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随即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美、蒋军队的共同封锁，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重危机和层出不穷的各种突发事件，举步维艰。而上海解放初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共在处理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时从军事应对为主向以政治、社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随即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美、蒋军队的共同封锁，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重危机和层出不穷的各种突发事件，举步维艰。而上海解放初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共在处理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时从军事应对为主向以政治、社会应对为主转变的时期。研究该时期党和政府对上海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回应和处理，是了解上海地方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关键点，也是观察中共从战时体制向日常社会治理转变的重要窗口。
成功应对和处理重大危机和各种突发事件，是衡量一个政权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前政治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目前相关成果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近发生的事件，少有学者从党和政府应对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的角度来探讨建国初期的相关事件。
笔者手头有一封解放初期夏衍写给周扬的亲笔信，正好可以作为探究这一问题的线索；该信也是研究建国初期新政权城市治理的重要史料，可以管窥建政之初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本文在此公布此信件，并通过信件提供的线索，来探讨上海解放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应对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安排，以加深对党和人民政府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如何应对和处理大城市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的了解，进而探讨新政权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战时状态向国家政权建设过渡等问题。
一、夏衍致周扬信件
周扬同志：
彼此都忙，又有许久不通信了。
上海遭轰炸后，大家紧张得很，情势是严重的，敌人必然的还要来炸，而我们在这次工作中，也发现了许多毛病，如太平观念，思想上的麻痹，甚至有个别的贪污腐化事件，希望在这次工作中整肃一下，否则上海这个地方乃是不好搞的。
中苏条约签订那一天，幸亏中央的电报抓得紧，未出毛病，但也演了一些悲喜剧。上一天晚上得到情报说，十四日上午要来轰炸，决定疏散一下水电厂附近的居民，传达下去太机械了，弄到半夜雨中大举搬家，翌晨又发了一次警报（后知发错了），停电半天，加上这一天全市无报（各报因等周总理谈话稿，至九时才出报），弄成谣言满天飞，全市紧张慌乱，幸亏当晚六时经过无线电及紧急动员了广播车，四出宣传中苏协定，才把秩序和人心稳定下来，捏了一把大汗。
……
夏衍，2.20
此信写在两张白纸上，未标记年份。根据信中“上海遭轰炸”以及“中苏条约签订那一天”两个信息，可以判断此信写于1950年2月。因为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电厂等重点市政设施，此即“二·六”大轰炸。而中苏条约签字是1950年2月14日，这两个信息放到一起，可以肯定该信写于1950年。此信为原始稿件，各类公开出版的夏衍资料中均未收录，在笔者接触到之前从未公布过。
信中主要谈的是上海对大轰炸的应对和处理，但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大轰炸发生前党和人民政府对上海局势的思考与应对；夏衍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应对安排，但暗示这些处置对稳定上海局势和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使工作人员产生了“太平观念”等。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夏衍信中透露的线索，来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应对和处理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安排。
二、“全面疏散”抑或“就地维持”——接管初期党对上海危机的战略应对
先谈夏衍信中暗示的后一个问题，即上海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如何从战略上应对上海所面临的复杂局势。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城市问题的研究，有李良玉、王海光等对城市接管政策的梳理，高峥对杭州接管的研究，傅高义对广州的研究，李国芳对接管石家庄的研究，以及魏斐德对上海的未完成的比较等。对接管后的一些突发事件，也有少数个案研究，如杨奎松对沈阳“华德事件”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徐锋华关于上海“二·六”大轰炸的分析等。
