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饮酒大国，成年人口中饮酒者的比例高得惊人：15岁及以上人群男性饮酒率约74.9%，女性约38.8%，总人群饮酒率接近六成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交应酬增多，人均酒精消费量在2005~2016年间几乎翻番，从4.1升增至7.2升 。庞大的饮酒人口意味着酒精使用
中国是饮酒大国，成年人口中饮酒者的比例高得惊人：15岁及以上人群男性饮酒率约74.9%，女性约38.8%，总人群饮酒率接近六成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交应酬增多，人均酒精消费量在2005~2016年间几乎翻番，从4.1升增至7.2升 。庞大的饮酒人口意味着酒精使用障碍（AUD）患者数量同样惊人。据权威流行病学调查，我国酒精使用障碍终生患病率约为4.4%（男性6.9%，女性1.2%），换算下来相当于数千万级别的人口——约6000万国人深陷酒精成瘾的泥潭。
然而，治疗率却低得令人担忧。这些成瘾者大多“隐身”于统计之外，没有进入医疗体系接受专业帮助。在农村地区情况尤为严重：调查显示，农村酒精滥用/依赖的发病率是城市的5倍，但因心理或精神问题去就医的不到2%，而未曾就医者中只有0.59%认为找医生有用！即使在医疗体系和认知相对完善的国家，如日本，也仅有2%的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曾寻求专业帮助 。总体而言，全球范围内酒瘾患者接受过治疗的比例在有数据国家中介于不到1%到不超过14%之间。这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的酒精成瘾者并未出现在医院的成瘾门诊里，他们被埋没在庞大人群中，成为冰山下的隐忧 。
数据还揭示了酒精带来的沉重健康代价。酒精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艾滋病、暴力和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总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9年中国男性死亡中有约6%归因于饮酒，女性则约1% 。换言之，每年有数十万人因酒精失去生命。饮酒危害尤以青壮年为甚：在20～39岁这一人生黄金阶段，全球13%的死亡要归咎于酒精 。如此严酷的数字，无不在警示着我们：酒瓶中的不仅是醇香液体，更是潜伏的健康杀手。
成瘾者的群体现状：他们是谁？
酒精成瘾者并非边缘少数，而是散布在我们身边的各色人群。传统观念中，“酒鬼”常被刻板印象为中年男性。但除了这支主力军，酒瘾的魔爪正向其他群体伸展。
中年男性：这是目前酒精依赖患者的主体人群之一。工作应酬的文化、经济和生活压力，使得许多男性将酒精当作减压的“良药”。例如，一位深圳男性从29岁开始迷上喝酒，几年内发展到每日一斤白酒，脾气暴躁、行为失控，最终出现幻觉被单位辞退 。在成瘾医学专家的病例中，大部分患者都是出现了严重身心问题后才被送医，而这些走进医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许多像他一样的中年男性，把酒精当作生活中心，“可以没有朋友，但不可以没有酒” 。他们饮酒成瘾的原因复杂：有的是逢场作戏久而久之跨过戒线，有的是在郁闷时借酒浇愁，逐渐形成依赖。正如一位成瘾者所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酒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农村留守人群：在广袤的农村地区，酒精成瘾问题更为隐蔽却更为严峻。农村喜宴丧事喝酒成风，独居老人和留守妇女在孤独和无聊中也容易借酒消愁 。两次全国流调比较显示，中国农村酒精滥用与依赖患病率上升尤为明显，其发生率是城市的5倍！遗憾的是，多数农村成瘾者只能依靠“熬”来戒酒——由于认知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他们能寻求的外部帮助路径极其有限 。