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中共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半年采访，他将所见所闻在中外报刊上发表，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共、红军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将中共的形象传播到全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美国政府与

胡德坤 卢晓娜

1944年6月，毛泽东（第一排左四）等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抗日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中共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半年采访，他将所见所闻在中外报刊上发表，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共、红军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将中共的形象传播到全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美国政府与公众的高度关注。在斯诺的影响下，一批美国观察家沿着斯诺的足迹先后来到中共抗日根据地。1937年冬和1938年春夏，美国海军上尉埃文斯·卡尔逊先后两次来到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1944年6月，包括5名美国记者在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同年7月至8月，美军观察组18名成员先后抵达延安。这些以各种身份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的美国人，我们统称为“美方观察家”。随着调查的深入，美方观察家发现，中共与他们想象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独立自主’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坚定路线”

在与中共接触时，美方观察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究竟是怎样一个党派？受苏联的影响有多大？带着这样的问题，美方观察家们对中共及各根据地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应罗斯福的要求，美军卡尔逊上尉到中共根据地进行考察。卡尔逊给总统私人助理玛格丽特·莱汉德寄去了大量信件，报告自己的见闻及感受。在信中，卡尔逊认为，与苏联不同，中共的纲领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1937年12月12日，卡尔逊来到位于山西临汾的八路军总部访问，还到五台山根据地进行了考察。1938年3月下旬，卡尔逊开启了他的第二次中共根据地之旅。他在延安进行了10天的考察，访问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又先后前往绥远、察哈尔等地，并再次造访山西八路军总部。这次考察长达半年，详尽细致的实地调研使卡尔逊对中共及其革命纲领有了更为清晰全面的认知。他明确表示，美国根本不必担心中国，因为中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其实完全基于中国的文化心理，即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1944年6月至8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延安观察组先后来到延安。他们除全面考察中共敌后战场之外，还担负着另一层更为隐秘的使命，那就是扩大美国对中共的影响，防止中共倒向苏联。这正是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一点。然而，同卡尔逊一样，记者们和观察组抵达延安便发现，根本不存在苏联对中共的遥控。

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在延安发现，美国长期关于中共与苏联“暗通款曲”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福尔曼回忆道，“在同中共相处的五个月中，我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坐实他们和苏联有密切联系。延安没有苏式武器装备；没有苏联军事或政治顾问，苏联人也寥寥无几。”

美方观察家还发现，中共的独立性体现在外交理念中的超意识形态性。中共从不掩饰希望同苏联建立更密切联系的意愿，并公开批评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敌意，但他们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局势，中共迫切希望能同英、美也建立起密切合作。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提交的题为《中共关于苏联在远东参战预期》的报告指出：“中共领导人坦承，他们的确希望苏联作为远东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最终能参与对日作战。但与此同时，中共又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制胜之道在于‘全面动员群众’，‘独立自主’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坚定路线。”

总之，美方观察家经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虽然与苏共有联系，但并不听命于苏共。同时，中共也迫切希望与美、英等盟国建立起密切合作。中共放眼于世界全局，具有超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

“马克思主义已然中国化了”

美方观察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具有鲜明本土色彩，它兼具了原本的理论内核，以及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元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文化背景及政治环境都较为了解，他认为，虽然延安目前有许多看似照搬自苏联的元素，如劳模运动、合作社的标语等等，但是“它们并未超越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及主流地位”。斯坦因敏锐地感觉到，这些相似的元素绝不是对苏联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再发现”。斯坦因总结道，中共在长期的内战及抗日战争中已积累起丰富经验，就像列宁“基于俄国现实环境将马克思主义大大发展”一样，中共当前基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应用。”斯坦因的认知很清楚，列宁根据俄国现实环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共也基于中国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当认识到中共具有本土民族色彩后，《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毛里斯·武道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共产主义至上’还是‘中国至上’？”对此，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表示，“全世界共产主义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都信奉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为自明之理……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将抛弃中国的文化遗产，否定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的价值。”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权衡什么才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生长。”

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斯坦因等都感叹道：“中共切实关心的是中国这片土地，而不是把耳朵贴紧在电台上，惟莫斯科之命是从。”中共仿佛已经“长大成人”，不再受到其他外来力量的遥控，中共党员是“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已然中国化了”。

上述可见，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以及特殊国情背景相结合，创造出适应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最本质、最重要的“再发现”。美国观察家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

延安是新中国的试验田和中国未来的缩影

美方观察家们发现，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还表现在实践中。新民主主义理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仅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为例，经济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落实“双交双减”(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农业政策。第二，实行公私兼营，鼓励投资与自由贸易。第三，建立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动员、整合分散的劳动力及劳动资料。在美国观察家的报告中，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1938年春，卡尔逊第二次来到根据地，他参观了延安，考察了绥远、察哈尔等地，并再次来到晋察冀边区。卡尔逊惊喜地发现，短短半年时间，中共在边区实行的政策已取得显著成就。卡尔逊称赞道：“双交双减”政策将地主与农民团结在一起，“是最鼓舞人心的巨变，更是一大创举。”卡尔逊在延安同毛泽东会见时获知，中共鼓励私人企业，也欢迎外国人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在华投资。目睹这些的卡尔逊兴奋不已，他认为，“这个被(日军)铁壁合围的封锁地是培育、检验新思想的试验田。”“也许当日寇威胁不复存在时，这种新式生活早已深入人心并将延续下去。”在他眼中，根据地是“新中国的试验田”，而中共就是在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的“急先锋”。卡尔逊还认为，中共政治理念的应用“也许不仅限于中国，甚或还包括西方。”

1944年夏记者团与美军延安观察组到来时，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已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就，他们深切感受到，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仅停留于宣传层面，而是切实付诸行动。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中共正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企图找到合理的方法，以适应边区的具体情况与需求。”令他叹服的是，正是这种共产主义施政理念及实践，开辟了边区经济的春天。他由衷地写道：“中共立足于中国社会，对共产主义进行全面的‘中国化实践’。这绝不是仅停留于宣传，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共组织建设的蓬勃发展。美军观察组成员雷蒙德·卢登在报告中感叹：“共产党宣扬他们深受群众拥护，原来是真的！”斯坦因认为，“中共及其当前拥护者，代表着中国最广泛的阶层。”《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信中激动地写道：“这里的人和事都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加富有生气，一切都是那么朝气蓬勃……延安就是中国未来的缩影，下一个十年将证明这一点！”谢伟思对此完全赞同，他在报告中也感叹道：“我完全赞同一位通讯员的观点……我们进入陕北深山，却探寻到了中国最为现代的地方。”

以上可见，美方观察家们以亲身的所见所闻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共根据地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得到了民众由衷的拥护，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还促进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因而观察家认为，延安及边区根据地是“新中国的试验田”，也是“中国未来的缩影”。事实上，从1944年到1949年仅仅五年，中共就创建了新中国。

总之，美方观察家们认为，抗战时期中共的历史，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历史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符合国情，符合世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