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视野中，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政治生态与“美国梦”的文化符号长期备受关注。然而，真实的美国社会并非单一叙事所能概括——从高等教育的多元面貌，到政治场域中的教育鸿沟，再到公众对美国梦的认知错位，当下的美国正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视野中，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政治生态与“美国梦”的文化符号长期备受关注。然而，真实的美国社会并非单一叙事所能概括——从高等教育的多元面貌，到政治场域中的教育鸿沟，再到公众对美国梦的认知错位，当下的美国正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发展态势。

提及美国大学，大众脑海中常浮现“四年寄宿生活”“豪华宿舍”“一级联盟（D1）足球赛事”等标签，偶尔引发关注的校园抗议活动（如巴勒斯坦议题相关示威）更让这些场景显得“典型”。

但《纽约时报》的数据揭示了另一重现实：美国当前有超过1900万大学生，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校园生活与上述“理想图景”相去甚远。

传统认知中的“四年制住宿大学”并非主流。许多学生选择就近入学、居住在家中，既要应对课程压力，又要兼顾全职或兼职工作，甚至承担照顾子女的责任；还有大量学生以兼职身份就读，或选择门槛更低、学费更亲民的社区学院。

这种“非传统”求学模式的背后，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困境：毕业率偏低，仅有约35%的美国人完成传统四年制本科学位；教育成本高企，普通大学生平均负债达1.9万美元，“上学致贫”成为不少家庭的焦虑来源。

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的“分层化”特征日益明显。少数顶尖高校凭借充足的资源维持着“豪华校园”与精英教育模式，而多数院校则需面对学生“求学谋生两不误”的现实需求。

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更折射出美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潜在阻力——对许多普通家庭而言，“通过上大学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正变得愈发狭窄。

教育背景的差异，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政治战略家道格・绍斯塔克（曾为克林顿总统及多位议员、州长提供咨询）的观察颇具代表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与农村选民的支持，转而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可靠票仓”；而共和党则在非精英群体中获得了更多认同。这一趋势在选举数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赢得了14个“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州，民主党则拿下14个“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州。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教育鸿沟”已延伸至美国权力核心——国会。《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显示，当前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绝大多数毕业于非精英院校，而近半数民主党议员来自常春藤盟校或其他顶尖机构。这与50年前形成鲜明对比：彼时两党议员的教育背景差异不大，且均倾向于从精英高校中产生。

这种分化的本质，是“认知共识”的破裂。拥有四年制学位的群体更关注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议题，与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更易契合；而缺乏高等教育的群体则更在意就业、生活成本等现实问题，对共和党的“反精英”叙事更有共鸣。

然而，美国合格选民中近60%没有四年制学位，这种“少数精英主导政治话语”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实现阶层跃升”——这一被定义为“美国梦”的信念，曾是美国社会的精神内核。但如今，公众对它的信任度正跌至低谷：《华尔街日报》与NORC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近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已不存在，或从未真正存在过”，这一比例创下15年来的新高。

这种悲观情绪并非空穴来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尔・马奥尼与同事的研究发现，疫情前美国公众的经济情绪与客观经济指标基本同步，但疫情后两者开始“分道扬镳”：尽管经济逐步复苏，公众情绪却持续消极。

背后的原因的复杂的：通货膨胀推高了生活成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失业焦虑”，教育负债、住房压力等问题也让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更关键的是，代际流动的机会确实在减少——几十年前，90%的美国孩子成年后收入超过父母；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50%。

但客观现实并非全然悲观。Axios首席执行官吉姆・范德海在致大学生的公开信中指出，社交媒体、政客与部分媒体为了吸引注意力，刻意放大冲突与负面情绪，让公众误以为“美国比实际更分裂、更破碎”。

他强调，美国仍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东西濒临大洋、南北无强邻的地理安全环境，充足的能源储备，“在任何地方生活、工作”的自由，以及在人工智能、医疗健康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还有活跃的创业文化。

资深记者苏亚雷斯在其告别专栏（42年职业生涯中曾供职于《今日美国》）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乐观：过去几十年，美国的生活水平、人均寿命、医疗保障、公民权利均在提升，犯罪率也呈下降趋势。

他以千禧一代为例——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他们会“永远落后于父母辈”，但如今他们的经济状况已优于同期的婴儿潮一代，甚至有望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苏亚雷斯认为，尽管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政治极化等挑战真实存在，但“预言美国衰落的声音，过去60年从未应验，未来60年也可能落空”。

尼尔・马奥尼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乐观是美国的‘超能力’”——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美国企业家敢于投身高风险创业，推动科学家完成“登月计划”等突破性项目。

若公众长期陷入悲观，美国可能失去推动创新与进步的“燃料”。而要弥合“感知与现实”的差距，马奥尼认为，或许需要政治领袖、社会精英或标志性事件的引导——正如肯尼迪以“登月目标”凝聚共识，里根、奥巴马以“希望与变革”提振信心那样。

从客观视角来看，美国当下的困境与希望，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高等教育的“去精英化”趋势，提醒我们需重视教育公平与“多元化求学路径”的构建；政治极化与教育分化的关联，警示社会需警惕“认知割裂”的风险；而社交媒体对公众情绪的影响，则凸显了“理性传播”与“信息降噪”的重要性。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梦”并未完全消失，只是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阶层跃升路径”，而应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保障。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经验与教训也提供了一面镜子：如何在发展中平衡效率与公平，如何在分歧中凝聚共识，如何让公众对未来保持理性的乐观，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

当下的美国，正站在“挑战与希望”的十字路口。无论是高等教育的改革、政治分歧的弥合，还是美国梦的重塑，都需要时间与耐心。

来源：脑瘤科李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