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5年9月2日，清廷宣布：“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对于这样一个延续千年以上的重大制度之废止，主持其事者张之洞、袁世凯等乐观地预言：“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庶几广学育才，

1905年9月2日，清廷宣布：“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对于这样一个延续千年以上的重大制度之废止，主持其事者张之洞、袁世凯等乐观地预言：“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2]他们把挽救王朝危局的基石压在了停废科举的举措之上。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时在中国，观察了一年另两个月之后，向他的英国同胞发回如下信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3]张之洞、袁世凯的乐观很快就被事实证明其预言只是一厢情愿，新式学校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却无补时艰，清王朝在七年后无可挽回地轰然倒塌。莫理循是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期的1897年受派来到中国，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可以说，他见证了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的最后时光。作为一名资深的西方记者,莫理循的观察是深刻的，确实如他所说，此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剧烈的变革”从未停止；但是，他说科举制度的停废没有激起“任何骚动”，却不够准确。从20世纪初清廷宣布停废科举取士制度至20世纪20年代的二十余年间，这场变革的结果始终牵动着千百万士子的关切，搅动着他们内心的平静，驱动他们中许多人的人生轨迹改变，并对整个中国的社会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报刊刊发的大量记载和清末民初一批士人留下的日记，展示出社会心态的各种“骚动”，成为科举取士制度停废后的另类回响，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张、袁预言的“转危为安”无法实现的深层原因。

一、兴学热潮中的“毁学”风潮

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各地即有零星的新式学堂出现[4]，维新运动时期教育改革的诸多举措使得前此以军事和语言学堂为主的专业办学方向朝着普通学堂为主的方向转变。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国家政权之力把新式学堂这个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完全陌生的“舶来品”强行“楔入”他们世代生活的空间，从而引发了各类矛盾和纠纷；科举制度的停废摧毁了长期以来在“科举与学校”之争中徘徊观望的数百万士人的念想，路断桥横，广大士人的进身之阶被彻底阻断，进入学校或出国留学成为唯一的选择。于是有20世纪初全国各地空前的兴学热潮和虽然林林总总但却遍布全国的“毁学风潮”同时出现，绘就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画卷。据统计，1904年全国有新式学堂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1912年学堂数增至87470所、学生数几近300万人，前后八年，学堂数和学生人数分别增长20倍和31倍。[5]另一组统计数据是，1904—1911年的八年间，在全国23个行省中，至少有17个省发生过针对新式学校的毁学事件170起。这里仅仅以是否对新式学校造成实际损害为选取标准，如果把“毁学”的定义扩大到针对办学人员及其家庭的攻击，这一数字将会大大增加。[6]除此而外，虽不至于酿成毁学的严重程度、但因办学引发纠纷而导致对簿公堂的事件，仅见之于《申报》（1907—1911年）报道者即有201件。[7]

科举制度的停废是驱动广大士子进入新式学校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停废引发社会心态的骚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式学校在各阶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体现出来的。1905年以前，各地零星的新式教育机构与科举制度并存，前者的规模很小、数量极少，对城乡社会的冲击力非常有限；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短时期内大批新式学校在政府强力推动下迅速建立。《奏定学堂章程》中虽然提出种种措施鼓励个人、地方和官员积极捐款办学、集资办学，并规定给予各种虚实奖励，但是却没有就兴学最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办学经费和办学场所提供明确的国家保障，只是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高）等学堂经费；如有赛会演戏等一切无益之费积有公款者，皆可酌提充用；学堂创办之初，可借公所、寺观等处为之。[8]两年之后《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和《学部札各省提学使分定学区文》进一步规定学堂经费由村董就地筹款，明确提出教育之兴，贵于普及，而兴办之责，系于地方。正式确立乡村教育经费由地方自筹的政策。[9]这些政策使广大城乡长期以来关于地方公共教育经费及学捐约定俗成的使用规则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或兴学心切而操之过急，或出于升官发财的私欲，打着“兴学”的旗号增加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如茶捐、酒捐、鲜肉捐、蚕种贩用捐、戏捐等。这些苛捐杂税最终都需要一个学区甚至全县范围内的百姓共同筹集，至少从理论上讲，一个家庭不管是否有孩子进学校读书，都有交纳这笔捐税的义务。事实上，当时有条件进入学校读书的远不是普通民众家庭的孩子，这种明显的“不公平”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底层民众的抵触心理和反抗情绪。曾力主废除科举、普及教育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刘师培（1884—1919）在1907年有感于这种状况，发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指出：