北方一位名叫刘明（化名）的农民就是典型例子。他十几年前因生活变故染上酗酒恶习，近几年发展到一天三餐无酒不欢，酒后常发脾气乃至家暴 。家人劝戒无果，只能在家看着他痛苦戒断。“在农村，戒酒被认作是一场意志力和酒瘾的决斗，家人的陪伴鼓励是唯一的盾牌” 。可这种“硬扛”的结果往往是全家一起陷入痛苦和恐惧之中。刘明戒酒过程中一度癫狂，用菜刀砍伤家人，两个孩子吓得放声大哭 。像刘明这样**“沉默”的农村酒瘾者群体，因为缺医少药和观念局限，长期游离于公共视野和医疗体系之外。年轻群体与女性：值得警惕的是，酒精依赖正呈现出年轻化和部分女性增加的趋势 。“酒桌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容小觑，很多大学生刚独立生活就染上酗酒习惯 。成瘾医学专家徐杰统计发现，他近年收治的酒依赖患者70%是年轻人，他们饮酒多与文化氛围和事业、情感压力相关 。相比之下老年患者占30%，多为空巢老人借酒消磨孤独时光 。此外，过去女性饮酒率一直很低，但如今“她力量”在酒桌上崛起。有调查显示，日本女性的重度饮酒比例上升显著，40～59岁人群正成为风险饮酒的高发段 。在我国，女性饮酒仍远少于男性，但社交聚会和新式低度酒的兴起，让部分年轻女性开始习惯以酒佐兴。曾经就有一位40岁的女医生安宁（化名），自青年时代起逢酒必饮，最终不得不加入互助组织寻求戒酒支持 。她在分享时潸然泪下：“只有酒鬼才能懂酒鬼。” 可见，酒精依赖并不分性别和职业，每个人都可能陷入其中。正因为许多女性患者隐藏得更深，社会对她们的关注和理解更加不足。“都消失在哪了？”——未就医背后的原因
既然我国有数以千万计的酒精成瘾者，但医院成瘾科门可罗雀，那么这些患者都“去哪儿了”呢？核心答案是：他们大多未得到正规诊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医疗资源缺位：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医疗更多聚焦于传染病、防慢病和重性精神病，对于物质成瘾的专门干预体系相对薄弱。这导致患者即便有意求医，也常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以一线城市深圳为例，估算有约63万酒依赖患者，但专门收治酒精依赖的医疗机构严重不足。在广大农村和基层地区，更缺少戒酒中心、成瘾科医生等专业资源。因此，大部分成瘾者只能在综合医院的肝病科、急诊科“打游击”，或干脆不到医院。正如业内专家所指出的，医院里看到的病例只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酒瘾患者从未进入治疗服务 。医疗体系的准备不足，客观上“遗漏”了这数以万计的问题饮酒者。病耻感与认知误区：心理障碍和成瘾疾病在我国仍带有深深的污名。不少成瘾者拒不承认自己有病，认为酗酒只是个人习惯或品行问题，不需要看医生。 有位患者被家人送去医院，一听说要当“精神病人”看待就勃然大怒，喊道：“老子没病！有病的是你们！”这种典型的否认与抗拒反映出酒瘾者内心巨大的病耻感。在农村，这种观念更加根深蒂固——酗酒被视为意志力薄弱或道德问题，“找医生有什么用？”的疑问使99.4%的患者都不相信医疗能帮他们。社会大众也普遍缺乏对酒精依赖的正确认知，常把成瘾视作“自作自受”。一些媒体和影视将酗酒者标签化为“酒鬼”“醉汉”，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慢性脑科疾病，需要科学治疗而非简单自律。观念上的误解与耻辱，使得成瘾者不敢、不愿走进诊室。家庭和社区的沉默：在成瘾问题上，中国家庭往往采取“不张扬”的态度。出于颜面和传统观念，许多亲属选择隐忍和遮掩，而非主动寻求外界支持。成瘾者的配偶和子女常年生活在阴影下，却很少向邻里、组织求助，家庭内部也讳疾忌医。有调查显示，在农村成瘾家庭中，陪伴和鼓励是家人唯一的支持方式，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戒断反应中煎熬，稍有闪失甚至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例如前文提到的刘明，妻子书知姐独自承担起看护丈夫戒酒的重任，哪怕发生了动刀的家暴惨剧，也只是试图通过离婚威胁来促使丈夫清醒 。