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的作品是早于作品传播技术产生的，比如结绳记事、贺兰山岩画等。文字出现后，便记载于各种工具上，例如中国的甲骨、青铜、绢帛、简牍等。版权保护的技术基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中国有雕版印刷与版权保护的记载；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后，产生了版权保护的必要。版权就是制
人类的作品是早于作品传播技术产生的，比如结绳记事、贺兰山岩画等。文字出现后，便记载于各种工具上，例如中国的甲骨、青铜、绢帛、简牍等。版权保护的技术基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中国有雕版印刷与版权保护的记载；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后，产生了版权保护的必要。版权就是制作复制品的权利。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播也促使了大陆法系中作者权的诞生，表演权法、复制权法演变为作者权法。
版权制度、作者权制度产生后，作品传播技术并未停留在造纸术和印刷术之上，留声机技术、摄影技术、电影技术、无线电广播技术和电视技术等新技术相继产生。作品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对版权制度提出挑战，版权制度也在不断地应战。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产生前，版权制度基本产生了三方面的变革：一为权利的增加，新技术诞生后，机械表演、广播、放映、摄制、出租等权利也相继产生；二为作品种类的增加，摄影作品、视听（电影）作品以及计算机程序等新兴作品类型相继涌现；三为作者权制度中产生了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广播组织者权等相关权。
之所以讲述以上事例，主要是希望说明：从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创作作品的始终为人，这从版权制度、作品保护制度产生后从未改变，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即构成侵权，并且侵权的主体也必然为人，而非印刷术、广播或者摄像机。明确这一点，便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变革。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挑战主要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作品的数字化。如今，录音、广播、表演甚至古籍均可实现数字化，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人工智能作品”。这个问题近两年基本明确了，是人在利用人工智能创作作品，人工智能本身并非创作主体。关于近期讨论的数据训练的合理使用问题，国际上也存在不同的判决。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晰，那便是法律首先应保护创作者的利益，著作权作为无形财产不应当免费获取。该种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数字存储、传输和通过数字获取的技术。
第二个方面是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进入数字时代后，仅设定权利已难以充分保障创作者权益，权利人自己为了保护权益不受侵害，便在其上设定了技术措施。技术措施往往较易被规避、破坏，因此便产生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也基于类似原因，此类信息在数字时代下极易被篡改、删除，因此便有了对权利信息的保护。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相关的问题虽然不多，但并非不存在。
第三个方面，也是网络时代、版权时代中的突出问题，即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或者说帮助侵权、共同侵权的问题。在传统的作品传播条件下，比如出版商出版盗版侵权内容、广播组织者广播侵权作品等，责任的追究及认定较为严格。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避风港原则”出现，其本意是希望网络的发展能够带动作品的传播，为创作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就现实而言，我个人认为其效果可能并非如此。
在数字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新的存储、传播技术不断出现，比如云存储、闪存以及缓存、即时传播技术等。但是回顾历史，无论技术如何变化，作品的定义始终未发生改变，仍旧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著作权法律“保护表达而非思想”始终未发生改变；独创所要求的独立创作、禁止抄袭始终未发生改变；由自然人创作而非法人、非法人组织或机器、人工智能的主体要求未发生改变。《著作权法》第十一条中有三句话：“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所以前些年有些专家学者热议的“人工智能作品”，最初我便认为不能成立——经过近几年的探索，这一结论也逐步明确。
此外，侵权的定义也未发生改变，即人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此处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是“人”利用技术手段侵犯了他人版权，而非数字技术或者人工智能侵权。
之前的演讲中谈到了“技术中立”，我也曾提到过“工具中立”。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有可能被人利用去伤害别人。菜刀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使用菜刀的人。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对象是“人与人”，并非“人与机器”，也并非“人与自然”或是“人与人工智能”。因此，面对一系列新兴网络存储、传播技术和信息定位技术，一定要“刺破技术的面纱”，不为技术表象所惑，将责任的承担者定位在技术背后的“人”之上。
就侵权的形态而言，根据个案因素，可以是直接侵权，也可能构成间接侵权或者帮助侵权。有一点需要注意甄别的是，提供工具的人真的是为了公益吗？
《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侵权责任判定方面，需要考量提供工具的人有何目的，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提供存储和传播服务的机构是为了牟利，而且获得了利益，要关注其是否存在明知、应知他人可以运用技术手段侵权，仍然提供服务的行为，这些因素的考量是判断其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
无论技术、工具如何改变，创作的主体都是人，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也都是人，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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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钢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