试观新政既行之后，受其益者,惟新党资本家，舍是以外，则多数人民愈趋于贫苦。……试即其说详言之。一曰征之于学堂。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科举之世，虽有抢替通关之弊，为富民者,用以杜贫民进身之阶，然制举之文，至为浅陋,虽贫亦可自修，学费丰绌，非所计也，及侥幸获选，则贫民与富民同升，未尝有阶级制度寓其间也。若学堂既兴，无论其为公立为私立，入校肄业，莫不索费，购书阅报，所费滋多。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是则享学校出身之荣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若官立学校，虽免纳费，然舍达官荐达外，鲜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学校若阶天。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为尤甚！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之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子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由是而降，贫民永沦于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10]

此外，清政府规定移用“赛会演戏”的公费用作办学经费和利用“公所、寺观”作为办学场所，也严重影响和挤压了普通民众难得的精神生活空间，足以引发民众的不满和骚动。可以说，兴学热潮首先触动的是广大城乡普通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乡村农民的利益。事实上，1904年清末第一起毁学事件——无锡毁学即因此而起：

由于县邑新学日渐发展，公费不足，杨模等提出将邑中米业原来按每石抽取四厘捐给各庙宇作为迎神赛会用的款项，改作办学之用，呈请县署批准施行。此项提呈遭到米业及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反对，引发了光绪三十年七月的毁学风潮。肇事者煽动群众2 000余人，将埃实、东林等三校捣毁，并两次焚烧杨模住宅。[11]

分析170起毁学事件和201件关于教育诉讼案的引发原因，毁学事件的前三位依次是：抽取学捐和增设各种苛捐，没收寺产庙产、僧侣仇学、禁止迎神活动,以及户口调查。教育诉讼案的前三位依次是：侵吞学款、阻抗学捐、办学腐败，办学不力、校长教员用人不当,以及争夺寺产、庙产。从根源上考察，这些原因与前述清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在日记中既记录了从报纸上获得的相关信息，更留下了自己的亲身见闻：

直隶正定府属灵寿、平山两县，用威勒捐巡警经费，两县不约而同，各聚众数千拥入衙署，拆毁堂房，殴辱县令……百姓又愤学堂捐，复将两县所设学堂焚烧。[12]

学堂之害，大莫于京（今）。凡立一学堂则经费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费，继则搜刮民财，不肖官吏藉此渔利，所以民变之害至。[13]

学堂经费，靡所底止，凡设学堂必加征加税，致使民怨沸腾，动辄生变，情形如此，岂能久乎？恐不到十年即有改变之势，现在学生多入革命党，天下已危殆不安也。[14]

这位举人在1907年写下的“不到十年即有改变之势”，居然一语成谶！

各地发生的毁学事件，时间长短不一，规模有大有小，有的事态相当严重。1910年直隶丰台毁学风潮中，乡民约定：“以毁学杀绅为主，打死学堂一人，奖东钱四千吊，被打而死者，每年养家钱一千吊，以十年为度。伤者每日养伤钱一吊，打死学人而抵命者六千吊。与学堂构讼之公费，由席户均摊。倘再不敷，每席一张，捐铜元四枚。有犯会规者，打死不论。”[15]乡民宁愿筹钱奖励破坏学务者而不愿捐给新式教育，其仇视学堂的心态溢于言表，血腥味读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同年海州毁学事件发生时，“教员孔、江二君正在授课，忽被拖下讲台，既加以凶殴，复拽至粪坑，倒投其中者三，几至毙命……而孔教员自受创后，咯血日剧，卧床不起，恐不免性命之忧也”[16]。如果说前面丰台乡民的相约只见诸口耳相传，那么后面这段海州毁学事件的报道可以作为前者付诸实践的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据统计，1906年以后毁学事件日益增多，1906—1907年和1910年是两个高峰期。尽管清政府从1901年即开始实行新政，鼓励兴办新式教育，直到1905年宣布停废科举之后，新式教育才大举进入城乡社会。大致从1906年前后起，各地城乡纷纷开辟财源，兴办学校，导致毁学事件大增。1910年是清末发生毁学事件最多的年份，全国各地共发生各类毁学事件58起，其原因与当年遍及全国的灾荒和户口调查、办理警察与地方自治等新政措施的普遍开展有直接联系，导致城乡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民众迁怒于学堂。[17]

