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秋，湖南某县村民刘大明为救晕倒母亲，情急之下与村支书张建国发生拉扯，致其衣物损坏，后被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7日。

2021年秋，湖南某县村民刘大明为救晕倒母亲，情急之下与村支书张建国发生拉扯，致其衣物损坏，后被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7日。

案号：（2012）株中法行终字第23号

刘大明不服处罚，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法院判决出现逆转，引发广泛关注。

事件回顾：急救引发的冲突

2011年10月29日下午，刘大明回到老家某县某镇探望母亲。其母听说村支书张建国正在邻家协调征地拆迁事宜，欲前往反映家庭纠纷，却因年事已高途中晕倒。

刘大明兄长刘大强见状，急忙联系兄弟几人施救。他们拨打120及县人民医院急救电话，均因无车可派未能及时获得援助。

此时，刘大明想到村支书张建国的车辆在场，遂向其借车救母。张建国起初交出车钥匙，但因刘大明不会驾驶，钥匙被交还。

随后，刘大明侄子刘小军（会开车）前去借车，却愤然返回，称张建国拒绝借车。

情急之下，刘大明冲入张建国所在房屋，揪住其衣领质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见死不救？”并将其从台阶拉扯至车辆停放处。

最终张建国交出钥匙，刘小军驾车将老人送医。

在此过程中，张建国身穿的“圣得西”夹克内胆及“金太子龙”T恤衣袖被扯坏。事后，张建国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行政处罚与一审判决：争议的起点

某某公安局经调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以“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为由，对刘大明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刘大明不服，于2011年12月5日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刘大明拉扯张建国的目的是为救人，而非故意毁坏财物，其主观上缺乏故意，且案件系民间纠纷引发，情节较轻，公安机关应优先调解而非直接处罚。因此，一审判决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

二审逆转：程序合法性与“放任结果”的认定

某某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认定。

法院指出，治安调解并非处理此类案件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有权根据情节决定是否调解。因此，未调解不构成程序违法。

更重要的是，二审法院认为，尽管刘大明的初衷是救人，但在拉扯过程中，其行为“放任了损毁他人财物结果的发生”，已构成故意损毁财物。

加之经核实，被毁衣物价值572元，符合《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中“情节较轻”但应予处罚的情形。

2012年5月，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公安机关的原行政处罚决定。

法律焦点：情与法的边界何在？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如何界定“故意”的行为动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安机关在执法中的裁量权范围。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未明确规定财物损失的具体数额标准，但地方裁量基准将“价值不足500元”列为情节较轻情形。

本案中衣物价值572元，刚超出该标准，成为处罚决定的关键依据。

另一方面，法院对“放任结果发生”的认定，体现出对行为客观后果的重视，即便当事人主观上出于救人之目的。

专家视角：执法应否更具温度？

有法律学者指出，此类案件反映出执法机关在处置紧急状况下的民间纠纷时，需兼顾法理与人情。

尽管二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当，但执法若能更注重情境合理性，或可避免机械适用法律带来的社会争议。

“法律不应背离常情常理，”一位民事律师评论道，“在紧急救助背景下，执法者宜更审慎衡量行为目的与后果的轻重。”

结语：一场没有赢家的纠纷

本案虽已判决，但双方皆付出相当代价：刘大明面临拘留处罚，张建国的衣物损坏亦未获得民事赔偿。事件背后，折射出基层执法、应急救助机制及民间纠纷化解中的多重困境。

如何在实际执法中平衡程序正义与实质合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来源：秦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