但从共产党对城市社会的治理角度来看，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即以军事斗争为主要经历、以农村社会为主要生活背景的共产党人，进入城市后，尤其在上海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都市中，如何应对和处理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战略上布局，迅速控制和稳定上海局势？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十分复杂。在国内，国民党军队依然控制着浙南沿海岛屿和广大的华南、西南地区，并利用空中优势对上海形成巨大威胁。国际上，美国依旧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苏联还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共产党，其大使馆还跟着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1949年6月4日，国民党飞机就开始对上海进行轰炸；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公然在长江口布雷，实行武装封锁，试图阻断上海内外交通，切断上海粮、煤及工业原料的供应，将人民上海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在5月28日就发出警告，要“准备着海上被封锁”的危险，但也在为积极恢复上海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等工作进行准备。
敌人的轰炸和封锁，使得这一工作面临严重困难。12月17日，美国更是直接派海军封锁长江口，进一步加剧了上海的紧张和困难。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积极筹划度过难关的计划，准备实行大规模疏散政策。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的同一天，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就提出“反封锁”的六项方针，第二条为“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7月10日，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打算动员大批上海工厂、学校内迁，并疏散大批市民到内地。7月21日，中共中央批复了上海的报告，同时指示：“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问题”，但特别强调疏散工作“需要有可行的计划”，并派中财委主任陈云到上海商量具体方案。
该指示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识到为了应对上海危机，有必要疏散部分上海人口，而且疏散大城市人口也与中央将“消费的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的初衷相符，但对是否需要大规模疏散人口，尤其是大规模疏散工厂、学校等没下结论，而是委托陈云到上海进行实地调研后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等有关方面商量决定。
7月22日，陈云到上海调研，并于27日到8月15日，主持了有五大解放区财委干部参加的上海财经工作会议。陈云是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人，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各方面情况及其重要性比较了解。经过调研与讨论，7月27日，陈云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就提出上海不必大规模搬迁工厂，尤其是不能搬迁上海经济的支柱——纺织厂。
其时上海纺织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5%；上海纺织厂纱锭数229万枚，占全国纺织工业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疏散计划中，停产半停产状态的纺织工业和纺织工人都被纳入到了疏散的行列；而当时上海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到1949年7月，绸缎印花业、地毯业、军装业、长毛绒业、拉绒业、纸盒业全行业停工停业，手帕业、玻璃业、手工棉纺业、驼绒业、整理染织业、制镜业等75%停工停产，橡胶业、棉纺业、电工器材业50%停工停产。
总体来说，私营工业的开工率不足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众多企业和工厂都被纳入搬迁计划之中。
陈云指出，纺织厂搬迁很困难，迁入地“要有厂房和动力、机械等辅助工业为条件”；而厂子搬走了，上海工人失业了，迁入地至少半年开不了工，实际上会造成两地更大的困难。因此陈云主张不搬迁，就地筹划复工复产，“力争维持生存”。
为了确保上海度过危机，陈云提出“全国支援上海”的主张，并承诺中财委负责从全国调集物资，首先保证上海供应。同时，陈云还在会上提出：“由于精简人员困难较大，所以不用减员而用减薪的办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
陈云的意见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此前准备大规模搬迁的决定有较大不同，也未完全说服上海地方党政领导人。华东局收到7月21日中央同意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解决上海面临的困境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宣传和布置。7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公开提出“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至于动员上海的人力、游资及技术到农村发展生产，上海市人民政府已有全面计划。此外应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鼓励某些学校、工厂内迁，以便就粮、就煤、就原料，以改变目前上海拥挤现象，减少城市负担”。
8月3日，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在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再次强调了疏散政策，只是指出“工厂内迁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贯彻各厂自愿的原则，而且要有充分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否则可能造成损失，增加困难”。