与学堂章程颁布和科举取士制度停废之后全国兴学热潮中涌现出的几万所新式学堂相比，林林总总的170起毁学事件和201件教育诉讼案的发生，从数量上考量，确实无妨大局；但是，这确是一种延续千年重大制度的停废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数量最多的城乡人口中点燃的星星之火，内心的骚动引发群体的有形骚动，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乐观期望相悖的一股暗流在各地涌动。

二、塾师的困顿与士绅的疏离

学堂章程颁布和科举制度停废直接影响到一部分人的个人前途、甚至全家的吃饭问题，这部分人就是活跃于广大城乡的各类塾师。在中国传统教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一个数目庞大的塾师群体，这个群体在传承文化与普及人生基础知识、特别是维系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而又不大受到世人重视的角色。他们之中，有屡试不第、连最低一级的生员资格尚且未能获得、一辈子心甘情愿以舌耕为业的谋生者；也有少年得志、早早就取得秀才或举人的功名但仍壮心不已，一边在私塾教读作为过渡，一边有考必应，屡败屡试，终其一生壮志难酬却依然与学童为伴者。这是一个人生目标不一而谋生手段相近的人数众多的职业群体。

科举制度的停废对塾师群体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直接阻断了那些心心念念期盼沿着这个阶梯走下去的士人们的前程。前面提及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子一样，自幼从师读四书五经。21岁考中秀才，37岁考取举人，距离获得进士头衔的荣耀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准备和参加科考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他从1886年起即任塾师，前后近二十年，但对他而言，这只是一种糊口的手段：“教书之人，抱远志者甚少，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每年多得几两修金……志之卑、计之疏莫甚于教书一事，夫教书不过暂为糊口计，若作终身计，则甚左矣。”[18]科举考试承载着刘大鹏的理想与抱负，他时时梦想着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他看来，读书人只有应试博取功名，才不枉读书一场。科举考试的任何消息都牵动着他的神经。1896年5月，刘大鹏所生活的地区出现这样一则传言：“近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摇动，率皆惶惶……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19]尽管事后证明这只是子虚乌有的传言，这类信息却足以使刘大鹏这样的士子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然而，科举制度还是在1905年9月被停废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大鹏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20]“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21]不但理想瞬间破灭，而且生计似乎也成了大问题。一句“心若死灰”饱含着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之情。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刘大鹏都无法从科举停废的阴影下走出来，一直郁郁寡欢，感到生活空虚无味，甚至在科举停废将近十年之后的1914年，他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年垂六十，遭逢世乱……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22]可以看出，刘大鹏认为自己的失意、困厄和一生无所成就都是由科举废除所致。

其实，在庞大的塾师群体里，刘大鹏只是居于上层的少部分人。据其日记记载，1905年9月他过五十大寿时，“来拜寿者百十人，凡二十二席。捕厅陈老爷昌俊遣人送礼祝嘏”[23]。 这样的场面，绝不是一个以舌耕为业的普通塾师能够撑得起的。刘大鹏自己认同并引以为荣的身份是“士绅”，他在乡里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有机会广泛地参与地方公众事务（如修缮晋祠、编写地方史志等）；即使作为一名塾师，他也能长期在富商家坐馆，享受着远比其他同行优厚的待遇。所有这一切都拜他拥有的“举人”头衔所赐。因此，刘大鹏与科举制度有着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 清廷停废除科举的诏令对他而言，说到底是理想的破灭和前途的无望，是一种失去了人生目标和依傍而产生的“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生计问题对于他而言，并未构成真正的威胁，科举制度的停废使与刘大鹏有着相似经历的城乡士绅产生了共同的心理感受。

