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乐居场的那些事（下）

摘要：因了方言中“恶”字古文字义的多义性，引出这件事，比较特殊。陕西方言中留有不少古人用过的文言文，说出来好像很粗，其实很雅，例如本人在乐居场时无意中听到一家人吵嘴，家中女主人审问她的女儿，问：钱得是多了没处花，谁让你给我过生日在广播上点歌呢？女儿一边否认，一边犟嘴

三

因了方言中“恶”字古文字义的多义性，引出这件事，比较特殊。陕西方言中留有不少古人用过的文言文，说出来好像很粗，其实很雅，例如本人在乐居场时无意中听到一家人吵嘴，家中女主人审问她的女儿，问：钱得是多了没处花，谁让你给我过生日在广播上点歌呢？女儿一边否认，一边犟嘴说：给你点歌是祝贺你呢？！有啥嫌弃的。这一下她母亲声更大了，异常气愤地说：不是你是谁？女儿也燥了说：是是……，后边“狗点的”三个字还未出口，一旁她父亲赶忙撘话：嗨！这碎女子，不敢骂，是我给你妈点的，此时女主人才噗哧一声笑了，说了句：都给我避，避厮！

这“避”和“避厮”，翻译出来就是让自己讨厌的人滚蛋。一位农村妇女骂人不带一点赃字，“避”字肯定比“滚”字雅，你看这乐居场文化深厚不？！听口音这对夫妻年龄应是50岁左右的人，过生日给老婆在广播上点歌，真够时髦浪漫蒂克的了。

曾和王克良谈到乐居场的纯朴民风，克良说：我们乐居场人，老实、本分、正直，保持一种向善的朴素美德，一村人和睦相处，没有宗派，不同姓氏的家族之争，邻里街坊关系很融洽。乐居场人守弱，不惹事，基本未发生过和外村打群架，械斗的事。自古有民谚说：“咸（宁）长（安）二县好百姓，乐居安业不造反。”我在这里住了两个月，真没见过吵架骂仗闹事的，更别说打捶（架）了，我对克良兄说：“你的乐居场，真乃礼义之乡。”

四

乐居场人以自己在唐长安城遗址的大唐东市为骄傲。

这大唐东市所处区域大部分和乐居场重合。王克良记得他小时候的1955年，母亲就被考古队雇用，和几十个村民一起在乐居六巷附近拿个小铲铲挖探大唐东市遗址城墙地基。

昔日大唐东市位于长安城东，西接平康、宣阳二坊，东连道政、常乐二坊，北邻胜业坊和兴庆宫，南和安邑坊、亲仁坊相接。“南北居二坊之地”，曾是一座封闭式的小城，四面各开2门，有8个门，可称唐长安城的城中之城。四条大街在东市城中交叉成“井”字形，把该市划分成九个方形区域。东北隅有放生池，俗称“海池”，与兴庆宫“龙池”相接。

不同于长安大唐西市的是，因了东市离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较近，还与兴庆宫紧邻，周围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住宅，例如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安禄山，与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这一对生死冤家，就都住在西南角的亲仁坊。还有唐高祖李渊的岳父窦毅、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哥哥杨国忠，以及李林甫、高仙芝、诸遂良、贺知章、柳宗元，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等的宅第，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上等超豪华的奢侈品极多，街道两侧铁行、笔行、肉行、麸行、绢行、药行、乐器行、金银行一应俱全，为商贾辐凑，贸易异常活跃的商业中心。盛唐的东、西两市繁荣兴盛，后来所谓的财货等物被称为“东西”，及“买东西”就来源于此。

经考古发掘，实测勘察，东市南北长约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四面围墙均保存了部分墙基，西北角、西南角亦完好无损，东墙仅中部尚存120米，其余已难觅遗迹。探测中东市东街的北门被发现，门宽4.5米，门上应建有门楼。

说起对东市遗址的保护，乐居场人作了很大的努力，采访中我了解到1985年至1990年按规划给东市遗址留了300亩地，后卖给房地局，最后都盖了拆迁安置房。到了2005年拆迁改造乐居场也是以保护东市的名义实施的，给东市遗址又规划了300亩地，但最后都盖了房。东市遗址保护建设没了影，如今的西安，有西市而无东市，“东西”不全，很让人遗憾。

现在又有了“两宫一市为重点的开发保护办公室”，两宫是兴庆宫和八仙宫，一市就是大唐东市，这里曾经是皇城“繁华高地”。这办公室设在兴庆宫。据说恢复重建的大唐东市规划面积大约三百亩地，令人欣喜。但如果异地建大唐东市，离开了乐居场这个遗址原地，那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建在乐居场吧，留的地肯定不够，那么多小区楼房，建了不到十年又都要拆，真够瞎折腾的了。

王克良在慈禧太后题的“玉清至道”匾前留影

五

王克良当年的经历很奇特，就在他倒霉背运，极力想逃离乐居场时，命运把他安排到了八仙庵，也就是前边说的二宫一市的八仙宫，为八仙宫守庙产。于是这道教主流全真派十方丛林的万寿八仙宫成了他的避风港，在这里虽然仍很艰苦；断了香火的八仙庵惨遭破坏，道人衰老。丧失劳力，但王克良却有了喘息的安身之地。

