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竟然喜欢乾隆的诗！他怎么就成了满清的小迷弟？

摘要：说起伏尔泰，估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首先这哥们儿的名头就一大堆，都快赶上报菜名了：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运动的泰斗与领、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诗人、戏剧家、小说家、自由的捍卫者、公民权利的斗士、历史学家、科学的倡导者、讽刺大师……

说起伏尔泰，估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首先这哥们儿的名头就一大堆，都快赶上报菜名了：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运动的泰斗与领、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诗人、戏剧家、小说家、自由的捍卫者、公民权利的斗士、历史学家、科学的倡导者、讽刺大师……

列出来这么多伏尔泰的名头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清楚伏尔泰在世界人民（主要是欧洲人民）心中是个什么形象，什么地位！可是伏尔泰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身份，那就是满清乾隆皇帝的小迷弟！

要搞清楚伏尔泰为啥成了文字狱‬最严重‬、对‬中华‬文化伤害‬最严重‬的‬满清‬王朝‬的“小迷弟”，就必须‬先说说一个‬叫‬钱德明的人。这法国人1750年到中国的时候，才32岁，一落地他‬就傻眼了！北京的官员见了他，先问会不会说满语，再看能不能写汉字。那时候传教士想留在清宫，光会念圣经可不行，得有点过硬的‬本事‬。钱德明也是狠人，找了个满族老秀才当老师，连吃饭都在背满语，三年下来，不仅能跟乾隆聊家常，还能帮着整理满文的奏折。

此后二十年，他白天在清宫帮着整理满文档案，晚上就对着笔记记录所见所闻，从乾隆主持的科举考试流程，到满族官员的服饰纹样，甚至连皇帝御膳房的菜单都记了一堆。

乾隆三十五年那阵，心血来潮，想写篇《盛京赋》纪念祖宗，先用满文写的初稿，后来又改成汉文。钱德明瞅着这篇赋，眼睛都亮了——他在清宫待了二十年，知道欧洲人对中国有多好奇，要是把这篇赋翻成法文，再加点“料”，肯定能火。而对中国社会的深度观察，也成了他翻译《盛京赋》的底气。1770年乾隆完成《盛京赋》后，钱德明拿到满文原稿，没有急于动笔，而是先花三个月核对汉文版，又找内务府的满族官员确认“盛京”“三陵”等专有名词的由来——光是“盛京”这个词的注释，他就写了整整五页，从努尔哈赤1625年迁都沈阳，讲到康熙、乾隆东巡祭祖的礼仪，把一个地名变成了一部微型满族简史。

还有就是‬他还往书里塞了很多‬连‬乾隆‬都‬不知道‬的东西，他‬自己写了篇译者序，说乾隆早上处理奏折，下午跟大臣讨论学问，晚上还能写诗，比欧洲国王勤快十倍；甚至把乾隆写的《三清茶》诗也加进去了，连参与编赋的王公大臣名单都抄了一遍。

更关键的是，钱德明太懂欧洲读者的需求了。他知道欧洲贵族痴迷中国器物，就在译本里加了“盛京宫殿瓷器陈设”的注释，详细描述殿内青花瓷的纹样、产地；他知道启蒙思想家关注中国的制度，就特意附上乾隆关于“科举取士”的上谕，还标注“此制度使平民可凭学识入仕，欧洲尚无”；甚至连乾隆写《盛京赋》时的创作背景，他都做了补充——说明这是乾隆为纪念先祖功业而作，体现君主不忘本源的美德。原本92页的满文《盛京赋》，经他这么一增补，变成404页的“中国文化百科”，连法国东方学家德经都主动写序言，称其“为欧洲打开了理解中国的新窗口”，把《盛京赋》吹成东方的《伊利亚特》！

1770年这书在巴黎出版的时候，刚好赶上“中国热”的尾巴。那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全靠传教士们‬的描述‬，说中国老百姓靠读书就能当官，不用拼爹；说中国皇帝春天会去田里扶犁，带头种地，中国的青花瓷、丝绸，也‬都成了贵族家里的炫富神器。而‬伏尔泰早就烦透了欧洲的破事——教会天天管这管那，贵族们占着土地不干活，他一直想找个好榜样来怼这些人，传教士嘴里的中国，刚好撞进了他的心里。

