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乌得勒支大学的最新研究揭露了全球气候治理中一个令人震惊的漏洞：传统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方法系统性地偏袒高排放国家，让那些历史上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富裕国家得以推迟严厉的减排行动，同时将更重的负担转移给贫困和脆弱国家。这一发现正在改变全球气候政策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在法

信息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5/09/250903075156.htm

乌得勒支大学的最新研究揭露了全球气候治理中一个令人震惊的漏洞：传统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方法系统性地偏袒高排放国家，让那些历史上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富裕国家得以推迟严厉的减排行动，同时将更重的负担转移给贫困和脆弱国家。这一发现正在改变全球气候政策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在法庭越来越多地介入气候争议的背景下。

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这项研究由Yann Robiou du Pont领导，直接挑战了《巴黎协定》框架下各国"公平份额"减排目标的计算方式。研究发现，当前的评估方法从各国现有排放水平出发进行渐进式削减，实际上奖励了那些历史排放量巨大的国家，而惩罚了那些对全球变暖贡献最少的国家。这种计算偏差不仅违背了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更可能将世界推向灾难性的全球变暖轨道。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责任的替代方法，要求立即根据各国对气候变化的累积贡献和行动能力来分配减排义务。这种方法将导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高排放国家面临最大的减排缺口，需要投入最多的额外努力和资金支持。

数字背后的不公正现实

图表显示了各国气候承诺（NDC）与将升温限制在1.5°C至4°C之间的全球路径的比较情况。根据研究提出的方法，全球排放量的分配方式体现了公平公正。颜色显示一个国家的承诺是否足以匹配1.5°C的路径，还是符合较弱的路径（2°C、3°C或4°C）。图片来源：Yann Robiou du Pont等人，《自然通讯》。

传统的公平份额分配机制表面上看起来合理：根据历史责任、经济能力和发展需求等原则，在各国间分配全球碳预算。然而，乌得勒支大学的研究揭示了这些计算中隐藏的偏见。通过从各国当前排放水平出发制定减排路径，评估方法实际上让高排放国家获得了"合法"继续大量排放的许可证。

这种偏见的影响是深远的。七国集团、俄罗斯和中国等主要排放国可以声称其相对温和的减排承诺符合"公平"标准，而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则被期望承担超出其历史责任和经济能力的减排义务。研究显示，这种系统性偏见已经成为实现《巴黎协定》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重大障碍。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偏见在高收入国家内部也产生了不平等。那些在气候行动上表现更加消极的发达国家，反而在现行评估体系中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减排要求，这实际上惩罚了那些已经采取积极气候政策的国家。

法庭成为气候正义最后防线

随着政治谈判在气候问题上的反复拖延，全球法庭正在成为推动气候行动的关键力量。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KlimaSeniorinnen"案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法院明确认定国家气候行动不足构成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各国证明其气候承诺对全球目标做出了公平且雄心勃勃的贡献。

这一法律先例的意义远超单个案件。法庭开始依赖科学研究来评估国家排放目标的充分性和公平性，这意味着像乌得勒支大学这样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法律裁决和政策制定。研究中的任何偏见都可能在法庭上产生现实后果，影响国家的法律义务和赔偿责任。

国际法院在2025年7月的里程碑式咨询意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确认各国根据国际法负有防止气候系统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律义务，并强调各国有义务采取集体和紧急行动。这一意见为未来的气候诉讼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使得基于科学的公平份额研究成为法庭审理的核心证据。

重新定义气候债务

乌得勒支大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公平地分配全球减排责任？传统方法试图通过平滑的减排曲线来避免经济冲击，但这种温和的渐进式方法实际上是在为历史上的高排放者提供保护。

新的历史责任方法要求对这一模式进行颠覆性改变。按照这种方法，某些国家需要立即实施急剧的减排措施，而不是平缓的下降轨迹。对于那些减排需求超出国内能力的国家，则需要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气候资金来"购买"额外的减排量。

这种方法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美国作为历史累积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减排压力和资金义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人均排放量极高的发达国家也将被要求承担更重的责任。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减排压力减轻，还将获得更多的气候资金支持。

从道德责任到法律义务的转变

气候正义活动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将解决气候危机视为道德责任，但法庭的介入正在将这种道德义务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责任。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因为它将气候行动从政治协商的范畴转移到了法律执行的领域。

研究显示，那些拥有最大能力和责任采取行动的国家正是缺乏公平努力的国家，导致全球行动严重不足。通过更公平地分配努力，不仅可以实现更雄心勃勃的全球减排目标，还可以加强国际气候合作的道德基础。

这种转变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深化。气候变化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涉及基本人权、代际正义和国际责任的复杂议题。法庭的介入表明，当政治和外交机制失效时，司法体系可以成为确保问责制和促进合作的关键力量。

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乌得勒支大学的研究及其在法庭上的应用，正在重塑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平衡。传统上占据谈判优势地位的高排放国家发现，它们不再能够通过技术性的会计操作来规避真正的减排责任。与此同时，脆弱国家获得了新的法律工具来要求气候正义。

这一变化的时机至关重要。随着气候影响的加剧和科学证据的不断累积，公众对气候行动不力的容忍度正在下降。年轻一代尤其不愿意接受基于政治妥协而非科学需求的气候政策。法庭的介入为这种社会压力提供了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然而，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急剧的减排路径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需要carefully designed的过渡政策。国际气候资金的规模和分配机制也需要根本性的重新设计。最重要的是，各国需要在法律压力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确保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