“，因此得罪了他们。包括原保护人的孟家。宗主孟懿子还是先师学生。

权力斗争让他窘迫，临老选择了流亡生活。这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大量失意贵族流亡他国。齐桓公、晋文公都有过流亡生涯。

但先师名气在当时中国很小，这个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从他流亡过程就能知道：他经过的基本都是当时中小国家。真正的大国如华夏族盟主的晋国，根本就与他无交集。

他也没有跟老子有过交集，后者是不存在人物。由于他的思想被有些学生发展成“无神论”思想，而挑战了整个社会信仰观念，于是一批捍卫“神权”主流价值观的卫道士们就创造了“老子”进行回击。先秦金文“老”与“考”为同一字，即指：如父亲一样神圣的人。

至于孔子杀少正卯也是杜撰的。后者果真有那么大名气，与孔子争学生而“三盈三虚“，那应早是诸侯间的“名人”，而被各种聘用。但实际上没一个国家与少正卯有过互动记录。少正卯一案最早出自荀子--这位法家理论的宗师人物。荀子创造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只是为表达自己的“法治”理念。通过构造名人轶事来宣扬自己理念的，这在当时很普遍。道家人借孔子大名来创造弘扬自己理论的故事更多。现在，这种“民间野史”现象仍很普遍。

流亡十四年后，中途穷厄不断，已经六十八岁的先师才得以被季家特批允许回国。

季家特批是因为先师学生们已纷纷是鲁国的各肱骨大臣，学生冉有作为骨干刚帮鲁国打败了大国吴国的侵略，而当时又有“敬老”的周礼习俗，所以综合考虑后才以礼请回孔子。

回鲁国后，花了三年时间编修《诗》《书》《礼》《乐》《易》。

然后，去世。

社会正义

追求社会正义是先师及儒家的主要目标。

在那个“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动荡年代里，他敏锐发现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在“政府”自身。

但权贵们更愿意将矛盾引向其他方面，如：人民自身有罪而遭天谴。

先师是“有神论”者。

他坚信“天”的正义，“黄帝”的正义。

这些“正义”以周礼呈现出来。所以要回到正义，就得复古周礼。

他以此作为神圣来源，去劝贵族净化自己，结束暴行而改为仁政。由于贵族们也都是宗教信徒，所以面对这样的“神圣”批评既气愤、又无法辩驳，却又为自身利益而拒绝改变。

儒家主倡的“义”，核心是要让权贵自觉肩负其服务人民的“义务”。

所以，他不是“守旧者”，而是：借助复古为名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实践者。

对周礼的“损益”，也给出了这种实践的真相。

像他这样以“复古”为名来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人，至今中外仍很多。他们的许多理念很有启发，备受参考。

由于看到了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他成了政府不喜欢的对象。如他一样的后世儒家学生们，一经抨击政府不公，往往遭到迫害。时常还发生“焚书坑儒”的惨案。后来先师不得不选择流亡国外，也正因此。不过，他自认为是为人民与政府共同服务，不是麻烦制造者。

在追求社会正义的漫漫长路上，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非暴力”倡导者。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对抗。正如他个人勇敢对抗鲁国权贵一样。

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环境里生出了奇特现象：为民请命。

为民请命，体现的是个人良心。一个超越者的道德自觉。用宋代大儒张载总结的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

虽然他在有生之年不得志，但他追求“社会正义”的理想激励着后世无数儒家人去实践。是这些人，不断推动中国文明前进。

文化

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宗师，他很清楚：华夏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关键就在于对自己文化的认可上。

文化，是承载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法器。

每个人的灵魂，以其为中心旋绕，归属于此。

脱离族群文化认同，而追寻他族文化而去的人，基本都被同化于他族。

华夏人之所以是华夏人，正是有自己的华夏文化。

华夏人要保护自己的身份认同，就必须保护自己的文化。

当他人都在好辩其他功利问题时，只有先师在当时首先看到了“民族危机”：华夏文化正在濒临消失。

一旦消失，那么华夏人也将不复存在。

他意外发现了这一关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自觉是上天选中他来背负起拯救民族大任一样。

当个人危险逼近时，他坚信天不会放弃他。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彼时中国大地上的人们还没有形成文化认同，所以还远谈不上拥有共同族群意识。

秦朝没有处理好此问题，成为自己被东方联盟瓦解的关键原因之一。

继任的汉、魏、晋，也是逐渐才认识到“华夏文化”是塑造国民拥有统一族群意识的工具，但对其关键性认识仍很模糊。

直到发生了“五胡乱华”，让原本的中原大地为其它族群统治后，躲避到南方的华夏人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南方华夏人的想象里：北方华夏人早已丢失了华夏文化，而被同化成与“五胡”一样的野蛮人。