伏尔泰在给达朗贝尔的回信中说：“我用三天时间读完了这本赋，钱德明的注释太有用了，让我知道了中国皇帝不仅会治国，还懂文学。”他尤其喜欢里面收录的《三清茶》诗，在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信里，特意摘抄了“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的法译文，还加了句评论：“你看，这位皇帝的诗里没有战争、没有炫耀，只有对美德的追求。他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却能保持这份平和，这太难得。”

伏尔泰甚至把乾隆的诗当成了批判欧洲的武器。有次巴黎沙龙里，有人说“君主就该专注于军事，写诗是文人的事”，伏尔泰当场翻出《盛京赋》译本，指着乾隆的诗句反驳：“中国皇帝用诗表达对百姓的关怀，这比你们推崇的‘武力征服’高尚得多。我们的国王们要是都能学学，欧洲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他还专门写了首题为《致中国皇帝》的诗，发表在当时的《百科全书》附录里，开头就说“伟大的乾隆，你的笔比剑更有力量”，结尾则感慨“欧洲的君主们，该向你学习如何用美德统治”。

但伏尔泰不知道的是，他看到的“乾隆诗”，其实是钱德明适配欧洲审美后的版本。乾隆的原版诗作，风格和译本呈现的有明显差异——比如《盛京赋》的满文原版里，有大量描写满族先祖征战的句子，像“弓矢鸣兮铁骑驰，山川震兮草木披”，钱德明在翻译时，没有直译“征战”，而是意译为“先祖以勇气守护家园，使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一辈子写了四万多首诗，大部分都是“今日天气好，适合出门走”这种大白话，有的甚至连韵脚都对不上。就说那首《三清茶》，原版后面两句是“造物无偏性，各遂其生成”，意思就是“老天爷不偏心，万物都能好好长”，挺普通的一句话，钱德明却翻译成“帝王当如上天般公平，让每个百姓都能安稳生活”，硬生生把一句写景的诗，改成了“仁政宣言”。

不过这种选择性呈现，不是钱德明故意欺骗，而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18世纪的欧洲，没有便捷的信息渠道，传教士是唯一能接触中国核心圈层的群体，他们的观察和翻译，自然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钱德明在清宫待了二十年，看到的是乾隆朝的盛世表象——宫殿的宏伟、科举的有序、皇帝对文化的重视；他没看到的，是文字狱下文人的恐惧，是闭关锁国带来的技术落后。所以他的译本，本质上是对所谓盛世的集中呈现，而这恰好契合了伏尔泰对理想君主的期待。

伏尔泰对满清和乾隆的“迷恋”，也不是单纯的“追星”，当时他正因批判法国教会和王权，被巴黎当局打压，著作被禁，庄园多次被搜查，连去巴黎都要偷偷摸摸的。就是因为这样乾隆才在他眼里成了开明君主的象征，既懂文化，又讲仁政，还能摆脱教会的干预（这是伏尔泰基于传教士描述的判断）。所以他吹捧乾隆，其实是在借东方圣君的形象，倒逼欧洲王权改革，他曾在私人笔记里写：“用中国皇帝的例子，能让我们的国王们意识到，专制不是唯一的统治方式。”

不过这种“迷恋”的脆弱性，在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干预下暴露无遗。1771年，叶卡捷琳娜因为土尔扈特部东归事件，与乾隆产生外交冲突，她在给伏尔泰的信里，直接批评乾隆“表面讲仁政，实则固执己见”，还说“钱德明的描述太片面，中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叶卡捷琳娜是伏尔泰的重要资助者——每年给她提供1200法郎津贴，还支持他出版被禁的著作。所以在收到这封信后，伏尔泰的态度明显变了。他在给叶卡捷琳娜的回信中说：“陛下您说得对，欧洲的开明君主，比东方的统治者更懂如何平衡权力与美德。”此后，他再没在公开场合主动提及乾隆的诗。

而乾隆本人，对自己的诗被翻译成法文以及被伏尔泰称赞这件事，几乎一无所知。根据清宫《起居注》记载，乾隆晚年虽然偶尔会问起“传教士在欧洲做什么”，但官员的回复大多是“传播天朝文化”，没有具体提及伏尔泰或译本。这种单向的关注，也成了这段历史的有趣之处，一边是伏尔泰对着译本反复品读，把乾隆当成理想君主；另一边是乾隆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认知里，对欧洲的赞美毫无察觉。两个世界的顶尖人物，因为一本译本产生了间接关联，却始终处于“认知错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