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7月，波士顿咨询公司亨德森研究所（BHI）发表研究报告《未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将流向何方？》（Where Will Tomorrow's AI Geniuses Go?）。该报告深入剖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格局。研究指出，尽管美国在资本

导语：2025年7月，波士顿咨询公司亨德森研究所（BHI）发表研究报告《未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将流向何方？》（Where Will Tomorrow's AI Geniuses Go?）。该报告深入剖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格局。研究指出，尽管美国在资本与算力方面仍保持着巨大优势，但其近期在移民政策与科研发展（R&D）公共资金方面的战略调整，可能正悄然动摇其对全球最顶尖人工智能学术研究人才的吸引力。这一变化为欧盟、英国等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有望通过吸引这批关键的人工智能人才来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并可能最终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地理格局。启元洞见编译整理了其中的核心内容，以供读者参考。

引论

全球人工智能影响力版图的潜在转移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顶尖的科研环境和优越的职业发展机会，如同吸铁石般吸引着全世界最杰出的人工智能人才。然而，随着其他国家日益重视并积极部署战略以吸引和留住本土的顶尖人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版图正面临着潜在的深刻变革。

对于美国而言，即使其吸引海外人工智能人才的流入量仅出现标准范围内的适度下降，也可能极大地助推其他国家构建技术创新中心的努力。这种人才流动的变化，对于那些期望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间力量（包括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及部分海湾国家）而言，将是尤为重要的发展契机。对于这些致力于通过研究突破来构筑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来说，抓住这一机遇正当其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的商业化和普及化程度不断加深，技术创新将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格局的核心差异化因素。因此，吸引和留住那些能够推动技术前沿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其战略重要性只会与日俱增。那些能够敏锐捕捉并成功利用这一转变的国家，将最有希望在未来的全球科技竞赛中脱颖而出，赢得最终的胜利。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的竞争并非新生事物，但其激烈程度因美国近期政策的变动而显著加剧。当前，许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可能正高度关注关税问题以及在美国扩张数据中心所带来的成本上涨，但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在移民政策和公共研发资金支持方面的调整，可能对全球人工智能领导权的竞争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资本与算力

美国短期内难以撼动的优势

尽管关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科技巨头们在巩固其算力优势方面依然在坚定前行。2025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就进口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展开调查，其结果将直接决定相关产品的关税税率，进而影响美国数据中心的扩张成本和算力供应。要知道，服务器成本在美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总拥有成本中占比超过一半。

然而，即便面临这样的不确定性，美国科技巨头近期的行动表明，关税问题似乎并未动摇其在全球算力领域的领先地位。截至2025年2月，微软（Microsoft）、Alphabet、亚马逊（Amazon）和Meta四家公司计划在该年度投入超过3200亿美元的资本性支出，较2024年增长了约30%。在2025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这些巨头丝毫没有表现出缩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的迹象。事实上，Meta甚至将其2025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从600亿至650亿美元上调至640亿至720亿美元，这一调整隐含地消化了关税可能带来的6%至10%的建设成本增幅。

这种现象部分源于美国科技巨头强大的资本实力，使其能够从容吸收因关税上涨而增加的数据中心扩张成本，并将其视为维持人工智能霸权地位这一生存攸关的必要投入。此外，随着美国对前任政府《人工智能扩散框架》的废除，美国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服务商在其他国家进行数据中心扩张时几乎不受限制。同时，台积电（TSMC）在美国扩大生产布局，也将减少美国数据中心对海外制造的尖端半导体和服务器的依赖，从而降低关税风险。

更重要的是，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公司相比，美国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服务商以及像OpenAI、Anthropic和xAI这样的顶尖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在资本和算力方面一开始就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例如，美国已安装的算力容量高达40吉瓦，而整个欧盟仅为8吉瓦。在资金方面，美国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服务商合计持有145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仅在过去一年内，美国领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就筹集了超过59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数额是美国以外三家最大的同类开发者融资总额的23倍。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在资本和算力这两大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的关键优势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

人才流动的复杂图景

普通人工智能工作者与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分野

当我们审视近期美国政策变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另一关键要素“人才”的潜在影响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在这里，须做一个重要区分：一方是拥有开发和实施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技术能力的广大人工智能工作者，另一方则是通常拥有计算机科学及相关领域高等学位、共同推动技术前沿的顶尖研究人员。

新的美国移民政策或许会导致赴美的外国人才数量减少，但在短期内，这些变化不太可能实质性削弱美国在吸引和留住广大人工智能工作者方面的能力。然而，同样的政策变化，若与公共研发支出的削减相结合，则可能对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天才——即那个规模虽小但重要性极高、数十年来一直涌向美国学术机构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群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三年中，美国人工智能劳动者净流入量为32,000人，约占其488,000人总人才库的7%。这些海外工作者对于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尤为重要，在这些公司中，他们占据了近40%的美国本土人工智能相关职位。虽然有报道指出，流入美国的科技人才下降趋势似乎表明美国正面临严峻风险，但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实际上早于近期的政策变化两年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科技行业招聘率的普遍下降，以及同期全球人才流动性的整体降低。

为更清晰地了解今年以来的情况，本研究对40位科技公司和人才机构的资深招聘人员进行了调查。他们表示，美国的政策变化确实已成为与潜在候选人讨论的话题，其中最主要的担忧涉及更严格的移民规定和流程。