南方儒家人成为面对这一民族危机的主动应战者，开始向全民灌输儒家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与华夏人”的民族意识，成功打造了区域性的民族共同体，这才促成了世界最早的民族意识诞生。

而在北方的儒家人，则不断给用“文化”给遗民教导：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与华夏人。从而保住了主体人口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同时，他们也为君临此地的部落贵族们灌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与华夏人。到北魏时，终于赢得统治阶层的集体汉化。

若没有先师超前的洞见，将文化作为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那么汉族真不一定存在。而将与世界史上其他著名族群一样，在经历某一大劫难后，从此消失。

人与神

先师必须要处理一个棘手问题：人重要，还是神重要。

在当时传统观念里：神最重要。

人们为崇拜神灵，愿意将他人作为祭品贡献。人殉制度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人殉，是将活人杀死作为贵族或神灵在幽冥世界的仆从。人牲，则是将人作为神灵的点心。

周宗教对此很厌恶。但周贵族为统治广大商宗教遗民，还是默许暴行在遗民群体里作为习俗继续存在。

个别时候，少数周贵族也受商宗教文化感染，而做出类似暴行。

先师面对这个主流社会观念，却坚决说“不”。

且誓言将其坚决清理干净。

他的这一行为，等于向广大信徒的公开挑衅。

但他并不在乎。

因为他坚信周宗教的“天与黄帝“的“正义”，才应是人民的正道信仰。

他的这思想被后来儒家人完整继承：只要有犯人的伦理道德，那么任何宗教神灵及其文化都要被干涉，乃至消灭。

一些人进一步发展成“无神论”。

儒家有自己的宗教体系，但教义却落在了“人的价值”上。

因教义如此，这就使得它与其他宗教能产生共生关系。

它并不关心对方宗教神灵如何，而只关乎对方教徒及教义是否做出有违人的伦理道德的事。如果没有，则能共生。

但在西方，则无法共生，往往发展成残酷的宗教战争。毕竟，后者教义核心是“神”，且第一条明确要求教徒：只能信自己，不能信他神。这就成了他们之间文化冲突的根源。也就现代西方建立起儒家一样的专注世俗事务的理念后，才勉强实现了各宗教的共生。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各自独立的和平共生，与儒家能融入其中“共生”极为不同。

“你可以是基督徒，但不能是穆斯林。但你能是基督徒，同样也是儒家信徒。”

仁

“仁”是后来儒学的核心思想。

但其实孔子很少谈“仁”。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论语将它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也是令儒家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

利，功利；命，命运；仁，仁心。

这是当时社会主谈的三话题。人们追求功利，迷信命运论，然后交流“仁心”。

先师对此社会热门三概念都很冷淡，这颇令人惊讶。

虽然如此，《论语》也明确记录到先师鼓励学生追求正义之利，相信自己的天降大任之命，以及多次讨论过什么是“仁”。

利，是满足个人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是世俗概念。

命，是满足个人的精神需要，是宗教概念。

至于“仁”，大家都语焉不详了。

实际上，“仁”是从“元”衍生而来。

商周社会有大量“修仙者”，与如今“隐士”一样。那些被认为修炼成神灵的人，就被称为“元”。所以“元”的概念在主推修仙的道家人那里很常用。庄子推崇的列子，一生都在“修仙”。“元”的此宗教概念被保留在《易》里，其“元神”“元气”概念，至今仍用。

