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当麦金利总统号客轮缓缓驶向黄浦江和上海时，长江湾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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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当麦金利总统号客轮缓缓驶向黄浦江和上海时，长江湾阳光灿烂。

太阳给西边的绿色原野带来了生机，与恶浊的黄水形成了喜人的对照。

灿烂的阳光也在我们航船旁边的战舰的甲板和上层结构上跳荡，不时照射在锃亮的金属面上。

她的光芒似乎是在顽皮地对着我们闪烁。

战舰抛了锚，每艘战舰的尾部都挂着一面日本太阳旗。

矮胖的驱逐舰洋洋自得地在轻巡洋舰后面上下晃动，重型巡洋舰上庞大的上层结构在凝固的天空下笨拙地东倒西歪。

甲板已打扫干净，做好准备，炮口威胁地对着西岸。

当麦金利号离开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两队轻型轰炸机隆隆地飞过头顶，机翼下也带着红色的太阳标记。

这时，飞机飞成了纵队，长机迅速地向大上海市中心政府大楼的圆顶俯冲，后面跟着五架僚机。

大楼的圆顶升起了一股浓烟，是炸弹击中了目标。

这似乎是不真实的，但是，我正目睹着战争——日本企图统治中国人民的战争的开始阶段。

三个星期前我乘轮船离开西雅图时，没料到会遇上战争，虽然过去十年曾在东方呆过的人都认为中日迟早必战，因为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国家会容许其主权反复受到侵犯。

我的目的原是去正规地学习中国语言。

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麦金利总统号在横滨停泊时，上海已经打起来了。

命运之手干预了我事业的方向。

我没料到，我不能在北平的一所语言学校熟读汉语，而将在随后的十八个月中，作为美国海军的官方观察员，在中国内地跟随中国军队徒步旅行，亲眼看看中国是怎样保卫其独立的。

轮船在离吴淞口一英里的地方抛锚。

虽然船上满载着旅客，但只有少数人和我一起下到准备在上海登岸的汽艇。

这儿不是旅游者游玩的地方，那些可以把事情推迟到和平时期再办的商人，来的也不是时候。

汽艇从轮船侧面拐出，向上游行八英里到了海关码头。

我坐下来回忆着自从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以来她的全盘变化。

那时，我是随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来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正从南方北上。

在这期间，蒋军消灭了旧的地方军阀，中国已统一在国民党(民族主义者，或人民党)建立的政府之下。

首都已从北方的北平迁到了长江边上的南京。

这时党内发生了分裂，共产党人遭到了清洗。

他们建立了红军和苏维埃区域，苏区强调实行土地改革。

内战苦苦地打了九年，去年十二月才实行了停战，随后形成了反抗日益严重的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

这十年间，尽管有内部摩擦，中国变得强大了一些。

交通改善，法律修改了，教育取得了进步，中国有了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她的领袖们坚持中国应受到西方国家的平等对待。

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在这里享有特权的时期正迅速地终结。

西方的商人已在准备修改他们同东方打交道的办法。

然而，中国海对面傲慢的日本则以日益增长的不安注视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她的“东亚新秩序” 计划不能容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已试探了西方列强对它实施扩张计划的反应。

日本军队侵入了满洲，建立了傀儡“满洲国”。

西方各国明显的容忍鼓舞了日本，它于一九三三年征服了内蒙的热河。

对中国主权的连续侵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加速了潜在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增长。

救国会遍及全国，个人的和政治的对抗被搁置在一边，整个国家都在准备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力量的较量。

当七月七日驻在华北的一支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的中国驻军时，中国政府对日本人的权力提出了挑战。

检阅力量的时刻到来了。

当我默默地回顾这一系列事件时，汽艇迅速地驶过了黄浦江北岸蜿蜒五英里的上海杨树浦区的货栈，在外白渡桥向南转弯停靠在西岸的码头。

码头的景像使我感到陌生。

常见的成群苦力、商人和小贩不见了。

拥挤的汽车、电车、四轮马车、自行车和黄包车也消失了。

连高大的旅馆和办公楼的外表也变了样。

低层的窗户堵上了，楼门口用堆得象柴堆似的砂袋掩蔽起来。

马路对面汇中饭店的屋顶上有一个被炸弹炸穿了的大洞。

美联社的巡回记者吉姆·米尔斯在神户就和我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相互询问该怎么办。

“我看咱们还是先去拜访莫里斯·哈里斯，”吉姆说，“从他那儿了解一下真相”。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向电报大楼走去。

哈里斯是我俩的好朋友，十年来一直主持美联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对当前的时事是无所不晓的。

“你们来到了热点”，哈里斯微笑着说，“你们成了战火中的小渔船啦！”

他给我们概述了事态的最新发展。

十天前在虹桥机场(租界以西五英里)附近，日本海军登陆部队的一个官员和水手与一名中国哨兵发生了冲突。

之后，日本给登陆特遣队派了增援的海军，中国人从南京调来了几个师的兵力。

战斗在四天前打响，上星期六中国飞机偶然地把炸弹投到了公共租界上，炸坏了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同时炸断了法租界上爱多亚路的供水管。