对于绝大多数城乡普通塾师而言，科举制度的停废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源流失造成的生活压力。据统计，科举停废前的1904年，全国的新式小学堂有4 222所，学生人数为92 169人；而科举停废后的1907年，学堂增至29 199所，学生增至684 657人，分别增长6.92倍和7.43倍。[24]再看部分省区的情况，浙江省平阳、新登、嵊县、镇海四县1904年仅有新式小学堂8所，科举停废一年后的1906年猛增至45所；河南鄢陵县1911年全县有50所新式小学堂，其中仅有2所创办于1905年，其余48所全部是科举停废后新设。[25]新式小学迅速增加，从入学之始就必然分流了私塾的生源，为学龄儿童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的就学新机会。身临其境的塾师们看得很清楚：“每立一学堂，各塾学生辄纷纷辞去，所余学生亦因之摇动，有人人思入学堂之势。”[26]再加上一些地方采取激进措施，禁设私塾，严令学童一律入学堂肄业，许多私塾、族学、义学也被要求改造为新式学校，更加重了这种流失的倾向。学生的大量流失致使塾师的收入锐减，部分塾师甚至衣食无着，生活困顿。刘大鹏日记也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27]“顷闻太谷阳邑镇今春设立学堂……所最可怜者，有六、七蒙师，竟行坐困，无生路可求耳。藉舌耕为业者，厄运亦甚矣。”[28]除了生源流失造成的生活压力、新式学堂的大量兴办对私塾办学场所的挤占、对民间原有教育财政力的吸纳，还有私塾教学内容的陈旧以及塾师自己知识结构、教育方法的不合时宜等等原因。各种因素从不同层面共同作用，迅速影响着成千上万塾师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改变着他们的历史命运。

学堂章程的颁布、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停废，使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遍布城乡、人数众多的塾师群体陷入了四顾茫然与一派苍凉只能自生自灭的困境，淹没于“大学、高等、师范、实业、速成永久”趁时而起“纷然并陈”之中。[29]尽管清廷也曾出台了一批为解决传统士子谋求生路的政策和举措，但对于生活在最基层的这个庞大群体而言，恐怕连望梅止渴的作用也未必能起到。

三、从“保国家”到“保圣教”

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曾指出：“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30]在同书的另一处，他进一步申说：“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31]可以说，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之一，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明确赋予“改科举”以“保国家”的重大责任，国尚不保，何以保教？焉能保种？他认为改革乃至停废科举取士制度，最首要的目的即是兴学育才以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进入20世纪，张之洞等仍然沿着这一思路论证改革、停废科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直至明确地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事实上，当清廷颁布学堂章程、宣布停废科举制度之后，不仅在兴学热潮的同时引发了遍布全国的毁学风潮以及以塾师和城乡士绅为代表的千百万士子的困顿和疏离，而且直接摇撼着“圣教”的神圣地位，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骚动”和不安。科举停废后二十年间，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士人在日记里留下了理解这段历史的丰富信息。

身居庙堂的恽毓鼎（1862—1918），世代深受科举制度之惠；他自己20岁中举人，27岁成进士，一路走来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等职，特别是随侍光绪皇帝担任起居注官十余年，可以说参与和见证了从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全过程。在1898年初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后不久，恽毓鼎即上《经济特科敬陈管见折》。在赞同严修主张的同时，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在保荐和试以策论的基础上，对录用人员根据其专长，分配至中央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一年，“言行相符而后大用”；二是被推荐人员必须既要有“才”、更要有“德”，“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充荐牍，斯人品正而才皆有用之才矣”[32]。折上，光绪帝在上谕中对恽提出的第二点给予充分肯定。显然，这一时期的恽毓鼎是站在支持对科举取士制度做局部改革的立场。1898年6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恽在当天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本日奉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令部臣详议章程。臣谨按：时文之弊，至今已极。……若改为论体，……诚善制也。唯愚意义理之学断不宜废。”[33]这段日记表达了他的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拥护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称之为是“善制”；二是对“义理之学”前途的忧虑，他担心科举考试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会影响到“义理之学”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进入20世纪，改革科举的步伐加快，恽毓鼎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导致其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最关注的“义理之学”和“学术人心”日益受到冲击。1903年，从农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初一的整整一个月，恽毓鼎作为同考官，与孙家鼐、荣庆等一起主持了中国科举史上倒数第二次科考的会试阅卷工作。他工作认真，心情却很郁闷，因为许多考卷让他看了感到痛心和“愤懑”：

（1903年4月21日）各房二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枕上思之，不胜愤懑。 [34]

（1903年4月27日）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束之高阁，……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 [35]

在1904年8月19日的日记中，恽毓鼎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心情：“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其害终中于国家，其流毒且甚于祖龙梵坑之祸。南皮总督真吾道罪人也。”[36] 在这里，他把义理之学的沦丧与清王朝的存亡联系在一起，直指主张停废科举的张之洞为“名教罪人”。1905年9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停废科举取士制度。恽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37]科举废止是由皇帝谕旨宣布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日记中也不便说三道四，无法流露真实的感受，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写下“科举在今日诚可罢”一句；又笔锋一转，在学堂章程上大做文章，仍是抓住圣贤经传、义理之学这一“保圣教”的主题，担心十年之后“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