元，是“仙人”最初的称呼。

“元”的甲骨文及金文为“二+人”。“二”代表“神灵”，所与“人”组合起来，就是修炼成仙的意思。

将“元”字的“二+人”，由上下位置挪成左右位置就是“仁”，这正是两者之间的文化关联逻辑。

商宗教将贵族都塑造为“神灵”，这种观念在周人到来后仍非常兴盛。当周贵族借用“元”的概念来创造出“仁”时，即最初表意为：自己拥有半神状态的超越品德。

孔子喜欢这种“超越品德”，但又对“仁”的起源欲言又止，原因即在此：过多讨论，学生们就去加入社会盛行的“修仙”潮流了，而远离自己关注的世俗社会正义的初衷。

仁，是由后世学生们推广的概念。

在诸如孟子一类人的推广中，就剥离了早先的“宗教”元素。

正是“宗教”元素的意外缺失，才使得“仁”的问题成了儒家的一大历史悬案。

公天下

先师的“公天下”理想，是中国人孜孜不倦追求至今的理想。

“公天下”最初是从周宗教里发展出来的概念。

作为一个高级文化学者，他研究了周宗教的上古传说，意外发现：黄帝神话里没有任何教义支持现在世袭的权贵政治体系；相反，更推崇人人平等互助的社会理想。

他从周宗教里发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

商周贵族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宗教赋予了他们世袭的神权。

在那时，黄帝及其他诸帝都是人们宗教信仰里的神灵，贵族们都是这些神灵的后裔，所以自然拥有世袭的宗教特权。

然而，孔子否定了这一切。

所以，当新的黄帝故事在先师这里被推广时，起初是令贵族很害怕的。

他在国外流亡时，那些深信神权赋予自己特权的贵族们对此十分厌恶，所以《论语》记录到的先师遇袭事件，很可能与此有关。

在世之时，他的理论不被诸侯认可，也根源于此。

与其信他的新理论，权贵们更愿相信一个占卜师、预言家、相士、解梦师、降师等的神谕。

虽然一生不得志，但他的理想却征服了非常多的中下层贵族及平民。

因为人们从他的新宗教理论里，看到了自己也有权力与上层贵族对等。

孟子是一个没落贵族子弟，他为此进一步提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当整个社会主导文化是让贵族们“尊神信命”时，儒家人却竭力警醒他们“爱人胜过爱神”。

后者理念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放在当时世界都是独一无二！

再后来的学生将先师理想提炼为“大同社会”，使其成为儒家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激励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最高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华夏

和我一样来朝觐先师的人，来自中国各地。有时，还有日本、韩国、越南及欧美的信仰者。

虽然先师自己不喜欢被当作神灵来做偶像崇拜，但一些朝觐者是有自己理解的信仰。越南的高台教就将孔子明确列为神灵。

朝觐者与游客们绝大多数都是汉人，这个中国最大的民族。

汉人的前身是华夏人，一个周宗教里的神圣族群。

在先师所处的时代，华夏人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它原是周贵族自用的神圣族群概念，后来又吸收进了商贵族。

再后来又吸收进夷、蛮、戎、狄等中国各地土著贵族，而基本形成一个贵族化的“华夏族”。广大人民，还是游离在这身份之外。

前文已提及，商周人们是以“种”来区分。夷，是鸟祖先；蛮，是蛇祖先；狄，是犬祖先；戎，是非动物系的自然神灵祖先。

一开始，它并没有族群歧视之意，而是对各族群的带有褒义的称呼。楚王自称为“蛮”，就是“自夸”。楚贵族信仰的祝融神祖，原是一个蛇鸟神。

这些信仰，与周宗教都是独立并存的。

随着周宗教传播，土著贵族改信黄帝，随即也将自己祖先都代入进去，形成了先秦时代繁多的众神故事。

最为关键的是：在人们信仰上，自己神祖也成了黄帝后裔。两种宗教信仰不再是独立并存状态，而是都被吸入到华夏人的黄帝信仰里。

多数神灵脱离了动物形态，而仿照周宗教改为人形。少数还保留着古老的动物神灵记忆，如人首蛇身的女娲、伏羲等。

这个社会信仰意识的剧变，是形成如今华夏族的前提。

不断帮人们改变信仰意识，恰恰就是不断推广周礼及其华夏人意识的儒家子弟。

北魏鲜卑族决定集体汉化时，就引证自己祖先也是黄帝后裔。促成贵族有此意识的，自然是整日教育他们的儒家老师们。

所以，国外汉学家们都知道：汉化，即是儒化。

中国大地各土著得以在祖先认同都追认“黄帝”，正有赖于儒家不断推广的周宗教。

民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儒家，赋予了中国各地人们以黄帝为祖的共同想象。当时的诸子百家，也只有儒家人不断向各地贵族与平民普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华夏人。黄帝与华夏概念，都是由周王带来。在更早的商代，商王建立起了天神系+地神系的宗教体系，其中王族属于天神系，故而以“帝”自称；其他同盟族群，被列入地神系，称之为“伯”，作为其辅佐。这就是“天干地支”的“二十二字”本义由来。它寓意：世界的每一天都由一位（商王）天神+（盟伯）+地神护佑。由于当时都认为祖先是动物神灵，所以地支十二神接着演变成先秦的“十二生肖神”。后来的“天干地支”失去了这商宗教本义，但其处理族群关系的“宗教智慧”为周王所用：即将其他族群先祖都纳入到自己的宗教体系里，这样才能形成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永恒意识。这“宗教智慧”，至今仍被世界各宗教作为核心思想来用。

没有先师继承与推广的这一切，那么华夏族也就不复存在。

世界上不乏大帝国，但最终都因没能塑造成同一族群而在历史的某一刻瓦解。

中国没落入这个历史循环，就庆幸于它有了先师及其子弟们，用儒文化为原本互不认同的族群塑造了共同的民族想象。

正如我开始所言：没孔子，没汉人。

来源：大仙杨四海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