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指挥山西和绥远两省的军事行动，对蒋总司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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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意我带两个小鬼罗和张一起去西安。

秦在部队的情报部门得到一个职务，他愿意留下来。

这些小鬼都没去过大城市，也没坐过火车。

事实上，这次从离石南下的旅行是他们第一次乘坐机动车。

立波要留在临汾写作，我也希望在临汾停留较长时间与省长阎锡山谈谈。

在朱德的司令部转移后，我们一起坐火车去了临汾。

从理论上说，阎锡山在山西行使最高权力。

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指挥山西和绥远两省的军事行动，对蒋总司令负责。

实际上，如我们所见，在日本人战线后方，战争是按照八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进行，并得到阎司令默许的。

阎主要的兴趣是恢复对他的省份的控制，过去他在那里积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他很精明，承认由八路军发展的抵抗方式的优越性并且接受了它，因为除此之外的另一选择是完全失去他的省份。

我已经目睹了这个省的情况，现在想见到这位挂名的首领本人。

讲英语的阎的秘书把我带到了他的司令部。

这位秘书张伯森先生(译音)是个真挚、热情的年轻人，毕业于北平的燕京大学，把他的首长看成半个上帝。

司令部设在临汾南面几英里一个不显眼的村庄里。

进入省长办公室，我见到的是一位六十岁出头，多少有点大腹便便的人，正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墙上的作战地图。

按中国清朝旧官吏的习惯，他蓄着长长的灰白色的胡须。

他热诚地欢迎我，不过有些沉闷，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疲倦的老人。

我们讨论北方的军事形势，他告诉我日本人最近的攻势。

虽然实际上临汾四天之后就落入日本人之手，阎将军当时并没有流露出不安。

我询问他的部队所辖师的番号，还提起我在南下时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师。

他开始一一列举，不是想不起番号，就是想不起一些司令官的名字，不得不叫来一个参谋帮忙。

当我请他就他的基本军事方针发表意见时，他坐直身子，清清喉咙，似乎准备发表富有智慧的讲话。

他傲慢地说道:“中国必须粉碎日本人的政治计划，我们要发展民族解放斗争来对抗。”

他带着极端自满的神态向后靠在椅子背上。

真有点可怜。

实际上阎锡山是商人的成分多于司令。

他统治山西二十六年，把重点放在发展工业和商业上。

年轻的时候他曾热衷于推行社会和政治改革。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变本加厉地攫取政府的权力，扩张私人势力。

现在，这位统治者已是个老人，他本性仁慈，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靠他的下属掌管本省的事物。

我向他告别时，阎表示了他的好意，让我们乘坐他的私人火车南去风陵渡。

随着形势的发展，横竖他也用不上了。

立波和我在临汾分手。

后来我们又在汉口相遇，但当时谁也不知道。

我怀着深切的别离之情，惋惜地离开了这位勇敢、谦虚的伙伴。

他的友谊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忠诚始终如一，即使在我神经不支，舌头失去控制的时候，他依然如故。

罗、张和我这段乘火车的旅行真是达到了豪华的顶点。

司令的专车为我们所用，我被两个小鬼对这种旅行的反应逗笑了。

他们细致地好奇地观察着车中的设备，对转椅、瓷洗脸盆和卧车车厢等没见过的东西发出惊叹。

不过，几小时之内他们就恢复了平静，我们到达风陵渡时，我听到罗内行地同一个山西战士谈论着乘火车旅行，特别是乘头等车的好处。

我们与数百名逃避日本人的难民一起渡过黄河到了南岸，坐火车去西安。

经过近三个月的原始生活之后，西安带浴室和热水的宾馆似乎是现代化的最新成就了。

我取回赴山西时留下的行李准备去汉口，在那里将着手写我的官方的观察报告。

不过我想先带小鬼们去领略城市风光。

我立刻遇到了困难。

在我们数星期共同的旅行中，小鬼们已经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想以某种方式表达我的谢意。

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钱，因为八路军每月的薪俸是战士每人一元，朱德总司令六元。

我对他们的一系列款待是从带他们到一家普通餐馆吃饭开始的。

他们对价格很感兴趣，总是询问侍者饭菜的花销。

微不足道的一元五角会使他们震惊，甚至拒绝吃饭。

我用上全部口才说服他们分享我定的饭菜，让他们相信，否则的话，这些饭菜只好扔掉。

上街逛商店时，他们对五光十色的商品显露出的惊奇和热情使我觉得有趣。

我记住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过后悄悄地买下来，大多是些小玩艺儿，如水手刀、口琴、镜子、自来水笔和手表——在军队里有用的东西。