查阅恽毓鼎的日记，直至其去世，他再没有对停废科举一事说过好话。在以后十几年的日记中，每一提及此事，他总是痛心疾首、悲愤难抑：

（1906年8月19日）科举既废，科甲出身人不堪用，而学堂学生则又知其不足恃而不敢用，然则将以何取士乎？……毓鼎一腔悲愤，万行血泪，无日不盼中国强，大清永，万民安。往往从梦中痛哭而醒，泪痕犹渍枕函也。[38]

（1910年4月27日）访陈松山前辈，畅论时局，共痛心于南皮故相之误人家国，为名教罪人（故相生平行事无一足取，而废科举以绝寒畯登进之途，崇东学以亡圣贤文学之绪，铸铜元以乱国计而脧民生，致今日上下交困，不可收拾，尤其罪之大者，而一般无行无识之徒，乃奉以山斗之名，言之齿冷）。[39]

（1911年7月22日）“悲哉，悲哉！废科举，立学堂，不能不叹息痛恨于南皮、长沙二张矣。[40]

（1911年11月27日）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41]

辛亥革命后，其言词之激烈直欲把张之洞追削官谥不可！从戊戌变法时期改革科举到新政时期停废科举，前后十余年间，恽毓鼎作为亲历者，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拥护到激烈反对的重大转变。其源盖出于他把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停废与清王朝的兴衰存亡自觉地联系在一起。前期的拥护改革，是因为在他看来，设置经济特科，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巩固封建王朝；后期的反对废止，则是担心科举制度的废止将导致其所承载的圣贤经传、义理之学将随之消亡，从“保国家”转而“保圣教”。科举取士制度废止后的第六个年头，清王朝在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中崩溃。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不会仅仅由于科举制度的被停废；而作为一名信守传统文化理念的士人，恽毓鼎却把“科举—学术—人心—大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从而把“保国家”与“保圣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科举制被废止120周年之后的今天，重新研读这段历史，不能不说当事者在日记中所宣泄的这些刻骨铭心的体认颇富启迪意义。

浙南士子刘绍宽与恽毓鼎出身不同、经历迥异，但其心路历程却留下了大致相同的轨迹。刘绍宽（1867—1942）17岁考取秀才，20岁开始设塾授徒，30岁获拔贡资格。大致以世纪之交为界，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刘绍宽在家乡或设馆或坐馆。他既是一位教学认真、律己甚严的私塾先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又是一位勤奋刻苦、好学不倦的新知探求者，课读之余，关心国是，阅读大量书报，寻师访友，努力扩充自己的知识见闻。然而，真正让刘绍宽改变乡村塾师千百年来奉行的“升斗馆谷以糊口”观念的，应该说是时代的感召。1890年，24岁的乡村塾师刘绍宽即以微薄的收入自费订购了风行全国的《申报》，据说他是当时平阳县第一位私人订阅该报者。对大量新式书刊的阅读，改变了这位乡村塾师的知识结构、家国图像、思想观念，形成他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1898年4月，刘绍宽赴京参加朝考。清制中，朝考是对获得拔贡、优贡等资格的士人在北京保和殿进行的一次考试，对于应试者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将根据考试成绩分任职官。他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赴京后潜心备考的痕迹，却多有拜访在京同乡前辈的记载。这些交往不是为了个人考试之事疏通关系，而是为了获得有关国家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改革的第一手信息。在京的一个多月，恰逢百日维新高潮时期，翻检刘绍宽的日记，关于考试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而与同乡前辈晤谈和摘录关于改革教育的谕旨倒是连篇累牍，如：

前日上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42]

上谕，宋伯鲁奏改废时文，即以本年生童岁试为始。[43]

上谕，京师大学堂之章程即著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事务。[44]

上谕大意：各直省、州、县书院尽改并为学堂，凡庙祀不在祀典者亦废为学堂，祀产充作经费。[45]

