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
作者：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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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极权主义
秘密警察直到现在，我们还只知道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正式形式：1938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1930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专政。这两种统治形式与其他各种独裁、君主专制和暴政统治的形式根本不同；它们尽管以某种连续的形式从政党专政中发展起来，但是它们的极权主义根本特征是新的，不可能产生于一党制。一党制的目标不仅是夺取政府行政权，而且用党员充实所有的职位，达到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以使党在夺取政权后变成政府的宣传组织。这种制度仅从反面意义上是“极权的”(total)，即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不会容忍其他政党、反对派和自由政治观点。一旦政党专政掌握了政权，它就使原先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原状；政府与军队像以前一样行使权力，“革命”的事实只不过是一切政府职位现在都由党员占据。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政党的权力垄断由国家保障。党不再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心。
在极权主义运动执政之后发动的革命带有相当激进的性质。从一开始起，他们有意识地努力维持目家与运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努力防止运动的“革命”机构被政府吸收。夺取国家机器而又不和它合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其方法是允许在运动中只有次要作用的党员上升至国家机构的层级体系。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在运动的组织机构里，而在国家和军事机器之外。在运动内部决定一切国家事务，运动始终是国家的行动中心；政府官员们常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党员若有野心想爬到部长位置，在一切情况下，他为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他对运动的影响和领导者的信任。
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作为它的外表，来代表它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位置。极权主义国家本身是极权主义运动的逻辑继承人，它借用了后者的组织结构。极权统治者以对付非极权政府的方法，在执政之前对付议会各党和党内务派，在一个扩大了的国际舞台上，又一次面对那个双重问题：在现实世界的冲击力之下掩盖运动(或极权主义国家)的虚构世界，向外部的正常世界显示类似的正常状态和常识。 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背后和眼花缭乱的职位之中，存在着一切权力更迭，而在无效率的混乱之下，存在着国家的权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和超级工作能力。强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相应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强的权力库的军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野心，以及它有意识地废除外国与本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区别。训练来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的军队向来是一种可用于内战目的的可疑工具，既使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他们也发觉自己很难用外来征服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民。在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的价值也变得很可疑。由于极权主义统治者以假设一种最终的世界政府为基础来推行他的政策，所以他对待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受害者就好像他们是反叛者，犯了最高叛逆罪，结果选择用警察来统治占领地区，而不是用军队。
甚至在运动夺取政权之前，它也拥有一支秘密警察和间谍机构，在各国建立分部。后来，它的代表得到比正规军情报机构人员更多的金钱和权力，常常成为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秘密首领。它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第五纵队，指挥运动的国外支部，影响各国内政，从总体上使极权主义统治者——在推翻政府或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能够公开感到行动自如。换言之，秘密警察的国际支部是传送带，经常将极权主义国家的表面外交政策转变成极权主义运动潜在的国内事业。
