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半日一盏茶，才懂生活还有这般味道

摘要：老楼挑高极高，由两间屋子打通而成。最早的一间原是寺庙，是彭镇的观音阁，前些年是“第二茶铺”，第一茶铺早已停业。茶馆南边有一条河，还有一座桥。如今，这座茶馆成了许多彭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老一辈人说，年轻时没空喝茶，如今老了，每天都有空来坐坐。双流夏日闷热，没有

凌晨 4 点，双流彭镇还笼罩在沉静之中。街道一边是田地，一边是五金铺，鸟笼、种子、肥料、洗衣机、冰箱混杂其间。观音阁茶馆，就在这样一片街区里缓缓显现。

老楼挑高极高，由两间屋子打通而成。最早的一间原是寺庙，是彭镇的观音阁，前些年是“第二茶铺”，第一茶铺早已停业。茶馆南边有一条河，还有一座桥。如今，这座茶馆成了许多彭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老一辈人说，年轻时没空喝茶，如今老了，每天都有空来坐坐。

双流夏日闷热，没有空调，只有几台咕噜噜响的大风扇在搅动空气。两间屋子之间有缝隙，可以望见外头突如其来的暴雨，也能看见红星远远挂在横梁的原木上，背景是一片深绿的大树。雨滴落下，却从不打进屋里。

从凌晨到中午，有一群人就在这里，坐着、看着、抽烟、喝茶、聊天、发呆，也有人中途离开几个小时，只需把茶碗底托搁在凳子上，便能表明自己还会回来。这里的规矩自成一套。你可以自带早餐进来吃，中午去对面盛碗饭再端回来。茶盖翻过来，代表今天就此结束；没人说什么，没人催着离开。

街头枭雄

李先成，只在头顶留一块头发，周围剃得干干净净，左手手腕戴块金表，虎口后面的手背上纹个“忍”字。不管是穿蛋清色大T恤，还是黑色印花衬衫，黑布裤子和皮鞋总在身上。

今年59岁，好似“街头枭雄”的李先成，年轻时干过许多行当。18岁参加工作，每干4小时挣8块钱，当过铁匠、木匠、砌砖工，做过“给女性用的化妆品”，也曾在没有厂牌的小作坊当工人，还生产过汽车轮胎、包装泡沫等。后来在双流福大农业公司工作了8年，退休前又做了3年保安。

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说，“这里瘦不下去”。26岁那年，他3个月卖了2次血，一次抽1斤，1斤120元。之后体重翻了快一倍。李先成曾因打群架，右边头皮留下一道疤。他说自己从来不怕打架，原则是不打没钱的人。但是现在时代不同，要讲和平，而且做坏事也容易被查出来。

李先成靠跳交谊舞遇到现在的老婆，然后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焦炉厂上班，二儿子学的是“挖挖机”维修，现在在干挖机运输，再下一代是三个属虎的孙子。他说老二结婚时花得多：6.6万元彩礼、2.88万元“三金”、1.2万婚礼费用，以及买车装修的14万8千。

至于现在的开销，李先成一天一包“天子”烟，“私房钱”大概有五六万元，主要用来抽烟喝酒。一个月主要就是200元话费、200元水电气费、电瓶车充电60元、出去吃饭300元、买菜和肉各200元。“没什么花的地方，每年10月份我会卖水管再挣一些。”

李先成说自己“笨”，连偷东西都偷不来，说话时常摊着手笑一下说：“对不对嘛。”9点多，有个电话打进来，他把手机揣进兜里，起身离开，茶和烟留在桌边，骑上停在后街的蓝色电摩。不一会儿回来，“刚才去给老婆送东西”。

全职爷爷

刘元秋是唯一带小孩子来的老茶客，8岁的小孙子蹦跳穿梭在老人们之间，孩童的嬉笑声音在一片沧桑里格外抓耳。刘元秋从24岁起就在观音阁喝茶，40年一晃也就过去了。

烟已经戒了，现在来茶馆就是和大家坐在一块摆龙门阵，他说“酒还偶尔喝点儿”，孙儿喊：“不让喝酒！”

他穿着白色速干T恤，黑色短裤和运动凉鞋，腰间挂个棕色腰包，它们都是他做过“蔬菜生意”的痕迹。那时候凌晨3点起床抢摊位，卖菜到10点，然后就来茶馆呆着。

他说：“去也只去一个地方，就待一家茶馆。”在他看来，人必须要交流。哪怕再聪明的人，不出来和别人聊天，也学不到生活、不了解社会。他和所有老茶客一样，看着邻座脸熟，名字却叫不上来，但这也不妨碍打个招呼，坐着喝水聊半天。

1964年出生的刘元秋，看起来只有五十出头。孙子出生4个月，他就当上了“全职爷爷”，专心在家照顾孩子。他说比起亲生父亲，孙子反而跟他这个爷爷更亲，孩子平时不光自己打扫房间，还会把楼道清扫干净。他笑着抚摸孙子后背，小孩在爷爷得意的平静眼神里，围着桌子又跑了一圈。

