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钱穆决定先南下，暂时避避风头，到了广州没多久，他就收到了老朋友的邀请，让他去香港办学，留在大陆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整整三十多年没能见上一面，直到三十一年后才再次团聚，1990年钱穆去世时，还特意留下遗言：自己死后，不要葬在台湾。
1949年钱穆决定先南下，暂时避避风头，到了广州没多久，他就收到了老朋友的邀请，让他去香港办学，留在大陆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整整三十多年没能见上一面，直到三十一年后才再次团聚，1990年钱穆去世时，还特意留下遗言：自己死后，不要葬在台湾。
在中学教书的那些年里，钱穆的日子过得异常充实，白天他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兢兢业业地备课、批改作业，一到晚上，教室的灯火熄灭，他独自挑灯夜读，沉浸在浩瀚的古籍中，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里，逐字逐句地考证、整理，渐渐完成了自己心血之作《先秦诸子系年》。
此时的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连大学的门都没正式踏入过，没有名师指点，也没有学术圈的资源，他所有的知识全凭自学硬啃出来，遇到不解之处，他只能靠一本又一本书去追寻答案。
机缘巧合之下，他见到了胡适。对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学者，钱穆心里又敬又畏，兴奋得难以自抑，赶紧把自己尚未写完的《先秦诸子系年》拿出来请胡适过目，还鼓起勇气提了一个问题，胡适大吃一惊，没想到一个中学教师，居然有如此扎实的功底，听完钱穆的问题，胡适脸色沉了下来，因为这问题连他自己都无法作答，他一时尴尬又恼火，于是随便找了个理由，拂袖离去。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机缘巧合认识了钱穆，两人一番长谈，顾颉刚被深深震撼，尤其当他翻开《先秦诸子系年》时，更是连连惊叹，忍不住问：“以你的学问，怎么会窝在中学讲课？这实在是屈才了。”他当场表态：“你该去大学教书，我来给你推荐。”
钱穆内心激动不已，他如今居然有机会进入大学讲坛，这对他来说简直像是命运的馈赠，不过他并没有立刻答应离职，因为中学校长曾给予他极大的帮助，而校长再过一年便要退休，钱穆不愿在对方即将告别时转身而去，于是他耐心等了一年，等校长功成身退，才提出辞职。
在此期间，他接受顾颉刚的邀请，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彻底终结了自清代以来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长久争论，钱穆因此一鸣惊人，学界再也无法忽视这个“草根出身”的学者。
1931年钱穆顺利走进北大的课堂，开始教授中国历史，这一次他终于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讲坛，从此他和胡适也有了更多交集，虽然二人早有过不愉快的插曲，但胡适不得不承认，钱穆在先秦史方面的造诣确实非同一般，他甚至常常在课堂上推荐学生去读《先秦诸子系年》，还半开玩笑地说：“要是遇到关于先秦的问题，别来问我，去找钱穆，他才是这一块的专家。”
当时的北大氛围极其自由，学生可以随意挑选课程，课堂受不受欢迎，全靠老师真本事，若讲得枯燥乏味，学生立刻就走人，若能把知识讲透彻，便会门庭若市，学生也可以直接当堂提问，甚至在公开场合和老师辩论，钱穆虽没有“留洋”的履历，学历甚至比不少学生还低，可偏偏就是这种“野路子出身”，让他的课堂别具一格，他从不卖弄辞藻，更多是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讲得既透彻又有趣。
有学生回忆，钱穆的课堂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了人，相比其他教授几十人的小教室，他的讲堂至少要大两三倍，能容纳三百多名学生，这种盛况，在北大也只有胡适能与之比肩，钱穆和胡适之间，既有隐隐的竞争意味，也有互相欣赏的惺惺相惜。
学术争论始终难以避免，比如“孔子与老子的先后”问题，胡适坚持老子早于孔子，而钱穆则拿出史料，坚称孔子在先，两人常在课堂和著作中隔空交锋，有时还会在同一个场合你来我往，争得面红耳赤，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
钱穆心地坦荡，对胡适没有私怨，他早年在中学教书时，甚至还把胡适的学说当成权威教给学生，但胡适并非如此，他在意钱穆的批评，总觉得这是对自己地位的挑战，有时甚至在一些事务上暗中给钱穆设障，让钱穆倍感压力。
胡适门生遍布学界，像傅斯年等人早已成名，也在北大教书，钱穆与胡适针锋相对，势必也会遭到这些学生的排斥，傅斯年自然站在胡适一边，对钱穆缺乏好感，日积月累之下，矛盾逐渐扩大。
1952年，钱穆到台湾演讲，当他在讲台上激情陈述时，头顶的横梁突然崩塌，重重地砸下，将钱穆当场击伤，送进了医院，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在病床上养伤多时。
钱穆受伤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学生胡美琦闻讯赶来，几乎天天往医院跑，细心照料老师的起居，胡美琦聪慧温婉，谈吐间透着学识修养，钱穆在与她的交流中，渐渐感受到这位年轻女性与众不同的气质，心中暗暗生出敬佩之情，但理智很快压过了情感，他想到自己在大陆已有妻儿，回香港后还要担起家庭的责任，更何况胡美琦年轻许多，两人似乎注定不可能有进一步的结果，于是这段微妙的情愫被他深深埋在心底。