但是，秘密警察为准备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乌托邦而完成的这些功能，对于那些要求在一个国家里立即实现极权主义虚构的人来说，还是次要的。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上所产生的主控作用，自然地使人们普遍误解极权主义。一切专制主义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但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只出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阶段，这时还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这一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极权主义利用(并且有意识地支持)了非极权主义国家的误解，而无论它们之间根本不能互补的程度如何。希姆莱在1937年对国防军参谋总部那次著名讲话中。假设了一个普通暴君的作用，他用假设存在一种“战争情况下的第四个舞台，即德国国内”，来解释警察力量的不断扩展。同样地，斯大林几乎在同时也一半成功地说服了老布尔什维克卫士们(他需要他们的“坦白”)，使他们相信一场战争正威胁着苏联，因此，即使在暴君之后，全国必须在紧急状态下保持结合。这些说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者都发生在政治对立派被消灭以后，秘密警察扩展了，但是事实上已没有需要监视的反对派。战争发生时，希姆莱在德国本土既不需要，也不使用他的党卫军部队，只用于管理集中营和监视外国奴工；在东欧前线服务的武装党卫军用于“特别任务”——通常是大规模屠杀——和强化经常同军方以及纳粹文官发生冲突的政策。党卫军组织就像苏联的秘密警察一样，通常在军队平息了占领区之后到达，对付胆大的政治反对派。
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最初几个阶段，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组织仍然发挥了一种作用，它与其他形式的独裁和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政权的作用一样；他们的方法过于残酷，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却是无与伦比的。深挖秘密敌人和追踪前反对派的第一阶段，通常是将全体居民都拉进前锋组织，重新教育老党员从事革命的特务工作，以使同情者们的同情虽然相当疑惑，却无须惧怕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干部。在这个阶段，如果谁偶然怀有“危险思想”，他的邻居就会成为比官方指定的政治代表更危险的敌人。清除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有组织的抵抗，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的结束时间大致是德国的1935年和苏俄的1930年。
只有在完全消灭了真正的敌人，开始捕捉“客观的敌人”(objective enemies)时，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怖才成为真正的内容。借口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利用某一块领土作为革命的实验室，或者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才开始实行极权主义的第二项主张，即要求极权统治。尽管从理论上讲，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只有在统治全世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但是极权主义政权却证明了这一部分极权主义乌托邦几乎可以完美地实现。因为它暂时还不涉及失败或胜利，因此希特勒即使军事上受挫，他仍能为消灭犹太人和建立死亡工厂而感到高兴，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若无战争，就绝不会有可能“烧毁桥梁”，实现极权主义运动的某些目标。
纳粹运动 的精英组织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干部”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而不是为掌权政府的安全服务。正如极权主义号称统治世界只是在外表上和帝国主义扩张一样，极权统治也只是似乎像专制主义的学生．如果说，极权主义与帝国 主义扩张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前者不承认国内和国外的区别，那么，专制政治的秘密警察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后者并不追踪秘密思想，并不利用旧的秘密警察方法，即挑拨煽动的方法。
由于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一个国家平息之后才开始活动，在一切外面观察者看来，它总是显得完全多余——或者相反，误导人们认为有着某种秘密的抵制。秘密警察的多余性(superfluousness)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总是被迫证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务完成之后保持自己的工作。出于这一目的 而使用的方法，使对革命史的研究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例如，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似乎没有一项反政府的行动不是由警察引起的。同样地，沙皇俄国一切革命政党中特务的作用显示出，若无他们“煽动”挑拨的行动，俄国革命运动就不会那样成功。换言之。挑拨行动极大地帮助维护传统的延续性，也一再打断革命的组织工作。