这种家庭内部的孤军奋战，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掩盖了无数隐痛。一旦家庭自身撑不住了，患者往往也已病入膏肓。家庭和社区的沉默，使得酒瘾者“消失”于公共视野，直到悲剧酿成才被发现。社会文化误导：“无酒不成席”的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从职场交际到红白喜事，无不把豪饮视作热情和义气的象征 。在这种环境下，过量饮酒的危害常被淡化甚至美化。周围人可能把酗酒者的行为当成“一醉方休”的幽默谈资，而非严肃的健康问题。社会对酒精的宽容和鼓励，导致很多人成瘾已深却不自知或不以为意。同时，一些公众甚至包括基层医务人员，对“酒精使用障碍”缺乏正确理解，误以为戒酒只靠个人意志就行。社会层面的误区进一步延误了患者求治的时机。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崇尚劝酒、斗酒的习俗，一方面又歧视真正无法戒酒的患者，这种矛盾心态使得成瘾者更难走出阴影，得到及时干预。综上，医疗支持不足、羞耻与误解并存、家庭社会的隐忍，使得我国数以千万计的酒精成瘾者大多游离于正规治疗之外。“他们去哪儿了？”答案是：要么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硬撑，要么深陷病耻和绝望中自我放逐。这既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公共卫生与社会关怀需紧急面对的现实。
酒瘾的现实代价：健康、家庭与社会的伤痛
酒精成瘾不只是一瓶酒的事，它带来的代价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堪称触目惊心：
健康损失：长期酗酒对身体几乎是“灭顶之灾”。肝硬化、胰腺炎、心肌病、脑萎缩、营养不良等疾病在酒精成瘾者中高发。 一位36岁的重度酒瘾者，被确诊患有酒精性胃病、周围神经病变、大脑和小脑萎缩、肺大疱等24种疾病！可以说全身多个系统遭到酒精毒害。酒瘾还会诱发精神障碍，如酒精中毒性幻觉妄想、认知障碍等，极大折损生活质量。更严重的是，酒精相关死亡率高企，大量患者在壮年阶段就因肝衰竭、中风、癌症等离世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260万人因饮酒死亡 。本可预防的生命逝去，是酒精征收的最惨烈“税负”。家庭破碎：酒精成瘾往往是整个家庭的灾难。患者在醉酒和戒断时的失控行为，会对亲密关系造成巨大伤害。家庭暴力是常见悲剧之一。 刘明酒后动辄对妻子大打出手，甚至舞刀弄险，吓得孩子长期活在恐惧中。无奈之下妻子提出离婚，家庭濒临解体 。许多成瘾者酒醒后懊悔愧疚，但屡戒屡败，让配偶和子女失望透顶。沟通隔阂、信任丧失、经济拮据接踵而来，一个人的酗酒，往往拖垮整个家庭的幸福。有经验人士感叹：“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恩情，在酒精面前都是一文不值” 。无数家庭成员在爱与恨的煎熬中挣扎，要么选择沉默忍耐，要么走向破裂分离。家庭本应是社会的细胞，酒瘾的侵蚀却令这些细胞充满病痛。社会代价：酒精成瘾造成的连锁反应还波及公众安全和社会发展。首先，公共安全隐患明显增多。酗酒驾驶引发的交通惨剧令人触目：2019年全球酒驾交通事故死亡近3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无辜者被他人醉驾所累 。酒后斗殴、刑事犯罪、治安事件也屡见报端，给司法和警务带来负担。其次，劳动力损失和经济负担沉重。酒精导致的过早死亡和疾病，削减了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而存活的成瘾者因健康和行为问题，工作效率低下、频繁失业。 研究显示酗酒者失业后更难重新就业，陷入恶性循环。大量因酒致贫、因酒返贫的家庭需要社会救助。最后，医药和福利成本也大幅上升：酒精相关的医疗支出、保险赔付、生产力损失据估算占GDP的不小比例。英国公共卫生部统计酒精每年给社会造成数百亿英镑损失，包括医疗、警务、雇佣损失等 。我国尚缺全面测算，但可想而知代价同样巨大。沉迷酒精的国民越多，社会发展的包袱就越沉重。总之，酒瘾问题吞噬的是个人的健康年、家庭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发展力。这笔现实代价再也不能被忽视和默许了。