当我把东西送给他们时，他们断然拒绝接受，而眼睛却舍不得离开它们。

从我这儿接受礼物是不对的，没有什么理由要我为他们花钱；他们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有了！

最后在绝望之中我说:“财产共享可是确确实实的共产主义原则。何况我买这些东西并不破费多少，如果你们不肯收下，我只好把它们扔到垃圾堆里去。”

我的逻辑奏效了，他们腼腆地接受下来，小心地装进盒子，赶快送回了住所。

我希望我没有破坏军队的纪律。

我离开的那个晚上，张和罗在车站站台上骄傲地亮出了他们腕上的手表和水手刀。

2

武汉是对包括汉口、汉阳和武昌三个城市的一个大都市区的统称。

汉口、汉阳位于长江的北岸，中间隔着汉水，武昌坐落在它们对面的长江南岸。

三月初我回到武汉时，它已成为战时的首都。

政府部门的办公室，蒋总司令的军事指挥部和外国政府驻中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

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当时只有法国还确实有个租界，日本的租界已被中国人接管，前英国和俄国的租界地也已成了特别行政区。

外国使馆、商行和许多中国政府的办事机构都设在汉口。

兵工厂是汉阳最重要的特征，虽然还有其他工厂和贫民区。

武昌是蒋总司令的司令部，也有几个外国使馆和若干个大学。

武昌是广州向北延伸的一条铁路的终点站。

现在中国的大部分进口军用物资是通过这条铁路运进来的。

战事的中心已从上海——南京防区转移到徐州地区，从天津到浦口的铁路在这里与东西向的陇海线交叉。

乘飞机，徐州在汉口东北方向大约三百五十英里，铁路的路程就长多了，因为要先向北差不多三百英里到郑州，然后向东沿陇海线再走二百英里。

日本人正在从南北两面向徐州推进。

日本空军的活动已远远地延伸到了内地，目的在于摧毁较重要的中国供应基地和交通线，同时也是恐吓老百姓，破坏他们抵抗的意志。

这时，汉口受到了日本飞行员特殊的注意。

约翰逊大使和总领事保罗·乔斯林住在一起。

在他宽敞的住宅里，还有道格拉斯·詹金斯和詹姆斯·麦克休上尉，我应邀加入了这快活的一群。

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三周。

我白天写对北方的观察报告，晚上与外国和中国的朋友们聚首。

我满以为在北平的几年已经很了解这位大使了，而在这里，在战争环境中，他表现出的坚忍刚毅和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所有接触他的人。

最可贵的是他有本事在一天中找到间歇，完全松弛下来。

他很喜欢各种娱乐，这个时期，玩扑克牌成了嗜好，每天午饭和晚饭后我们几个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种乏味的游戏，暂时地忘掉了战争。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来到汉口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医药救援委员会的工作。

她住在汉口的美国美以美教会的洛根·鲁特斯主教家里。

她充沛的精力和坦率的讲话方式赢得了大多数外国侨民的尊敬和赞扬，公认她给人以真诚和忠于理想的印象。

通过她我认识了主教，同他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情。

鲁特斯主教是不寻常的传教士，这时在中国已工作了四十来年，即将退休。

他赢得了这个国家百姓的信任。

在他人数众多的亲密朋友中，有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包括蒋介石夫妇，他思想开明，待人宽厚，在他的客厅里，既有共产党的领袖，也有国民党的要员。

他是救世主教义的传讲者，也是身体力行者，对中国领导者思想方式有不小影响。

一天，董显光博士，能干的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引我去见蒋介石夫妇。

他被报界同行亲热地称为霍利，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编辑、出版报纸。

他是蒋委员长信赖的朋友，于一九三七年写完了蒋的传记。

我们渡江到武昌，驱车来到这对卓越的夫妇居住的摆设简朴的公馆。

从一九二九年南京孙中山博士的葬礼之后，我没有见过他们，不知岁月和重担会使他们有多大改变。

不一会儿，外屋响起了短促、有力的脚步声，蒋夫人后面跟着腰板笔直的蒋委员长走进来了。

蒋夫人相当妩媚动人，但不是青年人轻浮的妩媚，虽然她也挺活泼。

这是一种内心的恬静和意识到受命运主宰，要为人民尽责产生的成熟的端庄优雅。

他们高兴地欢迎我。

蒋夫人在我摆开地图的桌子前坐了下来。

蒋委员长仍旧站着，直到夫人提醒他坐下。

她转向我解释道:“委员长的背部在西安受伤后一直没好，他不宜久站。”

我审视着这位在过去十年中主宰着中国命运的人物。

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苍老多了，剪得短短的头发正在变成灰白色，但是他增添了泰然自若和自信，也更老练更成熟了。