刘绍宽把这些重大教育改革举措一一录入日记。1903年9月，刘绍宽赴杭州应癸卯乡试， 返回平阳时途经上海，应同乡殷铸夫的邀请，进入震旦学院学习，这一年他已37岁。刘绍宽晚年在整理《日记》时，特意在本年日记的最后一页批注了如下一段话：“闱后入震旦学院，虽仅十余日，学问全无所得，而颇知外间学校之规模。自是以后悲悯之念日深，国、身之系日切，较之十年前则大异矣。然从前所为义理、训诂之学，从此遂疏。盖余平生之学问，自六岁入学，至二十二岁而一转变，至三十五六岁而又一转变也。”[46]刘绍宽晚年对自己日记的这段批注，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震旦学院的学习虽然短暂、没有学到具体的知识，但这段经历却使他对新式学校与新式教育有了真正的体验，从此之后更以国家前途为念，家国情怀日益殷切；二是说，这段经历使他的学术思想再次发生转变，从此告别了义理、训诂之学，而致力于新式教育。

从1896年刘绍宽参观利济医学堂、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到1903年的七八年间，正是晚清政局从维新走向新政、酝酿发生重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学堂章程颁布、科举制度改革始终是这一时期全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主题。乡村塾师刘绍宽在继续坐馆授徒的同时，利用各种机会走出平阳一隅，在本地、上海、北京多次走访那些思想趋新求变、关注和参与教育改革的前辈乡贤；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机构并到新式学堂亲身体验。这样一种交游踪迹和阅读新书报、接纳新知的行动一起，使他的内心世界在两个层面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层面是学术志向与学术追求发生过两次转折：第一次是22岁左右，他边教读边当学生，跟随金晦学习，受其影响，“遂无意致力于应举”，放弃了时人视为身家性命的八股帖括之学；第二次是在震旦学院度过了一段新式学堂生活之后，“义理、训诂之学，从此遂疏”。另一个层面的转变是国族意识的萌发和家国观念的增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起了刘绍宽的国族意识，十年后的震旦之行则使“悲悯之念日深，国、身之系日切”。伴随内心世界两个层面的转变，在现实生活中，刘绍宽迅速走进了新式学堂教师的行列。

1902年，刘绍宽正式受聘为龙湖书院山长。不久，平阳知县与他商量书院改办学堂的事情，并聘其为学堂监督。平阳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平阳县学堂于5月25日正式开学。平阳县学堂的创办是刘绍宽从事新式教育的起点，而此时距“壬寅学制”的颁布尚有两个多月。从1902年投身新式教育至辛亥革命爆发十年间，刘绍宽与同事和学生们一起，先后在家乡创办、改办了多所学堂。平阳县普通新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迅速成为温州五县一厅之冠。1905—1908年，刘绍宽受著名经学家孙诒让之聘，作为主要助手，参与温处学务分处的工作，“通过协调地方上的各种意见与利益，在两州兴办各类学堂243所，为所有地方学堂筹得常年经费近五十万元” [47]，为20世纪初浙南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刘绍宽被推举挑起了另一副重担，即从1906年4月起，被委任为温州地区最高学府温州府中学堂的监督。一所原先名不符实、基础很差的学堂，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仅仅四五年之后，就成为清末和民国时期浙江省的著名中学，一大批现代文化教育界的著名学者从该校走出，如夏鼐、夏承焘、姜亮夫、苏步青、谷超豪、郑振铎、苏渊雷、赵超构、高觉敷等等。

与身居庙堂的恽毓鼎相比，辛亥革命前，刘绍宽作为一位乡村塾师，对科举制度的停废，在日记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为他很早就无意于此；对兴学热潮的态度也与大多数塾师同行大相径庭，他不仅热烈欢迎，更积极投身其中。刘绍宽从一名乡村塾师转而成为新式学堂的教师，成为新式教育的推动者、组织者与管理者，从服务于一乡一邑到服务于整个地区，成为平阳县、温州地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追随时代步伐，从“无意致力应举”，到“悲悯之念日深，国、身之系日切”， 为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赋予了培养人才救亡图存的神圣意义。从这个层面考察，乡村士子刘绍宽的弃旧图新和光绪近臣恽毓鼎的诋毁停废科举、仇恨新式学堂，殊途而同归，似乎都是出于“保国家”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在清王朝轰然瓦解、中国社会进入新历史时期的大变革年代里，作为享誉一方的教育家刘绍宽是否继续前行呢？

