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婆家的村子是黄土地，我们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从山西迁过来的。从山西移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边是萧坡，河这边是平乐村。他们把一口铜锣断开，两半破锣分别给两边的村子，将来把两半破锣的碴口对起来，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锣，也就是一家人。要子

一个村子是我们家的村子，一个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间差十二里地。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南阳县，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村子间游走，稍大才去了县城。

外婆家的村子是黄土地，我们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从山西迁过来的。从山西移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边是萧坡，河这边是平乐村。他们把一口铜锣断开，两半破锣分别给两边的村子，将来把两半破锣的碴口对起来，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锣，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孙孙不忘本，永远记住是一脉所出，以后要互相帮忙。"破锣"两个字音化为萧坡的"坡"和平乐的"乐"。外婆他们在平乐村。他们村里有几家大户盖的是瓦房，形制看起来像山西的房子，青砖青瓦、五间头、四合院。我们王家祖上也是山西来的，但没有家谱，一穷二白。我们的村子就很简陋，都是草房。我妈妈为什么嫁到我们村？因为我外婆家后来渐渐穷了。我爸爸家有几亩田，娶了没落的大户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们的村子对比鲜明，一边富有文化气息，一边是蛮荒之地。

明末时河南人少，官府逼着山西民众南迁，还要有懂各行各业的，比如懂医药的，懂建筑的，读过书能识字的。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文化。我外公他们家族一直经营着药铺。我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们那里眼科医生叫"眼科先儿"﹣他开个药铺，也看病。我小时候就在这个药铺里跑来跑去。我外公非常想让他的子女继承衣钵。我妈妈是长女，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妈妈和两个姨能帮他抓药，但没学会中医。外公又希望我能继承，我小的时候他总是编故事讲这些事儿，可惜我也没有继承他的事业。

外公除了门诊，还做眼药。眼药是半流体的，有的装在高粱叶子里，乡下人叫"桃粟捆儿眼药"﹣家乡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装在螺壳儿里，用蜡密封起来，还贴着药名和字号。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费非常低廉，穷人买药就收个成本钱或者完全免费，一般的顾客就是半价。因此，他在乡里间特别受到尊敬。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药铺的味道特别好闻，我在那些高与梁齐的药柜间跑来跑去。药铺里敬着泥塑的骑着老虎的药王爷孙思邈的像，一进门就能看到。药铺里有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横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时候喜欢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总是喜欢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发现了，但他从来不讲。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也能吃。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学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墨盒，墨盒里有一块棉花，我们研了墨汁，或买现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盖一个东西，写字时笔就不会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药店拿一块木通﹣﹣盖木通的办法就是外公告诉我的。

乡下人管砚台叫"砚凹"，那时还是以研墨为主，墨汁还不流行，要去大的镇子上才能买到。过去中国人的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想是因为写诗前麻烦事儿太多﹣﹣要研墨、发笔，研墨研半天才能写诗，正好构思。发笔是说新毛笔或干硬的毛笔都要用温水发，水温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笔泡开才能用。写字要有好的环境，写字要有好的心情。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静下心来写。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欢我们帮她抓痒。抓的时候逗我们说："你这娃儿，哪里不痒你抓哪里。"她还会唱各种歌谣。比如她抱着我时会唱："抱外孙，不如抱草墩儿。"我外婆虽然平时很和善，但厉害起来也很厉害﹣﹣有一年，有贼人来偷东西，给她发现了。老太太就跟他们理论，把贼骂得抱头鼠窜。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乐。当时不晓得有"文化"这个概念，现在觉得他们家是有文化的。他们家有秩序。当时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边就是赌博场，还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觉不一样。我一到平乐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时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车上，我哭着跳下来，就是不想走。

他们大户人家的家族规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应对都是有一套规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妈妈是老七，他们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个管一个，秩序井然。

他们每一家都有铜器，就是锣、鼓、钹等等，要过年才打着玩儿，每家都打，好不热闹。我就是在外婆家学会了打鼓。念小学时我是鼓乐队的"要角儿"﹣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条大河旁边。这条河从南阳流过来，一直流向襄阳，注入汉水，是可以行船的。我们在河里游泳﹣﹣家乡管游泳叫作"洗澡"-﹣男孩子调皮，扒着去远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们笑，我们就跟着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来。我特别喜欢这条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儿，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几次经过南阳，诗歌中"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就提到了白河。

