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抗战烽火中的学术坚守——写于《六同别录》整理重印之际

摘要：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为之欢呼。这不仅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华儿女十四年浴血抗战的全面胜利。就在这一年，滔滔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上，因抗战而内迁在此的中国学者击掌相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为之欢呼。这不仅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华儿女十四年浴血抗战的全面胜利。就在这一年，滔滔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上，因抗战而内迁在此的中国学者击掌相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做了一个决定：请史语所各位学者把自己压箱底的代表作拿出来，出版一部高水平的专辑，一为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学术生活，二为纪念抗战的全面胜利。一时间大家都行动起来，按照各自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撰写、修改文稿，没有机器设备，就用手誊写、用石版印，“就李庄营业的小石印馆”印刷、装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把一批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著作整理了出来——这就是1946年出版、印量极小、存世极少，今天在海内外难觅踪迹的《六同别录》。

“李庄学者”不仅属于李庄

抗战前，李庄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李庄是一座丰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学者在此书写了抗战文化史、抗战学术史的重要篇章，以至于能以一镇而与成都、重庆、昆明等大城市并称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李庄短短六年间的山、水、人、事，艰难著述和琅琅书声，将永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历久弥坚，也必将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1946年7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抗战文化人士的船只离去，李庄又归于平静。常有人说某地、某人是“半部民国史”；李庄因学术抗战而闻名全国和全世界，我们这里要说，“一个李庄，半部抗战学术史”，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李庄，梁代属戎州（今宜宾）六同郡，郡治南广县，隋时南广县改称南溪县，李庄成为县治所在地，直至晚唐时期县治别迁。它有“九宫十八庙”，较有名者如奎星阁、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桓侯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等。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机关、学校、工厂相继内迁，其中就有著名的同济大学。同济大学从沦陷区辗转奔波，从吴淞到上海、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而至云南昆明。但昆明也随即遭到日军轰炸。1939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因躲避轰炸，又由昆明疏散至城郊龙泉镇。1940年10月，同济大学电托前中原纸厂厂长钱子宁在宜宾、南溪一带寻找校址，中间颇有波折，多时无果。李庄乡绅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电邀同济大学迁至李庄，这就是今天已经闻名中外的“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为能成功引来同济大学，他们另文再述，详介当地适宜办学的各方面优越条件，包括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等。不久，学校就派了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先行，中研院三个所和中央博物院也派史语所芮逸夫随同入川。三位先遣人员来到李庄，住在益德小学，与地方各界人士初步拟定了安置办法。同时，傅斯年也与时任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取得联系：“郭厅长子杰兄：惠书敬悉，盛情极感。所示南溪李庄张家大院情形，与敝所适宜，请即电知专员公署保留，至荷。又，此间各学术小机关四五，拟与敝所同迁一区，即派敝所专员芮逸夫君前往查看，乞省府电知叙永、泸州、叙府、犍为一带专员、县长协助一切，公私并感。弟傅斯年。”

这样，同济大学和中研院史语所等从沦陷区辗转万里、漂泊三年，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中国的一大批顶尖学人随后陆续抵达宜宾李庄。李庄以博大的胸怀先后接纳了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众多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迁入，使得李庄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这些机构内迁，众多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学者进入长江边的这座小镇，小镇顿时喧嚣起来。“南渡”而流寓李庄的学人，是教授中的教授、学者中的学者，如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考古学之父李济、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体质人类学奠基人吴定良、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建筑学之父梁思成，还有享誉国内外的大学者傅斯年、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岑仲勉、刘敦桢、林徽因、童第周、丁文渊，以及青年才俊董同龢、任继愈、罗尔纲、吴孟超、罗哲文、王世襄……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以至于有人说“如果没有李庄，中华文脉将是另一模样”。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40—1946年的中国，只要在信封上写“中国李庄”，哪怕是国际邮件，都能精准直达。另一件事更能说明李庄的地位：1945年4月，甲骨文研究专家董作宾编写的《殷历谱》以手写石印方式在李庄出版，被向以严谨著称的陈寅恪誉为“抗战第一书”：“学术界著作当以尊着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赞扬走向抗日战场上的302万士兵英勇杀敌，300万民工服工役，修建了15座机场，供给抗战前方8000万担军粮，“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我们对这个为正面战场出了最多力量的四川人民，决不能忘恩负义，无所报答”。这里“感谢”的四川人民，自应该包括李庄人民和“李庄学者”。抗战时期迁入四川的高校48所，占战前中国108所高校的44%。以李庄人为代表的四川人民在文化抗战中，对全国内迁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也不应该被忘记！当时中央博物院还有一大批国家级珍贵文物也随同迁往李庄。正是有了李庄人民和“李庄学者”，中华民族的文脉、学脉纔能延续下来。李庄，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护佑了中华文化。

