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11月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实际上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指挥的)。12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电报强调指出:“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

(二)接管平津

1948年11月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实际上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指挥的)。12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电报强调指出:“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同日，还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市长。根据中央有关方针政策，我主持起草了《华北局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并向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报告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摧毁一切反动的残余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便为生产与建设的发展扫除障碍，从而使北平有可能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使天津的生产更加发展，努力实现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市政建设的计划，维护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福利。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党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和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三天进城的。随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也搬到北平办公。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平、津党的领导关系等问题的指示，决定北平、天津两市委归还华北局建制，受华北局领导。3月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中央决定我留在北平，负责处理北平的事务。

关于接管平、津的做法和经验，我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再补充几点。

第一，进城以后，要尽快地打碎国民党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实行军事管制制度。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在新解放城市不应过早取消军事管制等间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文件提出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在这些工作及其他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正常管理城市的工作，而在这时才能撤销军事管制委员会。华北局在接管平、津的政策规定中，又重申了这些任务，并要求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可以说，军管会在一定时期内，不但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对人民实行民主。在军管时期，我们把人民代表会议当作联系人民群众的最主要的手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发出重要指示并批转了华北局和北平市委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9年8月13日，毛主席还亲自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讲话，祝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侯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

在准备接管平、津时，考虑到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聂荣臻同志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他认为进城后不能依靠旧警察，必须组织自己的纠察队。于是他从华北军区随营学校挑选了一批学员作为骨干，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工人、学生参加，组成纠察总队。这些纠察队员的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又熟悉城市情况，在维护治安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纠察队里选进不少大学生，他们有知识、懂外语，遇到涉外间题，既能坚持原则，又不失字L仪，使外国人非常信服和钦佩。这是荣臻同志的一大贡献。

第二，按系统对平、津两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接管。在接收企业的同时，就要着眼于经营。1948年12月13日，华北局《对平津地下党在接管城市中应做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足够地认识平、津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因此，必须在各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不但要能够完整地接管，而且要能够顺利地发展与建设这些城市或工业区，使之成为全国最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之一。”“对这些城市和工业区，在其解放前后，我们应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并完成下列三项任务:第一、彻底肃清反革命及其破坏活动，并防止其他任何破坏行为;第二、完整地接收并管理全部公共产业、公共物资财产及其他一切公共物质的与文化的建设事业;第三、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组织一切公私力量，供应城市的粮食、燃料及工业原料，沟通城乡的经济关系。”同一天，我还指派戎子和同志组织北平物资接管委员会，随叶剑英同志赴平具体执行北平的物资接管、清点和人员物资的处理。1949年3月底，又成立了华北局平、津、唐(山)、张(家口)接管财经资产处理委员会。中央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由朱德同志亲自主持，统一制定处理方案。由于准备充分，政策明确，领导得力，顺利地完成了平、津的物资接管工作。

毛主席十分重视在接收的同时着眼于经营，不但把企业接收好，还要管好的经验。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电，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做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请注意。”

第三，以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指导平、津经济工作的总方针。1947年12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1949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阐述。

接管平、津和其他大城市，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进入大城市以后，我们深切体会到，正确解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我们还发现，围绕城市工作的各种矛盾中，除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以外，城乡关系和贸易中的内外关系也出现了各种矛盾，而且日益突出起来。1949年2月5日，华北局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就提出，城市首要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恢复工业和建立城乡交换关系(这里最主要的又是平稳物价问题)的问题”。“城市如果解决不了这两个间题，则一切间题无从谈起，失业的人数一定会大大增加起来，形成单纯以乡村养城市，就一定会把自己陷于困境。

2月12日，在向中央作的关于平、津财经情况的报告中我又提出:“所有城市中心间题，就是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妥善解决复工间题，这一间题得到解决，则万事亨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要解决复工间题，首先需要解决资本来源、原料来源(农村与城市交换问题)、运输和原料的收集、对外贸易四个间题。"2月27日，《华北局关于恢复城乡交换、打开对外贸易问题向中央的报告》进一步提出:“恢复城乡交换、打开对外贸易关系，从治标办法说来，几乎是目前的关键问题。”

1949年4月2日，刘少奇同志约我到香山“来青轩”他的住处，向我了解平、津接管的情况。我除了向他汇报平、津接管的一般情况外，着重汇报了对外贸易问题。这次谈话前不久，我曾把华北局起草的《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报请中央批准。3月9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由新华社播发。我在起草“暂行办法”的过程中，曾经征询过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庄景落、天津运输管理委员会副处长张润生、天津海关常务税务司卞景荪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暂行办法”规定得很宽松，他们很感兴趣。过去他们怕对外贸易全部由国家统死，怕不准一切日用品进口，怕我们把海关等旧系统全部打乱。他们说，海关中有很多东西尚需沿用，有许多东西必须逐渐改造，但不应操之过急。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起草这些草案中，我们得到两条经验:(一)政策必须由我掌握，由我拿主意。(二)技术和经验则应尽量参考他们的意见。”

向少奇同志汇报回来以后，4月9日，我又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主要问题: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匣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工作中没有完全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等。我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

1949年4月中旬，毛主席针对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四面八方”政策(后来写进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这个政策的完整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有了这个重要政策作为遵循，我们在指导平、津的经济工作中就更加自觉了。这里，我要讲一下“四面八方”政策十六个字的来源。

4月上旬，刘少奇同志到天津(属华北局管辖)巡视工作，行前向我“报到”。我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同志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并嘱咐我，“我在天津的活动，均请天津市委报告你，由你转报毛主席。”中旬，我把少奇同志听取关于天津解放后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情况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其中有一段话:“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这是少奇同志针对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家的思想顾虑准备讲的话。毛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太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我转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对毛主席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

4月18日他在天津市委会的讲话中，传达了“四面八方”的政策。6月16日我向毛主席作的5月份综合报告中，报告了一个月来贯彻“四面八方”政策的概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6月18日我又致电太原市委并告石家庄、张家口、唐山市委:“必须实行毛主席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路线。”指出:“不兼顾，不两利，不配合，不互惠，就一定要犯或‘左’或右的错误。敌我界限必须分清，分清大有好处，不要把朋友看成敌人，也不要把敌人看成朋友。我们在土改时期对这一点曾经是分得不十分清楚的，因此侵犯了工商业，错误地斗争了中农，结果打乱了自己的阵营，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第四，平、津两市地下党组织在接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12月，华北局曾两次发出指示，指出:“我党在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组织及全体同志，在过去领导城市群众英勇斗争，并不断获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负有“配合与迎接我军解放平、津各大城市和进一步管理这些大城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两个文件对地下党在接管平、津工作中的任务、政策、方法和纪律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平、津地下党，对于平、津的解放和顺利接管，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在促成傅作义起义，收集接管城市的各种资料，护厂护校，争取团结和保护著名学者、专家留在北平，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解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从遵义会议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党不仅在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己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经验也日益成熟了。

第五，平、津的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指出，平、津为全国观瞻所系，凡带政策性的决定，除中央已有具体规定者外，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对接管工作经常过问，抓得很紧，很具体，很细致。中央先后发来大量文电，指示接管工作中的政策问题，交待重大间题的处理原则。华北局和北平、天津两个市委也及时请示报告，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进行工作，同时又积极主动地发现、研究和解决工作中不断遇到的新情况、新间题。从接管工作一开始，华北局就反复强调，要求每个党员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历史己经证明，华北党的组织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接管工作中是经得起胜利的考验的。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