首席摄像

王耀平，1964年出生，现在或许是观音阁茶馆里最“知名”的人之一。他常出现在纪录片中，是老茶馆官方认证的“首席摄影师”。10年前开始在观音阁喝茶，如今他每天来茶馆，拍照，或者跟人聊天。忙时帮着招呼客人、端水、收茶资。

他的设备就是一台华为P20，一部手机拍了9年，照片从不后期。“因为我色弱，看不清颜色。他们说好看，但我也不知道。”他从未接受系统训练，却被邀请到大学做讲座，对他来说，拍照就是故事感与趣味性，抓拍、构图，一切凭灵感。

他说自己读过三个“一年级”：小学、初中、高中。

上学时理科好，数学生物几乎满分，唯独英语0分。“当时看不懂满纸外国字母，考试问老师‘名字写哪里’。”他将这归因为记性不好，学什么都得靠“先理解”。以前开过家装公司、生意、电动车维修，专业知识全是看书自学，但每次都做得“远近闻名”。他得意自己“干一行，行一行，不管做什么都是有名的”，现在照片被许多人称赞，附近摄影的人都认识他，他说完这些，顿了几秒，笑着看我们。

他大概是知道自己拍照有过人之处，但是却总说“我照片一般，文章也写不好”。提到文章，他曾有一个忘年交大学生朋友，自己在朋友圈求助“公众号怎么玩”，对方直接去家里帮他注册，“那天认证了一下午”。现在朋友毕业，去了云南，但一有空回来就找他玩。然后他拿出手机，给我们看这位朋友的文章，边介绍边夸。

他说自己名字没起好，“要平”嘛，问他信不信命，他说“咋么不信呢，信命”。

几年前，一个大人物来茶馆坐了半日，招手让他过去，问了几句，说“我要找的人找到了，可惜迟了”。王耀平说，“那个人不是做生意就是当官，或许是在找接班人吧。”最早是被外国人拍入镜头，他看着屏幕，觉得“很自然”，于是第二年就开始自己拍照。他说想把几万张照片整理出来，“传给下一代，看看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偶尔沉默，对面递过来一支烟，烟燃尽了，故事只讲了一半，就着故事又吃了两颗果子，喝几口茶水。另一半说完，王耀平摸出自己口袋里的烟，一支递回去，一支放嘴里，然后开启了又十年的想不完的人生。

知名老板

或许网友不知道观音阁老板姓甚名谁，但蓝色围腰、头戴棒球帽黑耳机，脸上有副黑框眼镜的“老顽童”，大概已经成为游客关于这里的最深记忆之一。李强说茶馆伙计的围腰一般是蓝色的，难免洒上茶水，蓝色不显脏。耳机是从1997年就开始戴，从1995年开始接手茶馆刚刚两年，怕接电话耽误手上的活，就一直用着耳机。最早用摩托罗拉的挂耳式耳麦，到前些年的有线耳机，现在是一副黑色的索尼。除了接打电话，他说用耳机听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音乐要配着节气听，冬天听摇滚；夏天热，就要听些清凉的音乐；骑车路过农田的时候，最好听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

茶馆地上的泥地被称作“千脚泥”，原本是泥土路，来的人多了，就一脚一脚地踩出了今天的模样。沉淀着如这座茶馆一般年迈的往事，地面上那些口号语录、墙上的头像，则是拍电影时留下的痕迹。他说：“人生各种结果，无关运气，只有坚持，老天是公平的。”采访李强的人很多，老茶客们都知道他是“名人”，但他面对拍照、采访或只是来坐一会儿的人，态度始终如一：穿上围腰、戴上耳机，烧水、搬椅子、添茶、配合采访或镜头。他说，很多人因为很多原因来到这里，自己就是送他们，成为他们自己该要成为的人。

见面也好，离别也好，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是说“明天再来”，推荐餐馆、住宿，邀请留下吃饭。他说，现在这个年代太浮躁，真诚的人太少，见面或者走散，大多只是缘分。他会一直继续把茶馆开下去，这也是他做出的选择。至于理由：母亲以前在茶馆工作，他就在母亲背上、茶馆屋檐下长大。这里就是李强乃至很多人的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有着某种超越个体生命时间的绵延氛围。

他希望以后，茶馆还能够维持下去，不是单纯靠某一个人，而是在这个仿佛深海巨鲸的生态系统中，每个个体都能靠着自己生活：伙计、按摩师、把自行车推进茶馆卖菜的老农、算命先生……

儿子李臣心，1991年出生，他有关茶馆的童年是在门口卖烟花。大学读的通信，最近也开始来茶馆帮忙，也许未来要接班。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没事的时候，就坐在灶台边，看会儿喜欢的历史短剧。还有老七，李强说“来世不欠，今生不见”，不知道上辈子他俩是谁欠了谁，反正这辈子已经成了家人。老七不知道跟谁学的抽烟，抽的还是更猛的叶子烟，他还爱喝可乐，拒绝吃皮了的蛋卷，刷洗杯子，和客人认真说拜拜。

地理老师

在我们和刘元秋聊天时，钟星全刚添完水回来，盯着纸上“刘元秋”的名字，几秒后端着茶缸走到隔壁桌，笑着和伙计们说：“他们不采我。”