饶漱石关于疏散问题的讲话，虽然比社论有所弱化，也提出了前提条件，但大力疏散的基本精神没有改变。这意味着陈云在财经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并未完全获得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充分肯定和接受。
实际上，上海自1949年5月底即开始进行人口疏散，并制定了两个月动员100万“难民”返乡的计划。7月24日，华东局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对“一切失业及无业的市民，不能采取暂时救济与就地维持的消极办法，而应采取‘疏散回乡生产’的积极方针”。8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更是制定计划，要求上海疏散200万人。
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5月底到8月底三个月时间内，上海共计疏散“难民”40多万人。与此同时，一些工厂、学校也开始内迁。
8月8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要力争维持上海的生产，将大部分工厂搬走是不可能的……改造旧上海，主要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8月20日，陈云在与上海各业代表座谈时指出，“上海的困难虽大，但不应悲观，要看到市场的远景是空前广大的，对主要产业的主要部分，要公私协力加以维持。”
陈云回到北京后，再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上海之行的调研情况以及上海财经会议的决定，得到毛和中央的支持。毛泽东于9月3日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电报：“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
针对华东局和上海打算搬迁工厂、学校的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接到电报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虽然没有完全停下疏散企业和人口的步伐，但力度大为减小。
实际上疏散工作本身也困难重重，从9月底到12月初，总共才疏散了3万余人，远不及此前四个月的力度。同年12月，政务院专门下发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工作”，并要求各地必须克服“单纯依靠救灾的恩赐观点与怕麻烦、推出了事的不负责任观点”。
随后中央内务部更明确要求各地暂停人口疏散工作，对“已逃至各地之灾民，不得强制遣送回籍，应即发动当地群众，在自愿原则下互助互济”。这些指示再次否定了上海继续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和工厂、学校的主张。因此，上海不得不改变策略，进一步加大生产自救力度，努力维持生产。
陈云“维持上海”、不予搬迁的决定，部分改变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大规模疏散上海工厂和人口以应对困难的决策。实际上使上海绝大多数工厂和工人免于搬迁，极大地减少了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风险，“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当然，上海面临的形势的确十分严峻，要就地维持非常艰难，陈云提出“全国支援上海”，共度难关，确保上海复工复业，以便维持上海生产力，支援全国战争和其他地区经济建设。
“本着这个原则，会议决定，各区共同努力来维持上海，承担分配的粮、棉调拨任务。”在陈云及中财委领导下，全国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需求，稳定上海，恢复生产。上海面临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
1949年10月15日起，上海等地棉纱、粮食再次大涨价，迅速波及全国，导致新一轮物价飞涨。陈云指示各大区秘密调集大量粮食、纱布以及其他物资，集中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和西安等大城市，于11月底到12月初集中抛售，并边抛边降价，导致全国物价一路下跌，许多囤积物资的商人遭到重大打击，上海及全国物价又一次稳定下来，史称“米棉之战”。
实际上，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经济方面、在几乎所有已解放地区实行统一调度、统一行动而取得的重大战果，也是一次成功的全国性调度演练，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和信心。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调动各大区力量，帮助上海度过了最初的困难。因此，到1950年初，虽然上海形势依然紧张，但整体上局势开始平稳。
很显然，“就地维持”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初步成功，避免了上海企业、人口大疏散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更为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和维持住了上海的经济潜力，为后续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人才和生产支撑。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上海局势紧中有松，部分工作人员出现松懈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在夏衍看来，情况稍微好转，干部就放松了警惕，因此需要“整肃一下”，否则上海的工作仍然是“不好搞的”。
三、等待公布抑或主动利用——上海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战术决策