然而，当真正进入决策阶段时，移民政策的变化并未对美国科技岗位的吸引力产生实质性影响。绝大多数招聘人员观察到，美国公司的吸引力没有变化，甚至有所提升。过去三个月，外国人才对美国人工智能相关职位的申请意愿净下降仅为1%，留任意愿的净下降也仅为3%，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尽管政策环境在变，美国对合格的外国工作者来说，依然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目的地。核心驱动力在于薪酬。根据2024年的H-1B签证申请文件，美国顶尖生成式人工智能实验室（如OpenAI、Anthropic、xAI）为技术岗位提供的薪水，平均是其海外同行（如加拿大Cohere、以色列AI21 Labs、法国Mistral AI等）同类职位的两倍。数据显示，美国顶级人工智能实验室相关职位的平均年薪约为26.7万美元，而其非美国同行的平均水平仅为13.4万美元。这一评估甚至还可能低估了总薪酬的差距，因为后者通常还包括股票期权和奖金。

在吸引非美国人工智能人才寻求迁往美国的首要因素中，高达53%的受访招聘人员选择了“薪水和其他形式的经济补偿”，远高于“职业发展机会”（30%）、“移民/签证机会”（10%）和“生活质量/文化”（8%）。为了应对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60%的受访招聘人员预计，美国科技公司将在未来一年内进一步提高薪酬待遇，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美国的软肋

对顶尖学术研究人才的深度依赖与潜在危机

当我们把目光从广大人工智能从业者转向规模小得多、但对推动人工智能前沿至关重要的顶尖学术研究者群体时，情况截然不同。在这一领域，美国对海外人才流入的依赖程度远超私营企业。数据显示，2023年，外国公民在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占比高达55%。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学生在获得学位后倾向于留在美国，从而持续为美国创新生态注入活力。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在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100位美国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67%是外国公民。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美国的顶尖人工智能学术圈是由全球英才共同构建的。

这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学术研究者群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长期竞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科技公司自身已成为强大的研究力量，但学术界在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学术机构，由于其本质上不受短期财务回报的束缚，是孕育探索性研究的最佳场所——正是这类研究，常常能产出基础性的知识产权（IP）突破，甚至偶尔会迸发出引领整个领域前进的天才火花。

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这种共生关系，体现在它们各自在研发管线不同阶段的投入份额上。在美国，学术界是基础研究的最大贡献者（占45%），而企业则在应用研究（占63%）和实验性开发（占92%）中扮演主导角色。简而言之，学术界负责探索那些最终将被企业采纳和商业化的前沿思想。从谷歌2017年发布的、作为当今大语言模型基石的TraNSFormer架构，到其背后多伦多大学在之前二十年间对深度神经网络的“非主流”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

学术研究机构能为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带来显著优势。它们既是人才发展中心，吸引和培养构建先进科技公司所需的人才，其本身也是商业创意的孵化器。实证研究表明，学术知识的溢出效应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大学周边地区能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企业专利。

更关键的是，研究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地点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他们中许多人是移民，他们的地理分布对移民政策、研究经费获取以及经济补偿高度敏感。在移民政策方面，对新的F-1和J-1签证的暂停，以及限制毕业后“选择性实践训练”（OPT）项目的计划，将使美国学术机构吸引外国学生的难度加大。

而更为致命的打击可能来自公共研发资金的削减。如果实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6年预算案将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NSF）56%的预算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40%的预算，将冲击所有研究领域，计算机科学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直接资助在近代一些最杰出的人工智能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Tomaso Poggio、李飞飞（Fei-Fei Li）和杨立昆（Yann LeCun）在其职业生涯中，分别获得了5600万美元、30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的政府研究资助。

中间力量的机遇之窗

弥合差距，重塑格局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与欧盟、英国、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间力量在学术研发资金上的差距，实际上是可以被弥合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学术研究预算通常是以千万美元计，而非企业研发预算的数十亿美元级别。事实上，拟议中对NSF资金的削减，将有效地使美国政府对顶尖人工智能研究型大学的公共资金支持水平，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持平。

此外，尽管美国学术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的薪酬通常高于非美国机构，但这种优势与私营企业的人工智能职位相比要温和得多。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顶尖人工智能研究型大学在博士后职位的薪酬上几乎没有差距，而在副教授级别，差距也相对较小。

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间力量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积极吸引在美研究人员和学生：

2025年5月，欧盟拨款约5.85亿美元，计划在未来两年内用于吸引外国研究人员。该计划包括设立为期七年的长期“超级经费”以支持顶尖科学家的研究。此外，欧盟还在持续努力，目标是到2030年将研发支出提高到GDP的3%。

法国已经启动了其“选择法国搞科研”平台，并计划投入超过1亿美元用于吸引在美研究人员。

据报道，英国将推出一项近7000万美元的计划来吸引研究人员。

澳大利亚科学院宣布设立“全球人才吸引计划”，旨在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搬迁方案，以吸引顶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到澳大利亚。

日本大阪大学已开始为有意从美国院校转入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学费减免、研究经费和差旅帮助。

结论

人工智能人才流动的长期效应与战略启示

综上所述，关税问题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动态。对于大多数人工智能工作者而言，美国凭借其高薪酬和广阔的职业前景，仍将是首选的目的地。然而，规模虽小但流动性极强、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的顶尖学术人工智能研究者群体，则是另一回事。他们的未来职业前景直接受到近期美国政策变化的影响，而他们的选择将重塑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的地理版图。

贸易政策因其对企业损益表的直接影响而备受关注。但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同样需要密切监控那些影响其赖以生存的人才输送渠道稳定性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对其运营所在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实力的影响。

美国正在发生的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将首先在科技行业显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其核心业务中，所有行业都将受到跨地域技术进步速度变化的影响。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今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头脑——即未来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们——最终选择在哪里扎根。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资本和算力的竞赛，更是一场关于未来创新源泉的争夺战。

转自丨启元洞见

研究所简介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

_er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