他明亮的黑眼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智慧、忠诚和坚定的决断。

我用一个小时叙述了在北方的经历，回答了他们尖锐的提问。

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八路军的领导人对蒋委员长是忠诚的，我描述了他们在日本人战线后方实行代议制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我说我感到五台山地区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顽强的，而且他们合作得也好些，这时，委员长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回答道:“我认为那是由于他们完全被日本人包围了，他们面临的共同危难使他们丢弃某些个人的考虑而团结合作，领导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大大地鼓舞了他们。”

蒋的脸上没有露出他对这个观点的反应。

事实上，委员长的脸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捉摸不透的。

威仪堂堂的镇定自若是他领导成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是他极端的自信。

他政治上是狡黠的，通过信守他实现的少数诺言，为自己树立了强有力的诚笃正直的形象。

他的不可捉摸给每个政治集团造成一种印象，他私下里是同情自己这个集团的主张的。

一个小时后他们站起来要走了，我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他谦和地默许了。

他用的是一支红蓝铅笔，拿好姿势刚要写，看到向下的是红铅，赶快把笔倒过来，用蓝铅写， 这是一瞬间的事，但含意颇多。

回到汉口，董显光带我去行政院长暨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家吃午饭。

在孔府，我们遇上了兰德尔·古尔德，上海唯一的由美国人拥有的报纸的直率的编辑。

兰德尔·古尔德坚持在报纸上报道事实真相，导致最近报社遭到日本人唆使的恐怖分子的炸弹。

孔博士是另一位老朋友。

他身体微胖，留着修理得短短的胡须，戴眼镜。

他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后回到中国，在山西太谷主管奥伯林教会学院。

他和著名的宋家姐妹中最年长的蔼龄结了婚，通过商业投资赚了大钱，转入政界。

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来，他历任工商部部长、财政部长，现在的职位相当于共和国的总理。

他最为骄傲的大概还是他的祖先，他是孔夫子的直系后代。

这天同在孔博土宴席上的有被称作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一个身材魁梧、宽厚、善于辞令的人，有军事部长何应钦将军和一度在国民党居高位，目前与蒋委员长有芥蒂的陈公博先生。

后来没过一年，陈与汪精卫先生一起试图成立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政府。

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蒋委员长是主席)是这些人中最有特色的人。

他身高超过六英尺，臀部宽阔。

他以做人民中的一员自诩，早年间他统率国民军时，身着粗布军衣，与他的部队一起行军，或坐在卡车前面驾驶员旁边。

一九三O年他曾联合阎锡山将军与蒋委员长做过一次较量，失败了，但他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仍然很有魔力。

在抗日战争中他的爱国主义是没有疑问的。

何应钦将军是个有点琢磨不透的人物。

他矮个子，戴眼镜，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早年间，在南京政府中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经常被派去应付紧急的局面，那是最需要忠诚的。

但大概是在蒋委员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一些未被披露的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

虽然表面上没有迹象说明他不受信任，但他没有获得重要的野战指挥地位却是意味深长的。

我与这些执掌国家事物的人们谈话的时候，无法不把他们舒适的生活与八路军顽强的自律加以对比。

不论是现在与日本的战争，还是战后建立强大、团结的国家，都需要拟定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案。

如果我是正确地理解了人民的心情，这个方案必然是建立一个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服务于人民的政府，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意识是很强烈的。

不时有贵宾在大使这儿用餐，常常是从香港飞来浏览一下中国战时的首都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要算约翰·根室了。

一天，他带着迷人的妻子来吃午饭，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欧洲事务第一手情报的绝好的机会。

谈话不总是单方面的，根室以他轻快、活跃的方式，对目前战争的进展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他的问题提得深刻，显示了对东方舞台令人惊异的理解。

每隔四、五个问题，根室夫人就提出一个正中话题要害的问题。

我们断言，这是第一流的记者组。

汉口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汉口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

他出身于清朝官吏家庭，是位精明又有修养的人，和我在北方见到的其他人一样严于律己。

纤细的中等身材，风度翩翩，他以一种似乎是完全超然的神态倾听着旁人的谈话，其实他听得很认真。

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意见在国民政府的委员会里举足轻重。

国民党创立初期，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七年，正是他组织了上海的工人起义。

一天晚上，我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周恩来及另外一两个人一起用晚餐。

艾格尼丝对外国记者不在他们的报纸上报道事实真相，大发议论，言词激烈。

周凝视着上空，象是没有留心听。

过了一会儿，他坐直了身子，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手撑着下巴，平静地说道:

“如果新闻记者总是准确地报道时事，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