他今年73岁。我们试图问清他的名字，他却说：“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紧接着开始自报家门：“我住在东升街道，永乐社区。”他是个地道的农民，也什么都干过：修过拖拉机、打过米仓，还用竹子编过笼子。他说“现在的年轻娃娃连编筐的竹子都劈不开”。

讲起60年代的生活——喂猪、喂鸡、喂鹅。那时候物资匮乏，人没营养，常常饿肚子。钟星全说：“那时候是真的苦，现在越来越好，不提以前了。”1990年，他买了辆旧自行车。如今看着街上奔驰、宝马、奥迪满街跑，他说：“说明一个道理，勤劳致富是真理。”

他还有另一个地理先生的身份，也就是风水师。远近都有人找他看风水，“这是造福百姓的事。风水摆好了就旺，摆不好就补。”早年间拜过师，干这一行已经四五十年了。他说观音阁的风水就很好——西南方向紧临杨柳河，河水环绕，人流频繁，阳气旺。

钟星全读过六年书，街坊叫他“高校生”。他说自己其实特别爱学习，只是当年家里实在没条件。后来聊到医学：“西医说中医没用，那是放屁。以毒攻毒有时反而有效，治病嘛，有时候就是这个理。”

胡某

胡某是1946年出生的，今年将近80岁。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在纸上写了一个“胡”字。他穿着一条黑色纤维短裤，裤腰的细松紧绳卷起来，一双粘了泥巴的布鞋，格子外套随手团在桌上。他左手大拇指因生疮截肢了，他说：“不疼，习惯了。”

问他字认不认得，他说：“听不懂。”他说话带点蒙、带点慢，需要时间反应外乡的语音。神情安静，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就这样听着别人的聊天。他用斑驳的金银花露玻璃瓶泡茶，茶叶沉在底下，慢慢泡着，像时间泡在这个角落。他不说话，也不走，就坐着，像他是这个地方的一块老砖头。

“现在多少时间？”他问。“10点45。”他说：“11点回去。”

活到老学到老

余老师，1932年出生，今年93岁，已经不跟60后们摆龙门阵了，“老弟”们说他也是地理先生，所以叫他余老师。他只是坐在人堆旁边，一张张看着被手指抚摸到柔软的字纸，纸的折痕发黄，隐约可见每一行字下面用铅笔画了横线。他穿着蓝色围腰，和伙计穿的一样，那些纸装在他口袋里，整齐地码成一排。他识字，纸上密密麻麻写的是读书笔记、感想和摘抄的新闻。

“道人善，即是善。（译文）如果别人的善我们看到了，应该赞叹他。因为被你赞叹的人知道了，他收到你的鼓舞，会更加努力向上，使他的善更加得到提升。

……

有一个学者跟着师长学习了多年，了解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忌義（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承担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

……

和谐从哪里做起，从心做起，从谁的心做起，从我的做起。这（怎）样做？用教育。教育可以转化人心，这是善中之善。

2024年腊月16抄”

他说1949年，冬月初九，彭镇开始打仗，“打了一下就完了，解放了”，随后胡宗南退往川西。他说彭镇以前是全双流最大的一个镇，原来有五六个庙，观音阁是其中之一。1976年修的后街，原来的桥因为仓库位置，走车不好转弯，所以把杨柳河上的拱桥，又往前边挪了挪。

赌神

你可以什么也不用说，直接搬一把竹椅坐过去。他们不会觉得被打扰。

“大嘞。”

“出不起。”

“走！”

“不走！”

四方的桌子，每人手边都有一个打火机。牌不好的时候，一抬手来一句：

“走！”

“你个好危险。”

“咦呦，我嘞个……”

“3344。”

“两对……出不起。”

“910JQK，10鬼QKA！”被人炸了——

“6666。”

东座出了J和小王，手里只剩一张牌，他撇一撇嘴：“打不起，走喽。”

这样一桌四人的斗地主，没多久后面就围起一圈人。里外两圈烟一根接一根，高手就是这样，“谈笑间灰飞烟灭”。烟盒下压着的钱，大多是浅绿色的一元纸币，那些钱从一小沓变两张，没两分钟又扔出去一张，然后一张不剩。当你开始想他钱输光了是抵烟还是换人，下把牌走完，他又拿回来一块。

对面那个戴眼镜的，看着像你高中没退休的生物老师。今天状态一般，老是扶着头往后挠；但刚才好像转了运，摸完牌嘴角压不住，大笑着把刚输掉的钱又给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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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早已声名远播的场所，最初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人与他们的故事之上。那些日复一日坐在同一个位置、讲着相似话题的老人，是这间茶馆真正的时间容器。

门口那条剩下的，15厘米宽、铺着最旧石板的路面，车轮反复碾压出深深的凹槽。那石板度过的岁月，比任何一个尚存的生命都要长久。200年听来或许不算久远，却足以提醒人们：总有一些人，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对于匆匆过客而言，那些重复的场景只是偶然的目睹；但对生活其间的人来说，那是平凡的一生，是日复一日构成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