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毛主席的恩师兼岳父，任职北大，曾预言毛主席前程远大

摘要：20世纪刚开头的那些年，中国乱得很，各地打仗，天南地北都不安生，帝国主义趁机伸手，到处扶持自己的代理人，把我们的地盘和资源一点点掠走，国内军阀各自占山为王，硝烟不断，老百姓到处逃难，家破人亡，苦得没个头，那真是咱们民族最黑暗、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20世纪刚开头的那些年，中国乱得很，各地打仗，天南地北都不安生，帝国主义趁机伸手，到处扶持自己的代理人，把我们的地盘和资源一点点掠走，国内军阀各自占山为王，硝烟不断，老百姓到处逃难，家破人亡，苦得没个头，那真是咱们民族最黑暗、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杨昌济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的一个书香人家，家族几代人都以读书治学为本，世代传承下来的文脉让这个家庭处处弥漫着书卷气息，他的母亲向氏同样来自读书之家，待人处事一向循理守礼，自小耳濡目染之下，杨昌济从孩童时期就对“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格外感兴趣，总能从典籍中读出一层别人未曾留意的道理。

在当时的长沙县学里，主持学务的是张亨嘉，张亨嘉并不拘泥于陈腐的八股文，他提倡实学，主张培养能够应世济用的人才，年轻的杨昌济正是凭借突出的才学和勤奋，得到了张亨嘉的赏识。

1890年杨昌济怀揣着满腔抱负参加科举，却名落孙山，对一个出身书香世家的青年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了谋生，他只得返回家乡，自立门户开设学堂，教书育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国门之外风云骤起，西藏方向，英国殖民者逐步蚕食，虎视眈眈，东边的日本则在酝酿更大的野心，准备借机进入中国，国内的清廷也在自救，张之洞主持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汉阳铁厂正紧张筹办。

在这样的变局中，杨昌济常与好友夜谈，议论时局，他仍旧对清廷抱有幻想，盼望这个王朝能够真正振作起来，不再任由外侮欺凌，他希望看到一个能够对外坚守国土、对内维持百姓安宁的盛世王朝，可这样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传来，中国在海陆两方面皆遭重创，割地赔款，民心丧尽，这一幕彻底击碎了杨昌济的幻想，让他开始更加执着地钻研经世之学，试图在思想与学问上找到救国救民的出路。

1901年戊戌变法失败的余波仍在，对于清廷的腐朽无能，杨昌济彻底绝望，他索性隐居山林，潜心读书，专注于教育与学问的研究，同时为学子们授课，湖南历来是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到了晚清更是人才辈出，曾国藩推崇理学的影响尚在，杨昌济深受这种氛围熏陶，立志修养心性、以实学济世，日后远赴海外求学，他将它与西学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格局。

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长子名为“开智”，象征开通智慧，这次他便为女儿取名“开慧”，意为启迪慧心，这个襁褓中的女孩，就是后来坚贞不屈、为信仰献身的杨开慧。

1902年到1911年，杨昌济先后赴日本、英国求学，在日本，他主攻教育学，在英国，他研习哲学与心理学，他不是只为学位而读书，而是时时关心外部世界的巨变，他在日本见到各色中国革命团体争论激烈，有人主张改良，有人鼓吹革命；他在英国亲眼目睹一个工业强国的秩序与繁荣，也思考着为何中国步步落后。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的大地传来巨大的震动，彼时的杨昌济正处于学业尾声，他选择走遍欧洲各地，调查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他深知，若想真正救国还需了解世界，找到能为己所用的治国之道，直到1913年夏天，他才带着满腹的知识与理想归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湖南。

此时的湖南督军，正是曾经的维新党人谭延闿，谭早已久闻杨昌济大名，极力邀请他出任省教育司司长，谭延闿其人后来仕途波折，既有与孙中山并肩的经历，也曾见证国民政府的腐败，最后干脆以“不问政事”表达不满，但1913年的杨昌济并未料到未来的走向，只看到湖南局势复杂，军政不一，南北对峙，在这样的局面下，他自知难以全心施展教育抱负，于是婉拒了高位，而是选择在学堂潜心教书。

次年他到湖南高等师范任教，并兼任第一师范的修身与教育课程，这所学校后来声名远播，成为湖南近代教育的摇篮，就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学生，个子高挑、神采飞扬，名叫毛主席。

那一年，毛主席21岁，杨昌济43岁，一个年少有为，正待出山，一个学识深厚，饱经沉浮，命运在这一刻让他们相遇，这段师生关系也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一环。