挑拨煽动的作用十分可疑，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放弃它的原因之一。再说，挑拨行动只有在怀疑还不足以构成逮捕和惩罚时才明显地需要。当然，没有一个极权主义统治者会梦想有条件使他能诉诸挑拨行动，以使他认为是敌对者落入陷阱。比这些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极权主义在执政之前，只根据意识形态来确定它的敌人是谁，以致各种“可疑分子”(suspects)的范畴也并不通过警方情报来确定。所以，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或苏俄的前统治阶级的后代并不是任何一次敌对行为的真正嫌疑犯；他们已经根据意识形态，宜布了其政权“客观的”敌人。
专制政权和极权主义的祕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可疑分子”和“客观敌人”之间的区别。后者由政府的政策确定，而不是根据他是否有推翻政府的欲望。他绝不是一个思想是危险的，或其历史很可疑的个人，而是一个“带有倾向的人”(carrier of tendencies)，就像带有一种传染病一样。从实践角度来说，极权主义统治者开始时像一个不断侵扰别人的人，直到每一个人都知道后者是他的敌人．以使他能自圆其说地出于自卫而杀死他的敌人。这当然有点残酷，但是很有效——因为每一个目睹者都知道某些成功的阴谋家是如何消灭竞争对手的。使用“客观敌人”的概念，对于发挥极权主义政权的功能。比对于各种范畴的意识形态定义要重要得多。假如这只是一个仇恨犹太人或仇恨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么极权主义政权在犯了一次巨大的罪恶之后，便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正常政府的规则上来。而我们知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客观敌人的范畴大大超过了运动最初在意识形态上确定的敌人；新的客观敌人是根据变化的环境来发现的：纳粹预见到完成灭绝犹太人，他们早已做好了预先的措施来消除波兰民族，而希特勒甚至计划除掉某几类德国人；布尔什维克从过去的统治阶级的后代开始着手，接着将完全的恐怖对准富农(在30年代)，再接着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在战时是鞑靼人和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战后红军占领军中的前战俘和战斗单位，以色列建国后的俄国犹太人。对这些种类的选择绝不完全是任意的；由于他们被用于在国外的运动中作宣传，所以必然显得是可能的敌人；选择一个具体的种类。也许只是出于运动在总体上的某种宣传需要——例如苏联政府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反犹主义，这也许是考虑要在东欧卫星国中赢得对苏联的同情。要求“客观地”认定的敌人主动坦白罪行的公开审讯也是出于这些目的；在表演时，最好是那些接受过极权主义思想灌输的人能够“主动地”懂得自己“客观上”有害于国家，并且“为了事业起见”坦承自己的罪行。“客观反对者”(ob-Jective opponent)的概念根据流行的情势而改变定义——所以，一旦清除了一种人，就会向另一种人宣战--确切地符合实际形势，由极权主义统治者一再重申：他们的政权不是一个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种运动，它的前进道路上经常遇到新的障碍，需要清除。只要谁能说出极权主义制度内部有何合法思想的话，“客观反对者”必然是它的中心观念。
与这种将嫌疑者转化为客观敌人的做法密切相关的是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内的地位变化。秘密警察向来被正确地称为国中之国，这不仅发生在专制主义国家里，而且也发生在宪法政府和半宪法政府中。仅就拥有秘密情报而言，就永远使这个部门决定性地高于政府的一切其他部门，而且对政府的成员构成公开的威胁。相反，极权主义的警察完全服从领袖的意志，只有领袖才能决定谁是下一个潛在的敌人，或者(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谁可能挑选出秘密警察的干部作为清除的对象。由于不再允许警察使用挑拨的方法，他们就被剥夺了永远使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唯一可用的手段，完全变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工作而完全依靠上级。就像非极权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极权主义国家的警察只执行政策，失去了他们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拥有的一切特权。
极权主义警察的任务不是去发现罪行，而是当政府决定逮捕居民中某一类人时，它能立即出动。它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只有它才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并且知道要强化哪一条政治路线。这并非只在高级政策问题上有效，例如清除整个阶级或种族群体(在30年代初，只有格别乌干部才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目标，在40年代初，只有党卫军组织才知道要清除犹太人)；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是工业企业中只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代表才接到莫斯科的命令，知道要他们做什么，例如加速生产铁管——无论这道命令是简单地需要铁管，还是要整垮厂长，还是要清除全体管理人员，或者取消这家特殊工厂，或者在全国传达这道命令，以便开始一场新的整肃运动。
