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
作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人的生计》《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合著）等作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一。
19世纪文明不是毁于野蛮人的外在或内在的攻击，它的活力不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或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或法西斯主义下层中产阶级的反叛销蚀的，它的失败也不是利润率下降或者消费不足或者生产过剩这样所谓的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它的解体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即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作为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造成的。除了像开拓时代的北美这样的特例，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提供了动力机制，并产生了最终摧毁那个社会的典型的张力和压力。外在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毁灭。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冯钢 刘阳 译
商务印书馆
2025年7月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盲目“利用”之后，人类正在恢复自己的“栖居”。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判并不因为它是建立在经济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或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立足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的经济以自利为基础。这样一种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完全是反自然的，在最严格的经验意义上是例外的。19世纪思想家假定人在其经济活动中会追求获利，他的物质主义倾向会诱使人们尽量少而不是更多地努力，并预期会从他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报酬，简言之，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倾向于遵循被称为经济理性的东西，并且所有的相反行为都是缘于外在干预。于是，一个由市场组成并完全处在市场价格控制之下的经济体系，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并且由此看来，以这样一组市场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是所有进步的共同目标。不管从道德上看这样一个社会是否值得向往，它的可行性——这是自明的——总是奠基于人类永不磨灭的本性之上。
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人类的行为不管是在其原初状态还是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几乎都与这种观点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弗兰克·奈特的“没有任何特殊的人类动机是经济动机”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一般而言的社会生活，而且也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交换的倾向——亚当·斯密在他描绘原初民的形象时如此自信地倚靠的——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并不是通常的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倾向。不但现代人类学的证据证明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建构不过是一堆谎言，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同19世纪社会学家的悦耳说教所假设的完全不同。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并且从切近的观察中可以发现，19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即使与其最邻近的前身相比，本质上也是不同的，差异就在于它将自身的调节倚赖于经济上的自利。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当自发调节市场的乌托邦试验仅仅成为记忆的时候，工业文明却仍将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以至于无法设想。他们害怕出现制度真空，或者更糟的是——自由的丧失。这些危险一定会变成现实吗？
与转型时代无法分离的巨大苦难已经过去了。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波动、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变更、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倒塌，我们已经把最坏的都经历过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付出了变迁所需要的代价。人类还远未使自己适应于机器的使用，有待完成的改变仍然还很艰巨，返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像要把我们的麻烦转移到另一个星球上一样。仅仅致力于消除侵略和征服这些邪恶力量也是没有用的，这种徒劳的努力实际上反而会帮助这些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在军事上已将其彻底挫败。在那种情况下，相对于虽然意愿良好但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邪恶的肇因将被赋予代表可能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政治中是决定性的。
传统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真空之中。权宜之中也可能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萌芽，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这种发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民主的或贵族统治的，立宪主义的或威权主义的，甚至还可以是我们还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某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早已成为另一些国家的现实，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仍旧体现了某些国家的过去。但结果对他们而言是共同的，即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使劳动力摆脱市场，意味着一个根本性转变，其激进程度并不亚于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工资合同不再是私人契约，除非这些合同所涉及的不过是次要和附属性的内容。不但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工作时间、契约的形式，而且基本工资本身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工会、国家和其他公众团体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由这些机构的特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生产管理的实际组织决定的。尽管从事物的本性出发，差别工资必须（而且应该）继续在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与直接货币收入无关的其他动机会比劳动的金钱报酬更为重要。
使土地脱离市场，这与把土地归属于确定的制度机构是同一个意思，这样的制度机构包括家庭、合作组织、工厂、市镇、学校、教堂、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无论个人拥有农场将在多么广的范围内继续存在，土地租赁方面的契约需要涉及的只是附属性的要素，因为基本要素已经被移到市场的权限之外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大宗的食物和有机原材料，因为它们的价格也不再交给市场来决定。就像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价格在市场之外被决定，并不会干扰各种产品价格的成本计算功能一样，对于无限多样的产品而言，竞争性市场仍将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并同样不会干扰社会的基本结构。当然，作为这些措施的后果，财产的性质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为保证社会的就业、生产和资源使用，而让源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受限制地增长。
今天，各国都已经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很大程度上，保证金的创设无意中提供了帮助，但20世纪20年代金本位制的危机，证明了商品货币和代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切断。自从“功能财政”（functional finance）被引入所有重要国家之后，对投资的指导和对储蓄率的调控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任务。
于是，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些生产要素移到市场之外，只有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才是一项一致的行动，因为市场将它们都视为商品。然而从人类现实的观点来看，这是通过在整个社会范围的各个方向上废除其作为商品化虚构的假象而实现的社会恢复。实际上，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导致了各种新社会的形成。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19世纪欧洲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都受到了经济学的阻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汇兑领域与文明的领域是完全同一的。只要金本位制和——基本上是它的必然推导——立宪政府仍在运转，势力均衡就是和平的推进装置。这个体系借助于那些大国而得以运转——这些大国首先是大不列颠，它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并努力在后进国家中推动代议制政府的建立。这种代议制政府是必要的，正如需要对债务国的金融和通货进行监控，因而也有必要对财政预算进行控制——只有责任主体（responsible bodies）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一般而言，这样一些考虑在政治家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被明确意识到，因为金本位制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总被视为是不证自明的。世界范围内整齐划一的货币和代议制度就是这个时代刻板经济的产物。
19世纪国际生活中的两大原则，即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及对别国事务的“正当”干预，尽管表面上相互矛盾，事实上却是相互关联的，并且都与以上情况有关。当然，主权，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术语，因为在不被控制的对外贸易和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在国际经济方面并没有任何权力。它们既不能也不愿意在货币事务方面约束它们的国家——这就是由它们在法律上的地位决定的。实际上，只有那些拥有一个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体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对强有力的西方国家而言，这种无限制且不受制约的国家货币主权是与它的彻底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将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构造向别处扩张的无止境的压力。结果，在19世纪结束时，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从制度上被标准化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然而，这个制度却受到它自身复杂性和普及性的限制。正如国际联盟的历史所深刻揭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是一切有效国际合作的障碍，而强求一致的国内体系则是对国家自由发展的持久性威胁，尤其是对于后进国家，甚至也包括一些较发达的，但在金融上较软弱的国家，经济合作被局限于私人机构，这种合作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反复无常和没有效率，而各国之间的实际合作，即政府间的合作，则根本就无法想象。
这种情况足以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两个明显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达到19世纪主权国家所难以想象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因为市场已经成为有调节的市场，各国政府对市场受到的国外干预较之以往更加猜疑。但是，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都会发现它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人们也有可能愿意容忍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构造本国的制度了，这样就超越了19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必须整齐划一。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愿组织国民生活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阻碍性体系下，这两种可能性都无法被想象，并且因此国家之间许多合作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下，联盟（federation）的想法是不折不扣的集权和划一的噩梦，那么市场经济的终结则意味着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