他山之石：他国如何干预酒精成瘾
面对酒精依赖这一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不少国家已经展开积极行动。英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公共医疗体系全面介入。作为传统饮酒文化盛行的国家，英国政府数十年来通过政策和医疗双管齐下应对酒精危害。一方面，完善的医疗服务为戒酒提供支撑：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下设有专门的戒酒治疗项目，遍布全国的成瘾诊所、咨询中心和互助组织为患者提供免费或低价服务。全科医生（GP）被培训在日常门诊中筛查和简短干预有问题饮酒的患者，将轻度依赖扼杀在萌芽 。据统计，英格兰估计有约160万成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酒精依赖，其中每年有数十万人接受了专业辅导或药物治疗。针对重度成瘾者，NHS提供戒酒住院、社区戒酒班和半途宿舍（halfway house）等支持，让他们在医疗监管下安全戒断。另一方面，政策法规层面英国也严控酒精危害：早在2016年就发布新版酒精指南，倡导男女每周饮酒不超过14个标准杯 ；通过提高酒税、限制酒类促销、严格酒驾执法等手段降低总体饮酒量 。英国还注重公众教育，每年开展“干杯挑战”（Dry January）等全国性活动，鼓励大众一个月不饮酒，提高对酒精成瘾危害的认识。在英国，酒精依赖被视为一种需要积极应对的疾病，政府、医疗和社会组织协同作战，使患者得到更多关怀而非指责。日本：立法干预与社区支持并举。同样深受饮酒文化影响的日本，近年来痛感酒瘾对国民健康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14年日本通过《防止酒精健康障碍基本法》，从法律上确认酒精依赖是一种需要防治的疾病，明确政府责任来推动控酒 。此后日本强化专业治疗网络，全国建立了50多家公立和私营的戒酒康复机构和中途宿舍，其中部分专门收治酒依赖患者 。日本的精神科医院普遍开设3个月的戒酒住院康复项目，采用药物（如纳曲酮、阿坎酸等抗渴求药物）结合团体治疗，帮助患者度过难关 。同时，日本有庞大的民间互助组织网络，例如类似AA的断酒会（Danshukai），在社区为康复者提供长期支持。另外，日本还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如开发网络戒酒干预项目，通过互联网向有问题饮酒的市民提供筛查和个性化反馈辅导 。研究表明，这种匿名的线上干预可降低部分人群的饮酒量，也减少了求医者的羞耻心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社会近年开始重视女性酗酒问题，加强对职场人群、家庭主妇的教育和早期干预 。通过立法、医疗、社工“三管齐下”，日本正在努力将酒瘾患者从阴影中托举出来。据报道，目前日本物质成瘾患者接受某种形式治疗的比例已提升至16.3%，虽仍不高但显著优于很多国家 。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可以逐步扭转酒精依赖造成的困局。当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但英国、日本在政策支持、医疗介入、公众教育上的做法，都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参考。
出路与建议：我们的下一步怎么走？
面对6000万未被充分救治的酒精成瘾者，中国不能再犹豫观望，必须从政策、医疗、技术、社会多层面发力，织密“解瘾”之网。以下是几点建设性思路：