复制秘密警察机构，使它的成员互不知情，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极权统治需要最极端的灵活性：例如，莫斯科可能还不知道，当它发布要铁管的命令时，究竟真的是要铁管——铁管总是需要的——还是要一场整肃运动，增加秘密警察，就造成在最后一刻改变决定的可能，以致当一个部门可能正在向工厂厂长传达列宁的指示，另一个部门却正在布置逮捕他。这种矛盾的任务可能同时下达，警察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秘密警察在极权政体下和在其他政体下一样，垄断某些重要的情报。但是这种只有警察才能知道的情报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警察不再关心未来牺牲者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不追问这些牺牲者会是谁)，警察变成了国家最大秘密的托管人。这自然意味着极大地改善了声誉和地位，尽管这伴随着失去一定的实际权力。领袖不知道的事情，秘密警察也不再会知道；他们下降到了权力执行者的层次。
从法律角度来看，比从可疑分子转到客观敌人这种变化更有趣的是，可疑的触犯被极权主义置换为可能的罪行(possible Crime)。可能的犯罪不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敌人。嫌疑人的被捕，是因为他被认为可能犯的一桩罪行和他的人格(或者他被怀疑的人格)多多少少相符合，极权主义所说的可能的罪，所根据的是逻辑推断客观发展。对老布尔什维克卫士和红军将领的莫斯科审判是惩罚可能罪行的范例。在异想天开地罗织的指控背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下面的逻辑推理；苏联的发展可能导致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致推翻斯大林的独裁，这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引起一种新的情况。新政府可能会签署停战协定，甚至会和希特勒结盟。而在当时，斯大林已开始宣称存在着一个推翻政府的阴谋和一个与希特勒勾结的阴谋。针对这种虽然完全不可能(impropable)的“客观”可能性，只有“主观”因素，例如被指控者值得信任、他们疲乏了、他们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坚定地相信若没有斯大林就会失去一切、他们确实仇恨法西斯主义--一系列事实细节，其中自然缺乏虚构的，逻辑的、可能的罪行的连贯性。因此，极权主义的中心假设--一切都是可能的--就通过不断清除一切事实的束缚，得出荒唐可怕的结论，即统治者可以认定的每一桩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无论此罪是否已犯．可能罪行就像客观敌人一样，当然在警察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既不能发现、发明它，也不能挑动它。秘密警察在此又一次完全依靠政治权威。他们失去了国中之国的独立性。
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只有在一个方面仍然很像非极权主义国家的秘密警察。根据传统做法(即自从福熙以来)，秘密警察从它的受害者处得益，并从某些非正统的来源中扩大官方的国家批准的预算，只消在应该被禁止的活动中参与一角，如赌博和娼业之类。这些自己筹款的非法方式各式各样，从友好地接受贿赂到大胆勒索，这在使秘密警察从公共权威当局下获得自由、加强他们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是一个很突出的因素。奇怪的是，一切都变了；只有警察活动的经费和收入来自他们的受害者这一点没有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剥削奴隶劳工，也确实别无利润，经费也只用于巨大的秘密机构。希姆莱最初通过劫掠犹太人的财产来提供他的党卫军部队经费(他们是纳粹秘密警察干部)；然后他和农业部长达雷(Walter Darré)签订了一份协议，希姆莱从中得到几亿马克，这是达雷每年从国外廉价买进农产品，又在德国以固定价格出售而赚来的。战争期间，这种收入来源当然不见了；托德特(Todt)的继任艾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德国1942年以后最大的劳动力雇主，于1942年向希姆莱提议同样的交易；假如希姆莱同意党卫军将输入的奴隶劳工(他们的工作非常低效)拨给斯皮尔的组织，后者就将利润的一部分提供给希姆莱作为党卫军经费。在这种多少显得常规化的收入来源之外，在经济危机时，希姆莱又加用了秘密警察旧的勒索方法；党卫军各单位在自己周围组织了“党卫军之友”的团体，它们必须为当地党卫军的需要而提供“自愿”基金。(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秘密警察在它筹集资金的各种活动中并不剥削囚犯。除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集中营的人力不再由希姆莱单独决定，集中营里的工作“没有合理目的，只有对不幸的囚犯们增加负担和折磨”)。