夏衍信中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建政初期，上海地方干部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美制轰炸机等数十架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电厂、南市华商电气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卢家湾发电厂以及其他一些民用设施，导致50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遭受损失的居民高达5万余人。杨树浦发电厂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415万美元。
“二·六”轰炸不仅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给上海人民心理和情绪上造成了巨大伤害和恐慌。
公开的史料和相关研究对此已有所涉及，但夏衍给周扬的信，透露出一些新信息。轰炸发生后，“大家紧张得很”。因为此次轰炸电厂，几乎导致全市停电，而电力不仅是现代工厂的基本动力，更关系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造成的影响和恐慌更为严重。
市军管会动员各方面技术力量集中抢修杨树浦发电厂，陈毅市长亲临现场指挥，但也经过42个小时才部分恢复供电，并且仅仅是带动2500千瓦的负荷，能供应的电量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电力恢复要到3月底，期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实行限量供电，居民每月最多只能用15度电。
“二·六轰炸”是此前轰炸的突然升级，也给市民一种轰炸还会继续并不断升级的恐慌，如夏衍信中预计的那样：“敌人必然的还要来炸。”而事实上，2月21日闸北水电公司再次遭到轰炸；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国民党飞机几乎每天到上海骚扰。”这些也印证了市民的担心。
轰炸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积极应对，充分展示了人民政府治理上海的能力和手段。夏衍在信中提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是中苏条约签订的前一天，即2月13日晚上，上海方面收到情报，说国民党飞机14日上午要来轰炸上海。市政府临时决定疏散水厂和电厂附近的居民，但由于传达“太机械”了，弄得居民半夜雨中大搬家，苦不堪言。第二天一早又发出警报，后来才知道是发错了。
二是由于各大报纸都在等周恩来关于中苏协议的谈话稿，因而推迟报纸印刷时间，又弄得“谣言满天飞”，“全市紧张慌乱。”
说明市政府成立初期，在处理突发重大事件时尚缺乏经验；另外也由于当时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较弱，宣传部门在发布信息和安抚民众恐慌中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夏衍信中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市政府成立之初的状况，从农村走进大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种突发事件中刚开始难免手忙脚乱。
信中提到的“中苏协议”指的是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苏同盟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关于中苏谈判与同盟的建立，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此不赘述。
夏衍信中两次提到中苏条约，一次是条约签订前一晚上得到情报说国民党飞机第二天要来轰炸上海。第二次是14日当天为了等周恩来关于中苏同盟的谈话稿而推迟报纸印刷，导致谣言满天飞，最后通过无线电和紧急动员广播车“四出宣传中苏协定，才把秩序和人心稳定下来。”
因为苏联在二战中与美国并肩作战，并在战后成为能与美国匹敌的强国；虽然此时期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还不能跟此后年代相比，但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连连溃败，而不断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又与苏联结成了联盟，这一消息公布出来后，无异于给恐慌中的上海人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对于克服暂时的慌乱和担心无疑有积极意义。
而且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就决定组建空军，并要求刘少奇与苏方商讨订购飞机、聘请专家和购买高射炮诸事宜。毛泽东在苏联谈判期间，亦请求苏联支持中国空军建设。中苏协定敲定前，苏联“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虽然有关空军的消息是保密的，但党和政府高层肯定了解一些相关情况。
因此这些消息的及时公布和传达，在紧急状态下能够立竿见影地起到稳定人心的效果。
问题是，中苏结盟的协议此时并没有公开，上海如何敢贸然出动宣传车“四出宣传中苏协定”呢？
毛泽东在苏联谈判期间，曾于2月12日致电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一封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通报“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并要求“各地集会讨论及发布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刘少奇收到毛起草的电报后，最早当于2月13日发出，也就是地方上应该最早要到13日才能收到中央关于中苏协定即将签字的消息；夏衍信中所提到的“幸亏中央的电报抓得紧”，应该就是指毛泽东拟的这份电报。
根据夏衍的信件可知，上海在13日又收到国民党飞机将于14日轰炸上海的情报。不知道国民党是获悉了中苏新协定即将签字的消息并试图在这个特殊时刻以轰炸来回应，还是只是一个巧合。但不管怎么说，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如果在西方情人节这天遭到轰炸，无疑将造成更大的恐慌。
而且，自1950年初以来，国民党对上海的轰炸实际上在不断升级，1950年1月11日8架飞机袭击了上海的两个棉纺厂；1月25日，14架敌机轰炸了江南造船厂等地；2月4日甚至有飞机轰炸民宅。到“二·六”大轰炸发生后，普通民众意识到国民党的轰炸越来越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再听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不断放大，变得草木皆兵，气氛日趋紧张。
