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PREFACE
第21录 编者按
当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当泡泡玛特的盲盒成为情感寄托的畅销品，当网络暴力轻易杀死脆弱的心灵——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科技狂欢的背后，将人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巅峰，却也让人类精神家园变得悄然荒芜。人从存在到死亡，家庭、教育、组织、社会——这些存在的空间已经不能赋予人更多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空壳人”：外表忙碌充实，内在却空洞无物，仿佛被算法和社交媒体的洪流裹挟着，失去了定义自身存在的能力。人类面临着深层的存在性危机。
如何将危机化为转机？当“劳作”因技术不再成为负担，当“工作”被机器接管，唯有通过“行动”才能重构人类主体性。作者借阿伦特的哲学框架发出警醒与呼吁：人类必须主动抉择与人工智能共存的未来，通过集体行动重塑文明意义，而非被动沦为技术的附庸。这不仅是对技术伦理的反思，更是对人类文明存续的深刻叩问。
01 人类存在的“空壳化”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类已经全面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尽管这一技术带给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人类生存的风险极高，但一旦人们拥有了它，就不可能离它而去。事实上，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科技技术的进步已经到了人类可以发展出、制造出能够取代自己的“另一个人种”。但是，科技进步已经和其初衷背道而驰，因为人类本身在人类制造出来的技术面前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代人在狂热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虚空，不仅是自己的虚空，而且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尤其是社交媒体）为整体社会塑造了空虚大环境。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不知道如何定义自身的存在。一句话，当代人普遍呈现出“空壳人”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所有群体中随时可见，尤其是在各国年轻群体中间，佛系、躺平、不社交、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小孩，甚至宣称自己是“最后的一代”等现象盛行。网络暴力在年轻人群体中尤其普遍，也有不少年轻人因为网暴而轻生。年轻人当然不是唯一的群体，各个年龄的群体表现方式不同，但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企业家群体。在面临强大的压力时，这个群体的一些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大的城市中，天天在人群中拥挤着，但心灵是极其孤独的。
在拉布布（Labubu）系列玩偶风靡全球的推动下，中国潮玩制造商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暴增近四倍（图源：彭博社）
近来的泡泡玛特现象就是这种现象的物质表现。泡泡玛特完全是一种情绪经济。为什么不同群体的人们对此趋之若鹜？这不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对玩具的喜好所能解释的，这是当代现象。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内在发展没有了空间，或者不知道如何发展内在，就只好寻找外在的情绪，把情绪投射到自己的行为，投射到自己所用的物体。类似这样的事物，对资本或者经济来说当然是好事情，但则是对人类本身虚空的表现。
02 当存在空间
不能赋予人更多的意义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过家庭、教育结构（从幼儿园到大学）、组织（工作单位）和大社会这些环节。尽管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塑造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但任何人很难脱离环境而存在。从人类社会开始以来，所有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当代人也一样，所不同的是从小家庭到大社会，每一个体都面临着的是当代环境。要认识当代人无疑就要认识当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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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庭的解体
传统家庭已经不再存在，除了还承担一部分生育功能之外，家庭完全失去了传统意义上人成长的环境。传统上，家不仅是人生的第一站，更是个人一辈子的居所——对一些人来说是身体和心灵的居所；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心灵的居所。但今非昔比，今天的家庭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家庭的解体是普遍现象。即使在传统上高度重视家庭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体，也是这样。
家庭不是孤立的机构，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技术的发展在快速地解体社会的同时，也在更快地解体家庭。尽管一些地方家庭还在努力地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但家庭挣扎的效力远远抵不上技术对家庭的摧残。
今天，家庭的教育功能是不存在的，完全被社会化；家庭的养老的功能也已经不存在。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放弃了农耕文明时代的家庭，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国家。的确，在一段时期内，随着技术进步家庭得到了发展，国家也有能力来保障社会群体的一些权利，尤其是西方福利国家。但是，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家只是一直在假装自己都能履行这些传统上由家庭履行的功能。但实则不然。人们脱离了家庭，转向了国家，但最终发现，越依赖国家，越是感觉虚空。除了少数精英人物，国家离普通人实在太远了，并不是普通人可以触摸得到的，更不用说是去影响国家的政策了。国家政策应当影响每一个人，而不是相反。大部分国家只是在假装可以履行家庭的很多功能。今天，即使在福利最发达的欧洲也是如此。曾经是福利社会典范的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变得难以为继，不断消减福利。但问题是，当国家已经有效摧毁了家庭，现在国家却要退出，社会群体俨然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结果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中国古语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者是不会走向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完全是虚空人的表现。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大家临时地、方便地聚集在一起，发泄各自的情绪。一旦到这种情绪积累已久，爆发出来便不可收拾。英国就是这样脱欧的，美国的特朗普就是这样上台的。
英国首相斯塔默（中）5月19日在伦敦兰开斯特府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左），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这也是英国脱欧后首次英欧峰会达成协议 （图源：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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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功能的扭曲