但是，这些不正规的财政现象是秘密警察传统仅有的、但是很不重要的线索。这些现象是可能的，因为极权主义政权的经济和财政事务在正常条件下也采用非法方式，并且会使秘密警察有别于其他比较令人尊敬的行政部门，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部门享有独立，不受其他权威的控制，在不正规的、不受尊重的、不安全的环境里生存。相反，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地位完全是稳固的，它的事务也完全融人行政当局。这个组织不仅不在法律范围之外，相反却是法律的体现，它之受人尊敬是毫无疑问的。它不再根据自己的愿望而组织屠杀，不再向国家和社会挑衅，它开始严厉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贿赂、勒索和不正规的财政收入。希姆莱在战争之中还能够对他的部下用非常实际的威胁来进行道德教育--“我们在道德上有权利……消灭这些想消灭我们的(犹太)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以任何一种方式使自己发财，无论是一件毛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还是一支香烟”一在秘密警察的历史上从未能找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里仍然牵涉到“危险思想”的话，他们不会足被怀疑为危险者的人；一切知识生活和艺术生活都要求经常性地重新确立和修改标准，这就很自然地伴随着反复地清除一批批知识分子，他们的“危险思想”中通常包含着某些仍然完全属于旧日正统的观念。所以，当秘密警察的警察功能--在其可接受的语词意义上--变成多余时，它的经济功能(它有时被认为已经取代了前者)就更加可疑了。无可否认，内务人民委员会定期圈定苏联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将他们送进集中营，美其名曰强迫劳动营；但是，这虽然很可能是苏联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方式，一般也知道，那些集中营里的产量无限地低于普通苏联劳动力，很难满足支付警察机构的开支。
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门中“组织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门，在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机构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余。它构成了政府中真正的执行部门，一切命令都通过它发出。通过秘密警察网，极权主义统治者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直接执行的传送带，它与洋葱结构的表面权力层级不同，完全脱离和孤立于其他一切机构。在这层意义上，秘密警察成员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是唯一公开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衡量渗透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
从这个观点来看，秘密警察的某些奇特性质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般性质，而不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特性，这也并不太令人惊奇。因此可疑分子的范畴包括了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全体居民；每一种偏离官方制定的、永远变化的路线的思想都早已受到怀疑，无论它发生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
人类仅仅因为有思想能力，就被定为可疑分子，而且这种嫌疑不会由于惩罚了他而改变，因为人的思想能力也是一种能改变人的思维的能力。再者，由于无疑地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酷刑只是一种想要达到无法达到的目的而作的绝望而无功的尝试--如果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可预见的自我利益不能作为社会的(不是纯粹心理的)现实而存在，那么怀疑就不可能消除。所以，相互怀疑的风气渗透进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氛，甚至在秘密警察的特殊眼界之外亦是如此。
在极权主义政权下，挑拨煽动这种以往只有秘密警察采用的专门手法，变成了一种对付邻居的方法，每一个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迫学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其余每一个人的挑拨者(agent Provocateur)；如果一种普通朋友之间的“危险思想”(或者危险思想的倾向)的交流会受到当局的注意，那么很明显，每一个人都会将自己当作是挑拨的特务。联合民众来谴责政治反对派，自愿做E（口+化）鸽，这些当然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他们被组织得如此之好，致使专家们的工作反而成了多余。在特务无所不在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警察。每一个个人都感到自己时常处于密探监视之下；在职业特别不保险、最著名的人物的浮沉成为家常便饭的情况下，每一句话都变得模棱两可，任由回溯“诠释”施加其上。
在职业问题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极权主义社会里秘密警察的方法和标准已经到处渗透。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两面特务替他认为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服务，就像为当局服务一样，有时比为当局服务还要忠诚。他常常有一种双重野心：他既想在革命政党里爬升，也想在秘密警察里爬升。为了在这两处都获得升职，他只能采取某些方法，这在正常的社会里是那些依靠上司才能往上爬的小职员的秘密梦想；通过他与警察的关系，后者当然能够消灭他的对手和党内的上级，而通过他与革命政党的关系，他至少可以有机会除掉他在警察组织内的上司。如果考虑到当时俄国社会的职业情况，与此相同的方法就很明显了。不仅所有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靠大整肃才获得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前任在整肃中被清除了，而且各行各业中的升职也因此加快。大约每隔10年，全国性的整肃就为新的一代让出了职位，这一代人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急于寻找工作。政府本身确定的那些提供升迁机会的条件，正是警察以前必须去创造的。