1912年春季开学后，主持温州府中学堂的刘绍宽写信给杭州、嘉兴、宁波、绍兴、金华、处州各中学校长同行，与大家“商询办法”。但是“开学后，有新辈私议学校亦须革命者，余力请辞职。都督蒋尊簋、教育司沈钧儒电留不得，乃电委曹志丹先生接办”[48]。刘绍宽律己极严，在几十年的办学生涯中历尽艰难险阻而不为所动，现在听到学校新辈议论，自己似乎成了“革命对象”，这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是年五月坚决辞职。其实，此时刘绍宽才46岁，正是年富力强、有所作为的年华。

刘绍宽辞职后回到家乡，先后被推举为平阳县教育会会长、委任为县教育科科长，以后又两任永嘉县教育科科长、省署民政科科员、乐清县教育科科长等职。从永嘉任上辞职回乡后，面对民国初年风云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刘绍宽甚感迷茫，作“自警”诗自勉：“杨子泣歧路，墨子悲素丝。路歧猶可复，丝染无净时。……一息偶不慎，毕生无赎期。思此常懔懔，中夜起自危。”[49]他警醒自己不要“一息偶不慎，毕生无赎期”。

1915年以后，刘绍宽先后被推举为平阳县志副纂、受聘担任旧温属籀园图书馆馆长，其间亦曾短暂任省立第十中学校长（即原温州府中学堂）前后大约一年左右时间。1918年秋，学生在个别教员鼓动下罢课闹事，刘绍宽态度坚决，开除了三名教员、八十名学生，然后辞职。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全省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刘绍宽在日记中透露了一些信息：“余前次在中学，酒食酬应事甚少，此次来校，职教员无不以此为事，外间酬应亦日无虚日，亦可见世风之变矣。”[50]“世风之变”，刘绍宽在事后十二年的这段追忆，提供了一个分析他进入民国后思想言行发生变化的视角，在他的眼里，世风确实是变了！

从1915年起，直至1927年，刘绍宽长期担任平阳县教育会会长或副会长之职。他仍然关心平阳县的中小学教育，但热情远远不如从前。除了参加一些必须出面的活动，他在家乡与一批早年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先后组织“无闻社”“求是社”“同善社”“达社”等同人组织，经常在一起吟诗、作文、诵佛、静坐。日记中多处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再也看不到早年那种积极向上、努力作为的精神状态。他在1916年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是年日记止此。阅书史，稽寺庙，访碑碣，无非为修志搜辑材料。闲阅儒、释书籍，摄身心，大致如此。”[51]还有1919年春节的日记：“诵《弥陀经》《普贤行愿口》各一遍，阅《大乘起信论》。”[52]多年后，他为上述日记加了按语：“是年后，每晨持诵经卷，嗣后增加《金刚经》一卷、《心经》三卷，即有旷课，亦补足之，以后每日不复记。”[53]这说明此习惯坚持多年。刘绍宽在日记里慨叹：“老来脑力退减，只能商量旧学，不能输入新知，勉强肩随后生，为餔啜之计，殊属不必，归计决矣。‘此心少忍便无事，吾道力行方有功’，此放翁自规语，可诵也。”[54]其实，恐怕不仅仅是“脑力退减”的问题，更可能是志趣转移所致，此时的刘绍宽已“归计决矣”。他要归到哪里去呢？初步统计1912—1927年十五年间刘绍宽在日记中留下的阅读记录，他读过的书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编纂《平阳县志》的需要，有关县志写作的参考用书；另一类反映了个人志趣的转移和回归，钻研佛学，五十岁后对写诗的兴味大增。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书单中没有一种新近出版的图书，更不要说译介的国外书籍，清一色是他称之为“旧学”的中国传统文献典籍。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大量介绍宣传新思潮、新文化、新教育的刊物，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很少留下读过的痕迹，甚至连如日中天的《新青年》和在教育界影响广泛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刊物的踪影也看不见，只有《时事新报》《国粹学报》《改造杂志》《东方杂志》《申报》《学衡》《甲寅杂志》和《国民日报》等数种，而他阅读之后真正写下感受的只有《学衡》：

（1925年5月1日）阅《学衡》第三十八册，评进化论，皆予数年前所欲言而不敢出者。盖欧战之后，欧洲学说变迁，始敢昌言而排挤之。自达尔文等说出，酝酿数百年，而成欧战，创深痛钜，始觉其谬。而我孔孟之说幸未澌灭，或可因此而流入欧洲，普遍世界，此亦天不丧斯文之一征也。[55]