年龄稍稍大些时，我就更野了。有一次船老板和他太太大概是回娘家了，没人开船。我们一群野孩子就把这条船划走了。也去摆渡，接客人。过路的客还真上了一船，有卖油的、挑担儿的，还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间，我们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钱，没有钱不开。有几个老太太骂人："你皮吧，我认识你妈。我告诉你妈去，你就得挨揍。"听了这话，我们哪还敢要钱，赶紧开船。渡船本来是不要钱的，船夫每年收粮食。秋天打粮食时，他去码头两边的村子里挨家收粮食，给多少算多少，没粮食给点鸡蛋也行。《皇冠》杂志有个专栏叫"青春岁月"，访问过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被访问者。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张爱玲看到后来信说，她读了访问记上这段场景，她觉得很苍凉。我们当时只是一味地皮，哪里知道苍凉不苍凉？张爱玲还说，"这题材太好了，你应该自己写。"

连阴雨久了，沟满河平，河上涨大水的时候，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有树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捞东西，"发洋财"。河边的沙子都是细细的白沙，被风刮成沙岗﹣﹣现在当然都被现代化建设给用掉了。孩子们喜欢从沙岗上打滚滚下来，一点都不疼。沙子也侵蚀旁边的果园。果园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经接近果树枝子了。我们觉得最过瘾的是躺在树下，不用动手，只用嘴巴接着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个。那时小孩子去果园里偷吃是可以的，一般园主基本上不管。我们就觉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儿留下来，穿成串挂在脖子里辟邪﹣桃树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树。

因为有沙地，花生种得很多。家乡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长。长到一定时期，小孩子去地里花生吃。用脚把花生周围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来，将大个儿的取下，再把枝子埋进沙地，小的花生还能继续生长。收获花生时，是连着沙子一起铲起来，放到一个大的像双人床似的可以摇晃的筛子里，从两边一起摇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场上，晒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个花生仓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们喜欢从高处滚下来，好不快乐。收获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卖掉了，这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没玩具玩儿，就拿两个花生，用尖儿的部分顶，谁的破了谁输花生。那也能玩儿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两家中间有口井，有条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时候，洗干净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浆或者高粱浆中上浆，然后晒。晒得半干时，放在平的石头上用棒槌捶。古诗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有人说，黑灯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妇女去河边也不安全啊？其实不是洗衣服，是捶衣服﹣﹣衣服晒了一天，到了黄昏后晒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捶打过的衣服特别整齐，简直可以站着不倒，穿起来也体面。井里有柳条编的辘鲈。夏天把瓜果用柳条篮子系到井的深处，第二天拉上来吃，这种水果叫"井畔凉"，吃起来很过瘾，像现在的冰淇淋那样。家乡的柳条去了皮，又细又白，编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别受欢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东西是我妈妈做针线的筐子，也是柳条做的。还有就是那个捶衣服的石头，红卫兵来破"四旧"，拿它也没奈何，因为搬不动，就劫后幸存下来了。我小时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凉凉的很舒服，这个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乡，我对太太说，真想把那块石头运过来，运到加拿大来，将来百年后就枕着那块石头，那是我家的东西。我爸爸是在青海劳改营过世的。那个时候去劳改营要自带行李，所谓的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带到异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劳改营的人的遗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来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种地方，两三千尺的海拔，天寒地冻，晚上人一断气棉被往往被拿走了。从家里带出来的老棉被就是家了，那个捶衣服的石头也让我觉得是我和已经不在了的那个家的关联。

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结实。据说盖房子时，我妈妈的祖母对工人特别好，有吃有喝，一下子是汤面，一下子是包子，一天好几顿，还有酒，水烟袋就有好几把，摆在那里给工人们抽。工人们士气大振，拼了命盖，要多结实有多结实。清末盖起来的房子，泥巴做的，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乡时，房子还在。墙很厚，屋顶铺瓦，梁用的是上好的木头。那所房子后来被当队部了，外墙上还漆了黑板写黑板报﹣﹣家里的老东西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过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瓦房是富贵的象征。人们不是盖不起瓦房，是置地要紧，省吃俭用，有了钱都买地。

我一直不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小时候我问她："妈，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讲，整个脸都红了，"你小娃儿问这个干啥？"我妈妈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讲。村子里也不作兴称妇女的名字，都是大妈、二婶儿的。门牌上记录已婚妇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比如我妈妈就是王萧氏。外婆家，从我大姨开始时上"洋学"，后面几个孩子都去学校念过书，只有我妈妈那个时候不念书。

我和小姨一起去念过"洋学"。外婆家的和我们家那边的小学我都念过。记得外婆家那个小学一进门是影壁墙，上面是孙中山的像，还有党国旗，下面种着石榴。教室里挂着好几个门板那么大的算盘，算盘子儿串在有毛的杆儿上，叫"毛算盘",这样算盘珠不会乱动，摆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做教学用。学校是公立的，免费。