王克良在八仙庵睡觉的床板是一块慈禧太后题词的御匾，让人惊异。说到这块御匾，是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西逃西安时，驻跸八仙庵题的“玉清至道”四字匾。当时没床板，道长就从仓库随便抽出这块匾来，王克良一睡就是五年。当时我撰写《老三届故事》时，想把王克良以后的发达和老佛爷的这块御匾联系起来，给王克良罩上点神奇光环，谁知王克良还不认，他说：“我有今天靠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知道他这句话是真诚的，他的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就是1978年获得彻底平反的。从此他重获新生，两年后当了小队队长，五年后又成了乐居场北村的村长，一干就是十年。

我虽接触王克良多次，但从没深入交谈，都是浅尝辄止，只是和他周围的人无目的、拉拉杂杂闲谝中获得一些印象。而最让我注重的就是他苦难经历中人格力量的显现了。

1977年恢复高考，他曾把上大学当成跳出农门的一条路，可事与愿违，还是那倒霉的成分政审，就是初录上也上不成。可天无绝人之路嘛，他铁下心在乐居场闯荡了。

最初的闯荡确是异常艰难的。他是啥事都经过了，养猪喂羊，拉车送货，贩菜卖鸡蛋，尝尽了人间的苦辣酸甜。

王克良的女儿王衍

他的女儿王衍，说起她5岁时，“一次跟着爸爸给柏树林送豆腐，拉着1000多斤的架子车，走到碑林那儿有个上坡，爸爸弓身使劲拉着车子，绳子都勒到肉里去了，汗湿全身，又是大热天，又脏又旧的汗衫还烂了一个大洞。这时正好来了一车参观碑林的洋人，拿起照相机对着他们就是一阵乱拍……”

说起这件往事，王克良至今仍很沉痛，这件事对他刺激太大了。当时的他心中如刀扎般的刺痛，只是想着“我给社会主义中国丢脸了，丢脸了”。那些年不正是批判一个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嘛！他在中国拍了一部反映落后贫困角角落落的电影。王克良感到自己也成了剧中人，他回头看看幼小的女儿使劲为自己推车，小汗衫也破了几个洞，虽说此时已是精疲力竭，但他没有颓丧，只有愤怒，突然，涌来一股劲，把车子拉上了坡。也就是这时，他从心底萌发了一句誓言“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王克良所走过的创业之路正是贫穷和困难激发了他的事业心，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石。迈过了坎坷与崎岖，消除了沮丧和迷惘。他以老三届人独有的百折不回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当村长就是碑林区的第一村长，他办工厂搞贸易就创出一流的企业……终于走出了一条光辉亮丽的人生大道。他坎坷的经历印证了一条真理：逆境显英才，苦难铸风流!

我们在拍摄他的创业之路时，也摒弃了一般拍企业家老板的模式，为他设计了独特方案：到八仙庵谈出世入世，悟道天机；到乐居场、碑林门前回忆不堪回首的悲惨往事；到他们公司南二环上正在筹建的20层以老三届命名的大厦前谈老三届精神的灵魂所在。这样人物就生动了，能拍出点象征意义的鲜活镜头，让王克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形象朴素无华地出现在荧屏上，而不是一个指手画脚、叉腰挥手、扎势显威的大老板。

对推动西安老三届人的事业蓬勃兴旺发展，王克良是功不可没的，遇到老三届的事，他总是热情关心鼎力相助，当拍摄这部专题片需要投资时，他挺身而出，独资投拍，出任制片人。说到这一点，此片最早的策划人张自力每每都是心怀感激。他对我说，1996年春节他找王克良时，王克良已下了决心，并说：”赔钱也要拍，为老三届做点好事是值得的。”确实这是需要有一些魄力和奉献精神的。以后他多次在老三届人相聚的大会上表态，获得了一片片发自内心的鼓掌声和赞扬声。

而且王克良不光是把钱一给就算了的主，他是真切焦急地关心着这与自己命运相关的剧本的成败。每次讨论剧本都亲临参加，谈自己的意见想法。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认识深度和胆量。记得他曾说：拍出平凡人的苦难人生，追求严肃性、客观性、思辩性的大制作，不回避、不虚假、不粉饰，思想把握上要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灾难与悲剧，要脱离以往的“青春无悔” “感谢苦难”那样浅层次的基调，一定要拍出一部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老三届人的真实感人的片子。

王克良对老三届事业的关心，不光是投资拍摄这部专题片。他自己就是老三届人中的一员，他的公司就是以老三届来命名的。回首往事，记忆中的苦涩酸楚经三十年的沉淀酿成了美酒，当《西安晚报》副刊搞《情结老三届》征文，出版老三届人的书籍遇到困难，他慷慨解囊，和《华商报》共同主办了老三届主题歌词的征集活动，邀请并资助老三届艺术团在五四剧院推出一台轰动西安盛况空前的演出。为组织纪念老三届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游园联欢活动，他当仁不让，他和西安几家事业有成的企事业单位中的老三届人，携手合作、全力以赴，共同撑起了西安老三届人的一片晴朗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