这实在是道出了刘绍宽多年来的压抑心情。检阅刘绍宽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日记，对于清廷的覆灭、专制政体的被推翻，他没有表现出多少留恋、惋惜之情；但是，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孔孟学说日益受到各种形式的抨击、鞭笞、消解，却让他忧心如焚；而对于各种新思潮、新观点、新风尚则视之如洪水猛兽。《学衡》是东南大学梅光迪、吴宓等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一份学术刊物，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刘绍宽把这样一份刊物视为知己、认为该刊说出了自己多年来想说而未敢说出的话，正说明此时其思想感情的倾向。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之下，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持续不断发生的改革传统教育、推进现代新式教育的各种举措，各地风起云涌的教育思潮和各种教育实验、教育统计、心理测量的开展乃至白话文运动的激浪、男女共学的呼声，在刘绍宽的眼里，都被打上了消解中国文化、澌灭孔孟之说的“新毒”印记。1923年6月19日的日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夜黄梅生、姜啸樵来，商教育事，盖以县署非余主任，则搁不办也。余于新学务颇不惬，不愿与闻矣。”[56]当两位下属向他请示改革全县教育事宜时，身为平阳教育会会长的刘绍宽一口回绝。

刘绍宽明确表示“不愿与闻”新学务，而对那些想跟随他学习中国传统典籍的人却无论长幼都不回绝，甚至在家中设馆授徒：“月来施明、吴立三均于上午来听讲《左传》……李超等送来关约，从学十人，自本年七月始，至明年七月，计束金百六十元。”[57]他一次收了十名学生在家坐馆，而且有束脩协议、有“关约”文本，遵循这些非常正规的学塾规矩。阅读这则1925年7月30日的日记，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刘绍宽又以四十多年前的塾师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对这十几位学生的教学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四年，效果却令刘绍宽大失所望，1926年年末的日记留下了他后来对此事所作的批注：“是年前后皆课徒，颇欲为后进造就几人，而竟无专心向学者。习俗移人，实由新说之烈于洪猛，余亦愧无真实学问，足以吸收才智而造就之，可叹也！”[58]十几名学生竟然没有一人能坚持下去，实在让他心痛不已！刘绍宽自责是由于自己无真实学问所致，也许是真诚的，但他更多的是把一腔怨气洒向“烈于洪猛”的“新说”。“习俗移人”！在20世纪20年代一切以趋新为时尚的社会变革潮流面前，刘绍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助与无奈！

辛亥革命后，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大潮，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与孔孟学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批判并面临被消解的威胁。从乡村走出来的塾师刘绍宽与世受科举之惠的光绪近臣恽毓鼎一样，尽管思想转变的节拍晚了几年，他们心心念念的头等大事，却都从国家的存亡转而上升到中国文化的消亡、传统伦理道德的废弃、孔孟学说的被澌灭。刘绍宽以“回归”的形式捍卫他心目中的“圣教”。他怀着深深的不安与无奈远离教育改革现场，回归故里，整理乡邦文献，甚至试图通过私塾式教学“为后进造就几人”。但是，事与愿违，欧风日炽，烈于洪猛，习俗移人，无力回天！他只能选择以传统中学修身养性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归传统，怀抱愿景学诗诵佛涵养心性。换言之，科举停废后，乡村塾师与光绪近臣的心路历程都留下了从“保国家”转向“保圣教”的清晰轨迹，无非是或早或晚而已。

四、结 语

1906年1月10日发行的《中外日报》刊载了严复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一篇演说，此时距清廷发布停废科举的谕旨还不到四个月。他说：“不佞尝谓此事（指科举停废——引者）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59]对于严复的这段话，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和引用的是其前面一层意思，即充分肯定此一举动无比重要，而忽视了他的后一层意思。自视甚高如严复者，对此举的后世影响，都明确表示“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而且此后多年严复的言行表现，亦足以给其上述论断做最好的说明。一项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制度停废，其影响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和积淀，其结果才能渐次显现。在科举制度停废两个甲子之后，从教育领域考察，重新翻检张之洞、莫理循、刘师培等中外时人的评论，将这些评论与同一时空、身处不同层次的士人留下的心路记录比对阅读，分明感受到这一“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既未如张之洞等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外服强邻，转危为安”，未能挽大清王朝狂澜于既倒，更没有像莫理循所看到的那样并未激起“任何骚动”。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举动引发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所生发的有形和无形的骚动似乎从未停息，而且还在延续，这也正是今天仍要纪念这一举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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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