定期地使用暴力推翻整个巨大的行政管理机器，防止了进一步的竞争，这无疑有许多好处：它使相对比较年轻的官员有了信心，防止了条件的僵死不变(这至少在和平时期隐藏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消灭了德高望重者，就能防止发生通常将年轻成员绑在年长者身上的那种忠诚，因为年轻人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和善意；它一劳永逸地根除了失业的危险，保证每一个人有一份与他的教育程度相配的工作。因此，在1939年，当苏联的大整肃结束之后．斯大林可以很满意地指出“党能够将50万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提升到国家和党的事务的领导岗位上”。这种要想取得一份工作，就得不公正地清除前任的做法是一种耻辱。与德国在职业问题上清除犹太人一样，具有败坏道德的效果：它使每一个有职业的人都有意识地成为政府罪行的帮凶，无论他喜欢不喜欢政府的恩惠，结果是，卑顺的个人越是敏感，他越会使劲地替政府辩护。换言之，这种制度是最完整的含义上领袖原则的逻辑发展，是最好的忠诚保证，使每一个新的世代都将它的生活依赖于为创造工作机会而发动整肃的领袖之当前政治路线。它也实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致，为苏联辩护的人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纳粹那里，是废除了私人生活范围)，因为每一个个人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他的存在归诸政权的政治利益；而当这种一致利益破产时，下一场整肃将他逐出职位，政府就必使他从生活的世界里消失．两面特务以一种区别不太大的方式认同革命事业(否则他会失去工作)，而不是仅仅认同秘密警察；同样在那个领域。轰动一时的升迁只会以一种默默死去作为结局，因为看来双重游戏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当极权主义政府在一切职业上提供了如此升迁条件，就像先前只流行于被社会弃逐者中间的情况一样时，就在社会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两面特务的心理(他们愿意以短命为代价来换取几年的绝顶风光)必然变成俄国革命后的一代在个人事情上的哲学观，德国战后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是十分危险。
这就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产生作用的社会，充满着以往秘密警察垄断时期的标准，靠那个时期的方法谋生．只有在最初的阶段，当夺权斗争仍在进行时，只有受害者才被怀疑是反对派。随后极权主义事业就集中在客观敌人上，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波兰人(这是纳粹的情况)，或者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这种指控“在苏俄……建立在被指控者有具体行为之前”--这些人可能在过去某些时候拥有过一家商店，或一幢房子，或者“父母或祖父母拥有过这类东西”。或者曾属于红军占领军部队，或者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只有在这最后的、完全极权主义的阶段，关于客观敌人的概念和逻辑上可能的罪行说法才被抛弃，受害者是完全随意被选定的，即使未被指控，也被宜布为不宜活着。这种“不理想者”(undesirable)的范畴，在纳粹的例子中可以包括精神病人、肺病和心脏病患者，或者在苏联的例子中，会是碰巧被扫进百分比里的人，各省的比例不一，凡划进比例者即遭驱逐。
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比任何暴君都更有效地蔑视人的自由。一个人总要至少是暴君的敌人，才会受暴君惩罚。那些勇敢地以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人并没有放弃言论自由。从理论上来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还可选择做反对派的；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带来一种每一个别人都可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如果希特勒有时间实现他的德国健康法案(General German Health Bill)的梦想，肺病患者的命运就会像纳粹政权初期的共产党员和后期的犹太人一样。同样地，俄国政权的反对者遭受的命运，像几百万关进集中营以符合某种配额一样，只减轻了警察做任意选择的负担。无辜者和有罪者一样，不是理想的人。
关于罪行和罪犯的概念变化，决定了极权主义警察的新的恐怖方法。罪犯遭到惩罪，不理想的人从地面上消失；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认识和熱爱他们的人的回忆，而秘密警察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保证甚至连这样的痕迹也随同倒霉的人一起消失。