陈寅恪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李庄学者”正是华夏民族文化“本根”的代表。

抗战中的李庄不仅仅是李庄一镇，而是中国、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缩影。四川曾经出版了《发现李庄》（岱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和《中国李庄：文化抗战的港湾》（罗鸣，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就是对以李庄人为代表的四川人民所做贡献的最好纪念。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整理《六同别录》，把“李庄学者”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抗战、文化抗战方式，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的坚韧与不屈，也是一种极好的纪念。

“李庄学者”与“李庄精神”

李庄的学者群体克服重重困难，学术研究与教学并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名重当时，即使在今天来看，很多都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用自己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民族精神，什么是学者良知。李庄在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学术成果和学者们的精神风貌必将被后人铭记于心，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就李庄的民众而言，“李庄精神”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前线战事紧张，民众生活困难，仅两千余人的小镇要容纳约两万名的客居学者。李庄地方和民众积极捐赠房屋、庙宇、宗祠等作为研究机构和学生的宿舍，还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安全保障，确保学者们能够安心治学。因此，“李庄精神”代表了四川人民对抗战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就李庄的学者而言，“李庄精神”又代表中国一流学者共克时艰的奋斗精神。“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李庄精神在于学者居陋室不忘“本根”，蛰居五年，成果惊世。史学上，校勘《明实录》、考证“居延汉简”、编著《中国疆域沿革史》；语言学上，调查了苗、瑶等民族语言，整理了湖北方言、云南方言和倮倮语材料；考古学方面，与中央博物院联合赴川康古迹考察，在四川彭山等地清理汉墓，协助四川博物馆整理了成都琴台蜀王墓，清理、发掘了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等遗址。在此期间所得成果中，最著名者有李济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图录》，林徽因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川、康之汉阙》，李霖灿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董作宾的《殷历谱》，逯钦立的《汉诗别录》《〈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屈万里的《甲骨文从比二字辨》，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及《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马学良的《撒尼倮倮语语法》，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等等。傅斯年说：“夫一邑之人才如此盛，一家词章之可传如此多，足征今之世运在乎西南，方将翊赞国家之将兴，润色一时之弘业……岂仅为桑梓征存文献哉。”

“李庄精神”离不开学统传承和学术环境的熏陶。李庄在抗战时期汇聚了众多学术精英，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同学科的人相互启发、共同进步，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李庄精神”还代表一批著名学者深知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他们纷纷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到国外发展的机会，克服重重困难，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在缺乏研究设备、资料不全的情况下，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李庄精神”将铭刻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将铭刻在人们的心中。1946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回迁。离开李庄时，学者们集体立了一块碑，碑额上是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写的“山高水长”四个字。碑文中写到：“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尔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佥同，醵金伐石。”以李庄学术研究为核心的“李庄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的丰碑，也是文化抗战和民族精神的典范。同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精神被后人铭记于心，激励后人不断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李庄人、李庄学者，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六同别录》编纂的时代背景，它赋予了《六同别录》特殊的历史意义。

《六同别录》的出版

《六同别录》何为此名？在傅斯年先生为该书所作的《编辑者告白》中可见缘由。傅斯年先生指出：“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是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个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邻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他。”可见，这部书的编纂宗旨是傅斯年等学者为了保存和传承学术成果，通过学术论文结集的形式，以纪念抗战胜利和这段特殊的学术历程。

《六同别录》共收录了中研院15位学者在李庄期间的28篇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不仅展现了当时学术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参考。学者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深入探讨同一问题，相互启发，从而得出更为全面、深刻的结论。