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述的话，家庭属于私域，而教育则属于公域。所有的教育形式都属于共同领域，即使是私立学校也都是这样。传统上，教育的目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即人们所说的“人文教育”或者“全人教育”。公共领域的人文教育始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风靡全球。但是，今天的教育完全不是人文教育了，而是越来越呈现出去人文化的趋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教育越来越工具化，就是要把人培养成某种东西的工具。世界范围内，教育要不被资本主导，要不被政治力量主导。资本和政治是两股主导教育的主力量，其他的社会力量例如宗教有时也分一杯羹，但其空间越来越少。因此，也不难理解，现在的大学，无论在哪里，都充满了有关资本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非人本身的价值。人文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是资本或者政治的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并非促成人的发展，而是在消灭人的生存机会。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就已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已经高度异化了。对马克思来说，劳动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但资本却把人转化成为资本的工具。马克思就根本没有设想到今天的情形。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来说可以说是具有“附加值”的，不仅把人类从体力或者肌肉中解放出来，而且彻底改变了此前农业社会的生存经济状态，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今天，人工智能则开始快速想把人从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问题是：这是真正的“解放”吗？一旦人不用思考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义人类？从人类产生以来，我们一直为自己的思考能力而骄傲，因为这是把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分界。
实际上，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人类快速迈向“羊圈社会”。劳动使人类把自己和“羊”区分开来，但在人类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剥夺之后，人类本身便变成为了羊。今天，任何一个领域，一旦今天被掌控人工智能的资本盯上，那么明天这个领域的人就可以被取代。例如，计算机专业曾经风行，但没过多少年，这个专业已经从神坛跌落。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报道，2025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在全国范围内仅增长 0.2%，许多院校的相关招生已现颓势。被视为美国计算机科学顶尖院校之一的斯坦福大学，其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规模在经历多年迅猛增长后已趋于停滞。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希蒙·鲁辛凯维奇（Szymon Rusinkiewicz）表示，若当前趋势持续，普林斯顿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数量将在两年内减少 25%。在杜克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程的学生人数过去一年间骤降约 20%。计算机专业远非特例，凡是和人工智能沾上边的所有领域都呈现这个趋势。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大规模、有效地消灭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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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织的异化
在组织（或者工作单位）层面，传统定义的“人”几乎不存在，也不再重要。传统上，尤其是东亚社会，工作单位往往被视为是“第二家庭”。因此，日本发展出了“终身雇佣制度”以及企业和家庭共同发展的机制体制。日本当时“一亿人口、一亿中产”便是日本版的“共同富裕”方案。根据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说法，这些体制机制辅助日本成为“日本第一”。其他亚洲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经验。但是，今非昔比。今天，对组织（工作单位）来说，人并不重要，或者人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就是一大堆数据。在所有事物都被量化之后，人本身也就被量化了。尽管有一些单位还在讨论所谓的“人文关怀”，但其背后就是为了数据，所谓的“人文”就是要催生更多的数据，更好看的数据，而非人作为人的需要。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多次就国际学生问题展开斗争，哈佛大学已对政府提起多起法律诉讼（图源：彭博社）
03 “羊圈社会”
与现代“乌合之众”
如果家庭、学校和组织这三层出现了问题，那么传统所理解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了。对大部分人来说，家庭、学校和组织这三者消费了一生的大部分生命，甚至是全部生命。尽管其他的机构例如教会也可以提供一些庇护，但这些其他机构本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同样在经历着类似这三者的解体。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人势必成为“羊群”，并且是由互不相识的“流浪羊”组成的“羊群”。
“羊群”社会类似于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古斯塔夫·勒庞，1895年出版）。在这边书中，勒庞声称群体有以下几种性格：“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表情过度夸张”。作者说，“一个人沉浸在群体中一段时间后，集体的特殊效果以及心理暗示使我们变得无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状态下，人会沉迷其中，被洗脑的个体由洗脑者掌控”。尽管“乌合之众”的观点一直被质疑，尤其是其表现过度的精英色彩，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一旦“从众”，便不用做自主的思考。
客观地说，在任何社会，“从众”或者“跟随”不可避免，因为这是“社会”形成的必然。这里的问题是自主思考之后的跟随，还是只是不加思考的盲目跟随？在传统社会，大众的跟随性似乎不可避免，因为大部分社会成员还没有接受过一定水平的教育，并且还不具备足够的大众传播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所谓的“理性”思考变得很困难，因为理性思考是建立在接受了足够的信息并且具备思考能力（教育）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尽管大众是被操纵的，但操纵者（即精英人物）是有理性思考的。因此，由“乌合之众”形成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往往能够达到其目标。从“乌合之众”的观点来看，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民粹主义运动的性质，但这些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而“乌合之众”也获得了利益。