到台湾后填表格，父母这一栏母亲的名字实在不好意思写"王萧氏"，但又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就根据模模糊糊的记忆写了"萧芸生"，其实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是押"生"字。小姨是萧萍生，舅舅是萧芝生，我妈妈的名字叫萧芳生。大姨夫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婚后三个月去当国军到东北打仗，生死不明，没有再回乡。大姨就这样守了他一辈子。我到台湾后，还登报寻找大姨夫。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大姨夫的朋友，说他们在东北打垮了就冲散了，他也没再见到我大姨夫。1949年后，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儿，将孩子的姓改了，改姓萧。

我妈妈没有上过洋学，也没有念过私塾，基本上不认识字，但她的刺绣方圆七十里地都闻名。河南不叫"刺绣"，叫"扎花儿"。每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来找她绣东西。我现在特别喜欢收刺绣，看到刺绣就想买下来，我想"说不定是我妈做的呢"。她会绣云肩霞帔，整套的新娘礼服都能绣；也绣手绢、耳护、荷包；也绣烟袋包送给佃农当礼物﹣﹣中国人有自己的审美观，不放弃任何显示美的意识。我最喜欢跟妈妈在灯下活动，她在灯下扎花儿，我给她整理线帖。线帖像现在照相本那么大，每页上有纸艺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每一兜里面装一种线，表面是平的，拉开了能取用里面各种颜色的线。一页大概能装七八种线。有时候我饿了，妈妈就用上鞋的长针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儿，就在油灯的芝麻油里蘸一下﹣﹣家乡产芝麻，油灯里烧的是芝麻油﹣﹣再在油灯上烤。烤出来很香。但不能马上吃，要等一下，烤完了针是红的，要凉一下再吃。我妈妈上世纪六十年代病故在乡下。她人缘不错，虽然臂上带着"黑五类"的臂章，但是村里人还是"大妈""大妈"地叫她，背着干部偷偷给她东西吃。

我舅舅读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当职业军人。妈妈说他离家时来过我家。我小时最崇拜舅舅，可他来时我很害臊，用被单子蒙头盖着，躲在下边不敢看他，闭上眼一直笑。我舅舅把被单子掀开，我又把被单子拉起来，还是闭上眼笑。结果始终我也没看到舅舅。我流亡之前，舅舅再也没回来。我一生都没见过他。在我的家乡，管舅母叫妗子。我妗子卧房里挂着舅舅的一张戎装照。还有舅舅的一把小佩剑，是蒋介石送给黄埔军校毕业生的，上面写着"成功成仁，蒋中正赠"。我小时候去外婆家，一定去妗子屋里摸那把佩剑。看着舅舅的戎装照觉得好威武。十七岁离开家的时候，父母的照片都没带，因为只知道是去南方，还会回来，不觉得是永诀，只带了舅舅的一张照片﹣-我想去找舅舅。我想如果找到舅舅他不认识我，我就把这张照片给他看。我当然没有找到他了。他后来退伍后回家，1949年后当过小学教员，也死于历史问题。妗子后来疯掉了，害怕听到开会的锣声，一听到锣声就往门后躲，害怕被批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扫墓时，给外婆外公、舅舅舅母立了碑，碑文是我自己写的，到蒲山店订的石碑，我交待石匠，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刻的是我表弟们的名字。我在村子里请了两台吹打，摆了十几桌酒席。我姨他们因是"黑五类"等等，成分不好，多年来在村子里地位都低、抬不起头来，运动来了，对他们要打就打、要骂就骂﹣﹣那次立碑时把三牲祭礼、纸扎的童男童女都摆在方桌上，抬着在村子里游行，边游还边给围观的群众散香烟。我姨抬头挺胸的，觉得总算为他们争了一口气。

平乐村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我再给自己另取一个笔名，我就要用"萧"这个姓，叫萧梦白﹣﹣我们这辈是梦字辈，取"梦到李白之意"。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景萦，一个叫景苹。苹是为了纪念我外婆家的"平乐村"，"萦"是为了纪念我们自己的村子"杨庄营"。

痖弦，本名王庆鳞。193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到台湾。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出版家、表演艺术家。曾任《联合报》副总编辑。上世纪50年代，痖弦和洛夫、张默共同创办了诗刊《创世纪》。痖弦的写作涉及诗歌、散文、评论等多个领域，出版有《苦苓林之一夜》《痖弦诗抄》《深渊》《痖弦诗集》《中国新诗研究》等中英文诗文集多部。

来源：齊魯青未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