等伤愈回到香港，钱穆以为这段缘分就此终止，岂料几年后，他意外得知胡美琦也在香港的一所高校任教，久别重逢，胡美琦不再掩饰心意，真挚表达了对钱穆的倾慕之情，终于两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这段“老夫少妻”的结合引来外界议论，但身边真正了解钱穆的人都知道，胡美琦在他生命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甚至连金庸都感叹，如果没有胡美琦，也许钱穆未必能活得如此长久。
婚后胡美琦毅然辞去教师工作，把全部心思放在照顾丈夫上，她为他营造了安静舒心的环境，使钱穆得以在晚年再度迎来学术创作的高峰，许多经典巨著，正是因为她无怨无悔的守护，才得以完成，人们常说，她是“乱世中的情缘，一生的知己”。
胡美琦对外人常说：“一个学者的价值，并不仅仅属于家庭，他更属于时代，属于未来，宾四是中国的学人，我要做的，是守护他，让他能够继续贡献心力。”这一份豁达，让人由衷敬佩，钱穆一生痴迷中国文化，而胡美琦的一生，则深深系于钱穆。
随着时间推移，钱穆创办的新亚学院逐渐被香港政府重视，最终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学术圈的暗流依旧存在，他的好友唐君毅、吴俊升等人因理念与立场不同，渐渐疏远甚至排挤他，无奈之下，钱穆辞去了教职，孤身去了马来西亚谋求发展。
1964年钱穆选择辞去职务，仅仅两天后香港就卷入到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气氛骤然紧张，政治风暴的阴影让他敏锐地感到危险正在靠近，钱穆一向谨慎，携妻子悄然离开香港，转赴台湾，以求安稳。
蒋介石对钱穆的到来非常重视，其实早在1942年，蒋介石就曾希望请钱穆出山，担任要职，但钱穆坚持以学问自守，婉言谢绝，蒋介石却并未因此疏远他，反而表示，只要钱穆生活上遇到困难，政府随时愿意帮他解决，这份礼遇，让学者与政客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尊重与距离，蒋介石发出邀请，钱穆经过反复权衡，终于接受，定居台湾，从此把余生交给讲学与写作。
他有时吹箫排遣思绪，那低沉的乐声，带着无尽的悲凉，到了晚年，牙齿脱落，已不能再吹箫，只好请学生代为吹奏，或者静静听录音，思绪随箫声飘荡，没有胡美琦在旁的安慰，他或许早已难以支撑。
为了寄托思乡之情，他在宅院门口种满枫树。无锡的街道曾遍布枫树，每到秋天，一片橙黄，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然而台湾气候炎热，树木常青，很难看到枫叶凋零，一次罕见的寒潮过境，院中枫叶竟然变成金黄，钱穆激动不已，特意让胡美琦替他拍照，望着那一片枫黄，他仿佛重回江南，看到家乡的水乡小巷和亲人的面庞。
尽管身体每况愈下，他仍坚持教学与研究，青光眼让视力模糊，医生屡屡劝阻，他却执意读书写作，钱穆性格开朗，常因学术问题兴奋到彻夜难眠，1975年八十寿辰时，他在台南游览，忆及双亲，不禁潸然泪下，当场挥笔写下《八十忆双亲》，文章发表后，在台大陆人士无不泣下，感同身受。
1980年起两岸逐渐有了交流的契机，钱穆终于与大陆的四个子女取得联系，并在香港团聚，这是他阔别数十年后第一次与孩子们重逢，那份喜悦难以言表。1984年，他九十大寿之际，竟然在两岸政府的撮合下，全家亲人齐聚台湾，那一个月的团圆，成为他暮年最幸福的时光。
1990年台湾当局突然宣布，钱穆所居住的“素书楼”属非法占地，要收回，素来极重声誉的钱穆闻讯，愤懑交加，只得忍痛迁离自己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归宿，三个月后，他病情恶化，离世前拉着胡美琦的手，郑重交代：“不要让我留在这里，我要回到大陆去。”言罢便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六岁，钱穆的一生，是文化守望者的一生；他把心交给了中华文明，而胡美琦，则把她的一生，交给了钱穆。
钱穆去世之后，胡美琦独守清寂，她把余生完全投入到一件事情上，整理先生留下的著作和手稿，那些年她一遍遍翻阅钱穆的手迹，记下他在讲学时的只言片语，把两人日常交流中关于国学的思考逐渐沉淀下来，她相信这作为妻子的责任，更是作为学人的使命。
她常说，钱先生的学问之所以吸引她，并不只是因为他渊博的知识，更因为他对历史文化那份笃定的执着，也正是这种热爱，成了维系他们感情的最牢固纽带，胡美琦很清楚，钱穆留给她的，不只是生活上的回忆，还有对国学的精神传承，于是她用自己敏锐的心思，将先生的思想重新梳理，并以此写下属于自己的国学著作，继续向世人传播两人共同的文化理念。
进入晚年胡美琦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那份坚定，2010年她已是81岁的老人，但谈起学问依旧目光炯炯，她说，国学早已融入血脉，即使先生已远去，她也必须替他把未竟之业延续下去，这种守护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她明白自己和钱穆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正是对文化的共同追求。
2012年，胡美琦在83岁时安然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依然没有放下国学的书稿，她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将钱穆的精神完整地传递给后世，钱穆的子女们对这位继母充满感激，他们明白，是胡美琦用整个后半生的付出，守护了父亲，也守护了他的学问，于是他们将她的遗体送回大陆，与钱穆合葬，那一刻尘世的波澜终于归于宁静。
这段被世人称作“忘年之恋”的故事，至此画上了句号，虽然未能生同时，但胡美琦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无悔的追随，她以行动写下了对钱穆的永恒守护，让后人明白，真正的爱，不在于朝夕相伴，而在于心灵与信念的长久共鸣。
来源：小乐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