奧克拉那(Okhrana)，格別乌在沙皇时代的前身，据说发明过一种档案制度，每一个嫌疑犯都有一张大的记录卡，中间是他的名字。用红笔圈出；他在政治上的朋友们名字用小红圈，他的非政治朋友用绿笔圈出；咖啡色的圈标明接触过可疑分子的朋友的人，但是不认识此一可疑分子；可疑分子的朋友们之间的交叉关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以及朋友的朋友，用圆圈之间的直线连接起来。很明显，这种方法的局限只由档案卡尺寸大小决定，而且从理论上说，一张巨大的单页纸就可以显示出全体居民的关系和交叉关系。这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乌托邦目标。它放弃了传统的旧警察梦想，那是测谎器仍然想达到的，而不再企图发现谁是准，或者谁在想什么(测谎器或许是最有趣的形象例子，这种梦想明显地印在一切警察的脑子里；很明显，复杂的测量仪最多只能测定受害者冰冷的血或紧张的心情。事实上，使用这种机器背后的弱智的推理只能解释为非理性的愿望，总想有可能读出人们脑子里的某些东西)。这利旧的梦想十分可怕，由于时间使人减退记忆，于是就一律诉诸严刑酷罚和最可鄙的残忍手段。它只喜欢做一件事：要求做到不可能的事。极权主义警察使用现代技术想要达到的现代梦想真是无比恐怖。现在的警察梦想叫人站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旁，看着地图就随时招供谁和谁有关系，亲密程度如何；从理论上说，这种梦并非不能实现，尽管使用的技术手段比较困难。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张地图，那么，连记忆也不会阻挡极权主义的统治要求；这样一张地图可以抹去任何人的任何痕迹，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假如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务的报告可信，俄国秘密警察就令人很不安地接近了这个极权统治的理想。警察有这个广袤国家里每一个居民的秘密档案，仔细地列出了人们之间的许多关系，包括偶然相识的朋友、真正的友情，直到家庭联系；只要去发现被告的这些关系。他们的罪行在他们被捕之前就已“客观地”被确定了，这些关系就提供来作仔细审问之用。最后．至于记忆的天才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甚有危险，外围观察家们都感到，“如果说大象从不忘记事情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在我们看来，俄国人却正好与大象相反……苏俄人的心理似乎使遗忘真的成为可能了。”
从一些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受害者的完全消失对于极权统治机构来说是多么重要。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种政权总是面对着幸存者的记忆。战争期间，一个党卫军司令官犯了一桩可怕的错误。通知了一位法国妇女关于她丈夫死在一个德国集中营里的消息，这个失误引起一阵纷至沓来的命令和指示。传到各个集中营。警告各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将消息传到外界去。问题在于，就那位法国寡妇而言，她的丈夫可能在被捕时死去，或者后来死去。同样地。苏联的警察官员们生来就习惯于这种制度，在占领波兰之后，看着人们拼死地想弄明白，他们的朋友或亲戚被捕之后究竟情况怎样，只会大惑不解。
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与这种将人彻底抹掉的最新发明相比，旧日式的政治谋杀或犯罪谋杀的方法的确效率不高。谋杀者留下一具尸体，虽然他竭力掩饰他自己的踪迹，但是他没有能力从幸存者的世界里抹去受害者的痕迹。相反，秘密警察的行动奇迹般地留心使受害者在别人心目中似乎从来就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秘密警察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前者的建立总是需要并且利用一种论调：后者的存在会产生危险。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历史上第一次既不需要，也不利用一切暴君使用过的这些旧式的借口。受害人无名无影，不会给政权招来仇敌，他们的身份连执行者也不知道，直到政府决定将他们从活人的世界上消灭。并且也在死人的世界里将他们清除、这已超越一切秘密手段。超越了最严格的保持沉默、超越了密谋式会社的纪律一向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双重生活的巨大控制。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权时，模仿过秘密会社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组织，只有在上升到统治地位之后，才创建真正的秘密会社。极权主义政权的秘密会社就是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唯一严守的秘密，唯一秘传的知识，就是警察的行动和集中营里的情况。当然，广大居民和党员具体地知道所有的一般事实--集中营的确存在、人们失踪、无辜者遭逮捕；同时，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谈论这些“秘密”就是最大的罪行。由于人对别人的了解总是依靠证实和理解，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各人自守秘密，这种从不沟通的信息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质，似乎只有纯粹的梦魇性质。只有那些掌握严格传递的讯息(例如有关最新一类“不理想的人”和干部的行动方法)的人，才处于相互沟通的地位，才知道实际上的一切情况是什么。唯有他们才有资格相信自己所知的是事实。这是他们的秘密，为了严守这种秘密，他们就被编成一个秘密组织。即使这个秘密组织逮捕他们，逼迫他们坦白，最后消灭他们，他们仍然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只要他们严守秘密，他们就属于精英组织，通常他们绝不背叛组织，即使他们自己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