由于遭到连续不断地轰炸，上海方面获得有关14日可能遭到轰炸的情报后，只能尽快疏散部分群众。但因事出偶然，半夜通知搬家，并接连弄出“乌龙”事件（夏衍信中提到的错发警报，报纸晚出等），引发了更严重的慌乱。
为迅速安定人心和秩序，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军管会自然是想尽办法，而正好中央传达了中苏协定签字的消息。但此时中苏协定并未公布，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也明确要求，各地发布消息“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查《人民日报》，有关中苏同盟条约的消息最早出现在2月15日的二版，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则刊登在当日第三版上。上海市委宣传部显然并没有消极等待中央先发消息，而是及时地、积极地利用了这一非常有利于安定人心的消息，在14日晚上即通过无线电和流动广播车“四出宣传中苏协定”，以此来稳定秩序和人心。
上海市委、市政府或者是夏衍领导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中央公开发布中苏协定消息之前，就已经开始利用中苏协定来缓和因为大轰炸而导致的混乱和惊慌。
这可能也与夏衍性格上的“不合时宜”和行事上喜欢“自作主张”有关，敢于果断决策，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稳定局势；当然由此也反映出建国之初上海宣传部门具有较大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地方干部遇事所具有的果断和决策能力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上海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向市民宣传新中国与大国苏联结盟的消息，极大地安抚了人心，这对缓和上海人民的紧张情绪，暂时安定社会秩序，加快上海经济恢复步伐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全局观念与战时思维的结合
夏衍给周扬的这封信件透露出来的信息及由此引申的问题，对于了解解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处理重大危机和突发紧急事件、治理城市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面对敌人的封锁和轰炸，在缺乏空、海军优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方面一度计划大规模疏散上海人口、工厂和学校等到内地，以减少损失，减轻上海面临的困难。
这是一种典型的战时状态下的做法：先解决本战区危险和困难，以便稳定局势。这也是此前各根据地、各解放区各自为阵的特殊状态下的成功经验，华东局和上海在紧急状况下加以运用无可非议。
毛泽东、陈云和中共中央显然站在更高角度来看问题。陈云认识到疏散上海工厂、学校和人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海面临的紧张局面，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困难，因而主张不搬走工厂企业，而是“全力维持生产”。陈云此番决定，不仅仅是要解决上海暂时的危机和困局，也是从胜利后的全国长远发展角度来考虑。
1949年6月，陈云在谈到中财委成立的必要性时就特别指出，“以前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
8月8日，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承认“上海困难很大”，但明确指出，“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他还批评了个别地方采用“自卫”的办法，阻碍物资流通；也明确指出“各自打算”的老经验已经行不通了。
陈云的观点和决定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得以在上海施行；再通过动员各个解放区的力量，“全国支援上海”，不仅帮助上海解决了暂时的困难，而且从战略高度化解了上海危机，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从根本上保护了上海现代工业企业和人才，也为后来全国工业建设保留了非常珍贵的“种子”，唯其如此才能有后来的“上海支援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海还是外迁了许多工厂、学校和人员，1955年甚至提出“紧缩上海”的计划，似乎是在完成此前被叫停的疏散工作。事实上，虽然同样是疏散上海企业和人口，但全国革命完成、战后恢复和重建开始、尤其是“一五”计划施行后的上海企业、人口外迁，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以支援外地工业建设，配套“一五”计划各项工程和三线建设需要为目标的主动搬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正是由于解放之初就地维持和保护了这些现代企业，才能在后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毛泽东、陈云和中共中央站在全国即将全面胜利的全局高度考虑未来国家建设的需要，部分否决上海大规模疏散计划，不仅集各解放区之力解决了上海的困难，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保留下最重要的现代工业和人才基地。
但在面对突发的紧急事件时，如敌机轰炸或谣言导致的民众大恐慌，上海地方党政领导人依然敢于果断决策，尽可能动员一切可加以利用的手段和措施，迅速稳定局势。这种战时快速决断思维，在共和国初期社会秩序稳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使陈云和中财委在调动各个解放区全力支持上海的过程中，事实上依然采用的是战时动员模式和手段，才能在短期内帮助上海解决最紧迫的物价波动和物资紧缺问题，并最终取得统一全国财经，稳定全国物价的功效。
这种全局观念与战时思维的结合，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能全盘统筹，不以邻为壑、画地为牢，也能快速反应，果断决策，不延误战机，避免或减少损失。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