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最为敬重的老师便是杨昌济，他上杨先生的课从不敢怠慢，尤其是《西洋伦理学史》这一门课，毛主席居然一字不落地誊写成七大本笔记，字迹端正，结构清晰，而在《伦理学原理》课程上，原书本不过十万字出头，毛主席却生生写下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书页上布满了圈点、双杆、三角和各种标记，几乎没有一处空白，可见他学习之专注与深入。

毛主席对杨昌济的敬佩更在于其人品和学养，课余时间，他与蔡和森、萧三等人常常在周末结伴前往杨昌济家中，向先生请益，黎锦熙后来回忆说，当时杨昌济带领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哲学研究小组，每次聚会也就七八个人，聚会地点多在杨昌济浏正街李氏芋园的寓所，围炉而坐，畅所欲言，先生会先推荐一些书籍，大多是西方哲学、伦理学方面的著作，也有中国宋元明理学的经典，学生们则带着各自的心得体会，彼此交流，争论不休，时常因观点不同而辩得面红耳赤，但最终总能在思想的碰撞中获得启发。

1915年暑假，毛主席和几位好友没有返乡，而是留在李氏芋园潜心自学，白日里，他们在杨昌济和黎锦熙的指导下钻研经典，夜晚则聚在一起谈论天下大势，正是在这种近乎家常的氛围里，毛主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框架，世界观的雏形逐步成型。

新民学会成员张昆弟1917年8月22日，他记下这样一段话：“晚餐后去杨寓，先生说读书要反复，抄录其要点，不在贪多求快。”又记下先生的另一句话：“要蓄势以待，渐渐积累，然后一旦施展。”短短几句，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笃实沉稳的治学态度，9月13日，张昆弟又写道：“杨师与我们讲《达化斋读书录》，还谈到做人做事必须务实。”这样的教诲，犹如灯火，为青年学子指明前路。

在师生相处中，杨昌济始终倾心教导，而毛主席等人则在各个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在行事风格上也不免受到感染，毛主席后来在许多文章和思想中表现出的“求本质”“重实践”，都可以追溯到杨昌济的影响，对一位教师而言，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学生能够化用自己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走出比自己更广阔的道路。

毛主席在校时并非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因言辞犀利、行事大胆，一度被学校列为“刺儿头”，差点被开除，若不是杨昌济极力庇护，恐怕毛主席的求学之路早已中断，到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杨昌济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转折，他向《新青年》杂志推荐毛主席的文章，让这位年轻学子的思想第一次公之于众。

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力邀杨昌济赴京任教，于是他携着学识与理想，来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毛主席维持生计，杨昌济特意推荐他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这份差事不仅让毛主席得以结识更多学界名流，也让他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逐渐熟悉，相知相恋，这段师生与亲缘交织的关系，注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令人动容的篇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街头怒潮澎湃，青年学生高呼救亡口号，目睹这一切，杨昌济热血沸腾，他提笔写下《告学生》一文，语气激烈而真挚，殷切寄望青年一代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

次年他因病卧床，病情日渐沉重，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写信，与友人谈及国家的前途，在弥留之际，他提到毛主席，认为这是个天资卓绝、胸怀远志的青年，将来若是国家有难，必定要重用，杨昌济他的教诲，塑造了一代学子，更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悄然播下了改变时代的种子。

1927年8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迅速席卷全国，党和人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局之时，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单靠呼吁与妥协已无法应对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必须以武装反抗来保存革命力量，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并率先付诸行动，打着“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在湖南、江西一带发动了秋收起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井冈山进入了历史舞台，毛主席带领余部翻山越岭，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一面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把分田分地的愿望变成现实，一面组建红军，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突破了传统革命只能依靠城市工人运动的局限，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格局。

1930年前后国民党接连发动“围剿”，井冈山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依托群众支持，踏上战略大转移的长征之路，长征途中，红军翻雪山、过草地，行军数千里，九死一生。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敢于直言，严厉批评党内错误，提出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他的发言赢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会议最终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他主持全局工作，带领红军跳出重围，摆脱了国民党的穷追猛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主席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强调依靠游击战、敌后根据地和群众动员来抗击日军，八路军、新四军在他的指挥下，遍布华北、华中敌后，灵活机动，以小部队不断消耗和打击日军，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毛主席同时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发动群众，使人民的力量成为抵御外侮的根本依托。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在七大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思想，抗战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声望空前高涨，但国共之间的矛盾并未弥合，同年8月，国共谈判虽一度展开，但很快破裂，内战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