近两千人伤亡，其中有几名外国人。

外国领事馆已建议撤离妇女、儿童和没必要留在这里的商人。

战线现在已从苏州河边的租界，向北经过虹口延伸了两英里，又转向东和东南方向的杨树浦区。

看起来很象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战争，因为南京政府已下达了抵抗的指令。

按照哈里斯的建议，我们在美国俱乐部安排了住房。

之后，我去拜访我们的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E·亚奈尔海军上将。

远离码头的黄浦江中矗立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旗舰。

下游，在码头的周围，停泊着日本的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舰队副司令长谷川的旗帜飘扬在主桅上。

外国战舰所在的上游方面和法租界南部边缘的对面，中国人沉没了一些汽艇和出海用的舢板，阻挡船只向上游行驶。

一条小船把我带到停泊在外国战舰纵队前头的美国奥古斯塔号上，我被引进总司令的舱房。

我见到的是一位安详、温和的人，他的友好的、饱经风霜的面庞几乎看不出六十上下的年纪。

在以后多事的几个星期中，我将发现，在他安详含蓄的面孔背后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头脑，他那平静而又锐利的眼睛隐藏着对日本陆军或海军官员想要侵犯美国权利的任何企图寸步不让的坚定决心。

“我看你现在在这里可能比在北平更有用，”上将说道，“你懂中文吗？”

我告诉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在北平供职时学过两年中文。

最后决定让我在上海的海军武官处工作，这是美国大使同意了的。

当天夜里发生了一起事件，这是在随后的数月中发生的许多考验总司令的耐心和精神的事件之一。

一艘日本驱逐舰向上游驶来，在离奥古斯塔号船首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停泊。

日本驱逐舰整夜轰击黄浦江东面和南面浦东的中国阵地。

驱逐舰靠近奥古斯塔号，使中国人不能对它回击。

第二天一早，亚奈尔上将向日本海军司令官发出严厉照会，类似的事件没有再发生。

然而，其他同样难忍的事还在后头。

岸上，商业实际上已停顿。

年轻的商人在上海志愿队里值班，帮助英美两国的部队在租界的边界上站岗。

日本人已占领了苏州河北面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区，但这里的中立国的官员们决定交战双方的部队应保持在外国人居住区以外的南面。

战线位于这些外国人居住区的北面，但居住区也免不掉弹片和子弹的光顾。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上海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刻听不到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上海总领事馆，我找到了有效率的、戴眼镜的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他平静地指挥着一大堆战争加给他办公室的额外工作。

女性秘书人员已撤离，高斯先生和他的领事们自己承担大部分打字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克拉伦斯·高斯在这个关键时刻担负这样的职务。

凭借其长期在远东的领事和外交生涯，他具备理想的条件，去处理大量敏感的问题。

战争期间，他每天早晨都在办公室会见亚奈尔上将和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的能干的司令查尔斯·F·B·普赖斯上校。

这个出色的三头政治共同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为可预见到的紧急情况制定应急计划。

没有任何摩擦损害三个人的合作，正是由于他们稳健的判断和高度的警惕，战争期间没发生什么损害美国中立的行动或外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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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的同事是海军陆战队的少校爱德华·哈根，一个忠实的可以信任的朋友。

哈根作为助理海军武官有其日常事务要完成，决定让我和交战双方的军队，主要是中国军队联系。

我以前参加过战争，但这次是我从旁正式地观察的第一场战争。

头一个问题是，“我该如何进行观察？”

我争辩说，要观察一场战争就得看到战争，而要看到它就得到正在进行战斗的前线去。

我申请被任命为官方观察员，但蒋介石总司令不同意。

没有发出过这样的任命。

时光在流逝，而我只能从在中国人右翼对面的公共租界四周建筑物的屋顶上观察我可能看到的东西。

最后，我是这样分析中国人反对有随军的外国观察员的理由的:

第一，他们可能感到，西方观察员会嘲笑其军队的方法和装备；

其二，中国指挥员可能不愿对观察员的安全负责。

他们就是不愿找麻烦。

中国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西方人很少表示过愿意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不必说他们作战的方法了。

我拿定主意要纠正他们的这些偏见，要想办法从主管当局获得一个能受到哨兵尊重的通行证。

有了这种许可证，我就可以进入战区，而不必麻烦那些认为应对我的安全负责的指挥官了。

在中国老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一个我在寻求的通行证。

现在，我可以到战场上去了，到这个城市北西和西面正在打仗的地方去。

这时，两个日本师的一部分，已沿长江南岸在吴淞和浏河之间二十英里长的地带登陆，从而减轻了对其海军登陆部队的压力。

上海的战争就是海军登陆部队发动的。

在一九三二年的上海之战中，这一策略曾导致左翼已暴露的中国守军的投降。

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左翼已延伸，越过了浏河。

侵略者为了占领土地，被迫使用了正面攻击。

有一天，我决定试试我的通行证，向西穿过租界的住宅区，我通过了西部边界上英国的防御工事，向北转入了战区。

一队队从农村来的苦力，挑着蔬菜担子，在向城里赶路。

在一架日本飞机对地面进行俯冲轰击之前，他们好象根本不在乎头上隆隆作响的飞机。

飞机轰炸时，他们放下担子，蹲伏在壕沟里或躲在平原上散落的坟堆后面。

这种使死人的坟堆高出地面的习惯也有其优点。

当我到达战壕地带时，一个哨兵拦住我，要检查我的护照。

他看了一我的黄皮护照，挥手让我前进。

通行证起了作用！

我十分得意。

双方的炮火很零散，地面上很难看到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已进入地下。

各处的钢筋混凝土机枪掩体都由目光锐利的江苏和安徽的士兵守着。

当我到来时，他们惊奇地看着我。

“你们好，老乡。”