我们早巳指出讨，违反非极权主义世界常识的许多吊诡之一，是极权主义看来在非理性地运用阴谋方法。极权主义运动明显地有警察执行，在他们夺权的斗争中很少使用阴谋方法来推翻政府，而执政的极权主义在它被各国政府承认，走出革命阶段以后，却建立了真正的秘密警察，作为它的政府与权力的核心。看来，得到正式承认，被当作是对极权主义运动的密谋内容的更大威胁，即内部解体的威胁，这远比非极权政权之下可有可无的警察措施对内部解体的威胁更大。
事实的真相是，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尽管相信他们必须继续一贯地虚构现实，以及统治这个虚构世界，这一点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曾被搁置一边，但他们只是逐渐地才发现，如何完整地构筑这个虚构世界并实行对它的统治。他们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相信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组织手段来完成，这促使他们从事实验。而人类的想象力虽可发挥，而人类的活动却不能实现它。他们在可能范围里的骇人听闻的发现，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性(ideological scientifi-ality)激发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比前科学和前哲学的沉思奇想更少由理性来控制，更不愿意承认事实。他们建立的秘密会社。现在不再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秘密警察、政治军人、受过训练的意识形态战士组成的秘密会社，目的是为了能执行不体面的实验，使探究的事物成为可能的事物。
另一方面，极权主义阴谋反对非极权主义世界，它要求统治世界，这种阴谋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倒也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一样，仍然是公开的，不作为应该严守的秘密。它假说整个世界在反对它们的国家，很实际地使全体组织成为“同情者”的人民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宣传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想时，让每一个在国外的同胞感到向国内报告是他们的职责，一如他是一个特务，并且将每一个外国人看作是他自己国家政府的间谍。正是为了实际地达到将世界一分为二，而不是因为特殊秘密(军事的，或其他)，铁幕才将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和世界上其余人隔开。他们的真正秘密(集中营，即极权统治的实验室)却被极权主义政权遮掩起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看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常世界的正常状态最有效地保障极权主义大规模罪行不被揭露。“正常人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们面对巨大的荒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现实(他们在其中没有位置)时不相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极权主义政权为何能如此地实现一个虚构颠倒的世界，原因是外界的非极权世界也总是包含极权主义国家本身的很大一部分人，在面对真实的狂妄时也抱持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逃避现实，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世界时的做法一样，常识拒绝相信巨大的荒谬，这倾向也常常由极权统治者强化，他一心使可靠的统计数字、能控制的事实和数据绝不公开，以致关于活死人的地点只有主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靠的报道。
由于这种政策，我们所知的只有极权主义实验的部分结果。虽然我们已有来自集中营的足够报道，可资评估极权统治的各种可能性，瞥见“可能”的地狱，但是我们不知道极权主义政权性质转变的程度。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 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 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完全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换言之，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运作和特殊功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会社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群众的秘密欲望和秘密共谋。
文章来源
本 文选自《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汉娜·阿伦特，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5.31。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如有侵权可通知我们予以删除！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