但是，现代社会的“乌合之众”则表现为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因为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可得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盲目跟随性质的“羊群”社会正在加速度形成，并且深刻地塑造着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尽管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并且可获得的信息是海量的，但从众行为依然是“羊群社会”的主要特征。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在传统社会，教育的不普及和信息的不可得性质促成了人们的从众行为，但是现代社会刚好相反，正是教育的普及和信息的过量提供造成了人们的从众行为。产生这种荒唐的结果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资本和政治力量的操纵，无论是教育还是社交媒体，都不是“中立”的，其背后要不是资本，要不是政治，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另一方面，较之传统社会，今天羊群社会中能够离开或者偏离的羊是绝少数，并且其行为也很容易被“牧羊犬”纠正过来。人们这里可以把当代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视为是“牧羊犬”。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已经大大超越传统“工具”的性质，即这些并非是人们用来获得信息和理性思考的工具，恰恰相反，这些工具通过“算法”“推送”等形式固定了人们所“需要”的信息，塑造着他们的认知，决定着他们的认知水平。因为离开和偏离者的稀缺，当代民粹主义力量显得更为强大。民粹主义运动已经在各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民粹主义运动加速摧毁着所有传统形式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当代民粹主义运动也往往是为精英所发动，但这些精英不再是传统那样的类型，因为精英自身深度为“民意”所裹挟，精英本身受民粹运动的本能的驱使。正是这样，当代民粹主义运动不仅很难使得参与者获益，更有可能使得他们的利益受损。英国的脱欧运动和美国的特朗普运动就是典型的案例。
04 如何改变“空壳化”社会？
去价值和越来越“空壳化”的社会难以持续。如何改变？
这里从字面上借用一下德国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三个概念，即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个概念代表着人类的三类活动。劳动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其产物是生命的必需品，例如：粮食。由于这些必需品是易逝的，故劳动必须是周而复始的。工作的目的是建立世界，其产物是世界的持存物，例如：建筑、雕刻、书画、文章、思想。由于这些持存物是久驻的，故工作是一劳永逸的。行动的目的是创造故事，其产物是故事的人物与事迹。阿伦特认为，以劳动的相关观念只能给出“人类”这个物种；以工作的相关观念只能给出人的能力（包括思想的能力）及人所立身的环境（世界）；只有行动才能展现出“某人”的独特性，包括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不包括他想过什么，因为“想”并未被揭示在公领域。）。
我们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labor”被广泛地翻译成“劳动”，但翻译成“劳作”似乎更加合适，因为只要是动物，都必须劳作。劳作维持动物的生存功能，是本能的，也是最低层次的。例如，饿了就找食物吃，冻了就要找地方避寒。劳作往往具有私人性质，而工作则具有公领域性质。工作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维持，工作属于社会，例如教师、研究者、各种专业人才等等的工作。任何社会的生存和维持，都必须具有多样性的工作活动。当然，工作也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美国。而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世界，或者说，行动的目标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就此三层面，今天的人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或者阿伦特所说的“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如何呢？
在第一个层面，人类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到今天，“劳作”不再是人类发展的阻力。今天，对大部分社会来说，已经脱离了数千年农业社会所经历的低度发展和生存经济状态。尽管人类还面临贫困，但贫困大多数源于人类的主观作为，而非自然的产物。例如，一些社会过度消费，另一些社会则消费不足；一些社会群体过度消费，而另一些社会群体则消费不足；一些民族消费过度，另一些民族则消费不足。这些不是因为自然条件促使人类没有能力脱离贫困，而是因为人类本身的因素所造成的，例如协调不够。
在第二个层面，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工作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只要人工智能所涉足的领域，人类的工作就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个趋势正在从少数几个领域迅速蔓延到各个领域，以至于人们说不出哪个领域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当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的时候，这里的“劳动”更多的是指工作，因为“劳作”是人和其他动物都必须所有的活动。如果工作被取代，那么人类如何定义自己呢？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莉明出席新科工程的年度科技创新大会，并向集团了解旗下的人机协作“大脑”系统，这套系统能协调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车，并在行动中快速提供建议和做出决策（图源：联合早报）
在第三个层面，正是因为机器（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人类面临生存危机，人类这个层面的活动—行动便成为存在的核心问题。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决策的时候了：我们需不需要接受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这个大趋势？能够扭转这个大趋势吗？如果不能扭转，那么人类如何求生存？如果现在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人类如何寻找新的工作？人类如何和人工智能共同生存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如何作为人类主动塑造自己，而不是被动地被人工智能所塑造？
一句话，当机器日益“掏空”着人类的时候，人类怎么办？如果人类不想成为一个“空壳”，那么只有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我们人类面临的存在环境。当“劳作”不再是人类的负担，当工作被取代的时候，只有行动才能再次定义我们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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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35录（总录第78录）
一句话，当机器日益“掏空”着人类的时候，人类怎么办？如果人类不想成为一个“空壳”，那么只有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我们人类面临的存在环境。当“劳作”不再是人类的负担，当工作被取代的时候，只有行动才能再次定义我们人类。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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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郑永年：“局外人”国家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