我高兴地用中国农村常用的问候方式问道。

他们都咧开嘴笑了，说他们很好，又问候我。

这儿有某种战场的气氛，战士们总是寻求人间的兄弟情谊的。

毫无疑问，这些战士认为我是一个拿自己的生命在一场与已无关的战争中冒险的狂热的外国人。

但，这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说，过一会儿，也许我们都会死去。

我们是分担着共同危险的兄弟。

虽然我遇到过穿黄褐色制服的一些部队，眼前这些战士都穿着薄薄的天蓝色平纹布制服，腿上绑着裹腿，颜色与裤子和上衣差不多。

他们的来复枪有各种型号，德式的、俄式的和捷克式的，什么都有。

未经委任的高级军官和军官们带着沉重的德国毛瑟手枪，装在可用作枪托的木制套子里。

这一天没有什么战斗。

战壕和西方国家战士挖的一样， 我进入了通向后方的交通壕。

一个穿着列兵制服的人用流利的英语同我打招呼。

“你是美国人吗？”他问道。

“确实，我是。”我答道，“你在哪儿学的英语？”

“在美国，”他回答，我的惊讶让他发笑。

“我毕业于你们的一所大学，回国后教书。但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打仗，所以我在这儿尽自己的一点力。”

以前我从没听说中国士兵中有大学毕业生。

多少世纪以来，“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个谚语说明中国人瞧不起当兵的。

“军队里有很多象你这样的人吗？”我询问道。

他肯定地对我说，“是有很多。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广泛传播，人民已日益意识到自己团结的力量。恰恰是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多少年来保持着民族主义的理想，坚持要抵抗日本人。现在，我们的工作正有了结果。我们的人民正逐步觉悟，如果要国家生存，所有的人都应该把个人的抱负放在次要地位，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

这种民族利益的意识究竟有多么强烈我是怀有疑问的，当我继续向后方行进时，我询问了战士和苦力。

“你在为什么而战？”我问一个在一担做好的米饭旁休息的汗流满面的苦力。

“民族自救。”他毫不犹豫地说。

“那么什么是民族自救呢？”

他稍微想了一下，慢慢答道:“敌人想霸占我们的家园。如果我们一齐努力，就能打败他们。”

对他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他的家园处于危险之中，要拯救家园，他和其它象他一样的人就得共同努力。

我在中国多年，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精神。

我怀疑日本人是否认识到了这种精神的广度和作用。

从交通壕出来，我来到了一条环绕菜园的小路上。

苦力们在向前方赶路，大锅的米饭，成箱的弹药挂在扁担上。

伤员们沿着弯曲的道路向后方走去，有的在坟堆旁休息。

头上，日本的炮弹在呼啸着轰击前面半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

令人惊奇的是，人们的耳朵怎么能那么快地适应炮弹的呼啸声，能相当准确地辨出炮弹飞行的方向和可能的攻击点。

空中炸弹可不是这样。

它们的响声听起来都一样，好象正朝你飞来似的。

在那个小村，我看到连队的厨房设在有土墙的房子里。

当地居民已撤走，战士们完全占用了。

墙上的三个弹孔表明，日本人的炮弹并非全都落了空。

但炊事员们似乎一点没受骚扰。

“在你们国家，人们都吃些什么？”

他们中的一个人好奇地问道。

我告诉他说，“肉、土豆、豌豆和玉米。”

“不吃米饭？”

“吃的，吃一点米饭，”我回答说，“但我们常把它当甜食。”

用米饭做甜食！这是他想象不到的。

“你穿那么重的鞋怎么能走路呢？”他好奇地问。

我把我结实的皮靴和他那一针针缝起来的布鞋做了比较。

“我习惯了这种靴子，”我回答说，“而且靴子能保护我的脚不吃泥巴和石头的苦头。”

“在泥地里我脱掉鞋。”他有点藐视地说，一边转过去照看他的火炉了。

並不是所有的战士都能说会道，但只要是以友好的方式去接近，所有的人都会向你微笑或同你开开玩笑。

另外，他们具有天生的智慧，能很快地抓住某个思想。

在回城的路上，我默想着这一新发现。

我想，如果日本人坚持其征服这些人民的企图，那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作者：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Ws Fordyce Carlson) ，一八九六年生于美国(殁于一九四七年)。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他的祖先是挪威人，父亲是马丁路德派的牧师。

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对卡尔逊影响很深。

他于一九一五年即进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曾经三次来华。】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