完善政策支持与法规监管：将控酒和酒精成瘾防治上升为国家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制定国家层面的控酒战略和成瘾治疗行动计划。在借鉴WHO“SAFER”策略基础上，加快推出切实措施：限制酒类供给（如夜间禁售、高风险场所限售），提高酒精税收并将部分税款专项用于成瘾防治，禁止或严格管控酒类广告宣传，营造全社会控酒氛围。同时，巩固酒驾入刑等既有成果，让“不敢酒驾”变成“不愿酗酒”。通过法律手段，推动用人单位和公众场合减少劝酒陋习。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成瘾研究、戒酒互助组织和社会公益项目，从政策和财政上为患者重返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深化医疗体系改革，建立完备的治疗网络：把酒精使用障碍的筛查和治疗纳入常规医疗服务。首先，加强基层医生培训，在全科门诊和健康体检中增加饮酒量评估，一旦发现危险饮酒或早期成瘾迹象，及时进行简短干预和转介 。其次，扩充专科资源，在精神卫生中心或综合医院增设成瘾科/戒酒门诊，尤其在人口密集地区设立专业的戒酒治疗中心，提供安全脱瘾（药物戒断、营养支持）和康复指导。鼓励社会资本兴办正规戒酒医院和康复机构，填补公立资源不足的空白。再次，将戒酒药物纳入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例如纳曲酮、阿坎酸、双硫仑等证据确凿的戒酒辅助手段，让患者负担得起药物维持治疗。参照国际经验制定临床指南，推广心理治疗（动机强化、认知行为疗法等）和药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方案，提高治疗成功率。最后，要加强医务人员对成瘾者的同理心和职业素养培训，避免歧视和道德批判，用科学态度对待酒精依赖，才能让患者愿意走进医院。技术干预与创新：拥抱新技术，为传统医疗难以覆盖的人群提供帮助。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戒酒干预插上了翅膀。可以开发戒酒APP和在线辅导平台，用户匿名测评自身饮酒风险，获取量身定制的减少饮酒计划和行为建议，并由专业咨询师在线答疑和心理支持。这类数字疗法成本低、覆盖广，能够吸引那些碍于面子不愿见医生的隐性患者 。与此同时，我国科研单位和企业也在探索生物医学新手段。今年引发热议的“戒酒芯片”就是一例：将盐酸纳曲酮植入剂埋置于患者体内，持续释放药物阻断酒精带来的快感，使饮酒变得索然无味 。全国多地已经开展了这项治疗，一名酒瘾15年的患者植入后据称效果良好，引发成瘾人群的强烈关注 。此外，还可借助可穿戴设备监测患者生理指标，预警复饮风险；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酒后情境进行抵制训练等。科技赋能，将丰富戒酒工具箱，提升干预的可及性和个性化水平。社会倡导与支持：酒精成瘾不仅是医疗问题，更需要全社会转变态度，给予患者理解和帮助。首先要消除污名化，通过媒体宣传和健康教育告诉大众：酒瘾是一种慢性病，并非意志薄弱的表现，对成瘾者不应嘲笑歧视，而应鼓励其求医。邀请专家和康复者现身说法，传播“戒酒也能重生”的正能量故事，纠正公众对于酗酒的错误观念。社区层面，可以学习AA模式建立更多戒酒互助组织，在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开展定期聚会，让戒酒者有倾诉与交流的平台。互助协会的经验表明，“过来人”彼此支持能够显著降低复饮率，哪怕是不善言辞的国人，通过QQ群、微信群等线上形式也能参与其中 。家庭方面，应当鼓励家属打破沉默。医疗社工或公益组织可以提供家庭辅导课程，教会亲人正确应对酒瘾者的情绪和行为，共同制定戒酒契约，而不是放任或一味指责。此外，全社会需倡导适度饮酒的新风尚。像“无酒宴会”“清水敬酒”等活动，可以逐步推广，让人们明白不靠酒也能尽兴。职场单位应落实人文关怀，对疑似酒瘾员工给予心理援助和弹性治疗假期，帮助其康复而非简单开除。当全社会形成理解成瘾、帮扶成瘾者的氛围时，酒精依赖者才有更大动力走出黑暗，重回正轨。来源：江南雨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