关于《六同别录》的印刷，我们不妨引述傅斯年的《编辑者告白》：“这一册《六同别录》何以单出呢？自抗战至‘珍珠港’，本所的刊物续由港沪商务印书馆印行，因为就印刷技术论，非托他们办不可。太平洋战事突然暴发，港沪商务印书馆被敌人占据，我们的稿子损失数百万言，于是不得不在后方另谋印行。”开始打算“自办一个石印小工厂，也曾经努力过一下，仍以办得太晚，钱不够而未成功。目下只好就李庄营业的小石印馆，选些篇需要刻字，音标，而不需要图版的，凑成这一本，用石印印出。其它需要图版的，照像影印的，仍是无办法”。《六同别录》线装，上中下三册，毛边纸，每册150页左右。“《六同别录》连同先前已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九本、第十本、第十一本三种，是史语所在李庄的学术成果展示。”从出版过程看，《六同别录》通过作者本人手写，因陋就简，以石印的方式出版，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出版形式，不仅展示了史语所学者在艰苦条件下的学术坚守，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精神传播的象征。

《六同别录》的学术价值

《六同别录》作为一部重要的学术文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学术分量以及传承价值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册，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些成果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今天看来也振奋人心。例如，董作宾的《殷历谱后记》和石璋如的《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在考古学领域具有开创性；劳榦的《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而逯钦立的《汉诗别录》则系统梳理了汉代诗歌，其研究方法和结论对后世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六同别录》的学术分量不仅体现在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上，还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张政烺的《字说》结合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综合分析古代文字字形、意义和读音。后世学界对《六同别录》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史语所对中国人文科学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抗战的成果展示。这部文集不仅在学术内容上具有重要价值，还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态度上为后世树立了学术典范。

《六同别录》中，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占到四分之一。我们今天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五千年文明史“从哪里来”，以此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骨文研究和应用，培养了一批跨学科人才，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就。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经过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考释校订，开辟出新的学术领域。《六同别录》收入的研究出土文献的论文，如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小屯的文化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李济《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董作宾《殷历谱后记》，劳榦《〈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屈万里《甲骨文从比二字辨》等，为今天的出土文献和古文字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六同别录》中，不少学者对传统文献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和重新诠释。他们不仅关注传统文献的整理和解读，还注重将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方法相结合，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这种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典籍的内涵和价值，还能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如音韵学长期以来被学术界称为絶学，像董同龢的广韵重纽研究和等韵门法研究、周法高的声调和韵部研究，都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自成一家之言。

探索新兴领域、以创新引领学术研究是《六同别录》的又一优长之处。如民族语言的调查和整理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如芮逸夫《苗语释亲》、马学良《倮文作斋经译注》便开风气之先。其他如文化史、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六同别录》收入的论文也都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为这些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对于后世学者了解这些领域的发展脉络和学术动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六同别录》印量极小，所有赠书都必须由傅斯年或董作宾签字批准，即使作者，也只能领取有自己论文的那一册，因此存世极少，从版本学上分析，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此次整理，得到了著名学者、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先生高屋建瓴的谋划和指导。我们按学科分类，邀请了该领域相应的学术名家作了分篇导读，如长于历史学的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谭继和先生、长于音韵学的首都师范大学冯蒸教授、长于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长于文字学的复旦大学刘钊教授、长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等。在此，对参与整理、撰写导读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不仅介绍了文章的内容，还对相关领域的背景、研究现状、学术价值都一一作出评析。正是他们对每一篇文章做了深入、细致、认真的介绍，使得读者对该书有了更多一层的了解。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泸州市委宣传部、泸州市图书馆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未来，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六同别录》中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传承和发扬其中所藴含的学术精神，以推动相关学科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为学术事业的繁荣和进步贡献新的力量。

是为序。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

主编：周青

学术顾问：汪启明

导读作者：冯蒸霍巍刘钊黄博孙玉文谭继和康博文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4131-7

出版时间：2025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包含《六同别录》全部内容以及分篇导读的整理作品，邀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各篇文章的学术背景、影响和价值进行介绍性导读。《六同别录》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45年主编的学术论文集，收录了28篇论文，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这些论文是学者在抗战岁月中，利用宝贵的文物和图书数据进行研究的成果。

上册

编辑者告白傅斯年

广韵重纽试释董同龢/冯蒸导读

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石璋如/霍巍导读

小屯的文化层石璋如/霍巍导读

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石璋如/霍巍导读

广韵重纽的研究周法高/冯蒸导读

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周法高/冯蒸导读

说平仄周法高/冯蒸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