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年2月9日，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卓越组织者和杰出领导人李克农不幸与世长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中有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
2年2月9日，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卓越组织者和杰出领导人李克农不幸与世长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中有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说，这段话是周恩来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特意加上去的，是对李克农当年在上海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不畏艰险，斗智斗勇，为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立下不朽功勋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创办《铁甲车》报，从事党的秘密宣传工作
1928 年春的一个清晨，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神州大地，李克农在芜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几经辗转乘车来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很快在四川北路春野书店与阿英（钱杏邨）接上了关系。这两位在芜湖被敌通缉的密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经组织安排，李克农成为中共春野支部一名重要成员，相继负责文化工作、小市民工作和工运工作。为扩大党的影响，李克农等人创办了《铁甲车》报，他不仅担任报社经理，竭尽全力经营好这份小报，一有时间，他还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于《铁甲车》抨击反动当局，不久便被国民党军警查封，但李克农并未就此罢休。他与潘汉年一起，将《铁甲车》报改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坚守党的宣传阵地。
有“十里洋场”之称的旧上海
这个小报办的时间也不长，又遭反动军警查封。1928 年底，经组织决定，李克农调到沪中区，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从这时起，他有机会接触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没有一个公开的职业，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那一段时间，李克农过着一种食不果腹的日子。“三鲜汤”（葱花、酱油和水）是他的家常便饭，有时为了应急，便把呢子大衣送进当铺，按当时李克农的说法，叫作送“娘舅家”。由于经常饿肚子，李克农的身体曾一度极为虚弱，本来就高度近视的双眼，视力又下降了，周围的同事和好友都风趣地称他为“瞎公”。
由于环境恶劣，为防不测，李克农等人还时常搬家，曾在一个时期，李克农带着宋治家（又名宋季仁，芜湖民生中学的学生，曾做过李克农的秘密交通员）搬到了爱尔近路春辉里535 号。这是一幢二层小楼，李克农与宋治家住楼下，楼上住着上海北站站长的一位情妇，名叫秦惠兹，她原是杭州乡下的一位贫穷女子，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当她看到李克农二人的贫困生活后，常将剩余的米面和食物送下来。受李克农的影响，具有进步倾向的秦惠兹还利用她的身份，主动帮助李克农开展工作。有一次，她冒着生命危险，用站长的专车，秘密将一批武器送往浦东，为此，李克农很感激她。直到解放后，李克农重返上海时，还通过市公安局查找秦惠兹的下落，听说她已回杭州老家，未能联系上，此事成为李克农心中的一件憾事。
受命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内部
1927 年“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从汉口秘密转移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虽然这里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一个城市，但也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严密的一个地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明白，要想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求得生存与发展，若不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是根本不行的。为此，中共中央机关一到上海，便立刻着手创建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从它成立之日起，周恩来就对它的发展、完善及其一系列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亲自参与指挥了特科的许多重大行动。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营救被捕同志、设立秘密交通、惩办叛徒、铲除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为了能及时地掌握敌人的动向，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拟派一两名忠实同志，潜入国民党反动机关及其要害部门。恰在此时，国民党中央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准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所获。
钱壮飞是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员，也是中共情报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
“龙潭三杰”（美术作品）
1928 年夏，钱壮飞考取了国民党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这个班是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主办的。徐当时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徐是浙江湖州人，和钱壮飞是同乡，又加上徐是一个爱才的人，因此对多才多艺的钱壮飞很器重。不久，徐恩曾被提升为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赴南京任职，钱壮飞被他带在身边当了私人秘书。1929年11月间，李克农通过在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的中共秘密党员胡底找到了来上海急切地找“老家人”接关系的钱壮飞。钱壮飞告诉他：“现在无线电管理局缺广播新闻编辑，不过要公开报考招聘，这实际是国民党为建立特务机构做准备。”
得知信息，李克农立刻将情况向中央特科作了汇报，并自告奋勇，要求组织上让他报考无线电管理局，打入国民党内部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周恩来态度非常果断：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应该“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李克农文史基础很厚，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自然不在话下。考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科学常识，还有一篇古文写作。李克农拿到试卷，头也不抬，一口气答完卷子，第一个走出考场。他考得很好，字也写得好，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经过对方严密考查之后，他被委任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由于李克农才华出众，思路敏捷，文笔如行云流水，凡是经他整理的调查材料，徐恩曾都十分赞赏。为了使李克农取得敌人的信任，组织上将我党一些过期文件转交给李克农，李克农则把这些“缴获的共党文件”送往南京。徐恩曾看过材料，连声称赞李克农：“你真有办法。”此后，李克农就时常找些假情报或已过时的失去价值的文件转交给徐恩曾。这样，他便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等人的信任和赏识，不久被提拔为电报股股长，官位虽不大，却统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是猎取情报的极好位置。不久，胡底也趁机潜入敌人内部。根据钱壮飞的安排，胡被派往天津，参与创办国民党北方的情报机构，打出的招牌是“长城通讯社”。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赓（曾化名王庸或王老板）负责与他们联系。从此，他们在敌人的心脏里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窃取敌人的绝密战略情报
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站稳脚跟之后，便由春辉里535号搬到唐山路元吉里，后又迁到元裕里。频繁的搬家主要是为防不测，同时也防止家乡熟人不慎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中央特委对李克农的安全也异常关注，他的住处几乎每天都有我方同志察看。每当李克农离家，总在窗台上放一盆花或其他的东西，以示安全。为照顾李克农的生活，同时也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还特意派人将李克农的妻子赵瑛及孩子从芜湖秘密接到上海。
三明照相馆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陈赓以该馆老板的身份常在此活动，李克农若获有重要情报也来此地与陈赓接头。为使情报能及时送到中央手中，组织上还派宋治家担任李克农的地下交通员，让宋扮成“佣人”给李克农送饭。局内“同事”都知道这位李股长派头十足，脾气特大，常因送饭太迟或饭做得不好，把宋训骂一顿。然而，正是在这训骂声中，国民党的一份份秘密情报被神不知鬼不觉地传了出去。有一天，李克农又“大发雷霆”：“你知道我胃不好要吃软和些的饭，你倒好，送来这生不生、熟不熟的夹生饭，你怎么这样笨，连饭也烧不好!”训斥声惊动了周围的“同事”，有的见状产生了同情心理，忙过来对宋治家说：“还不快上街去给李股长买饭。”李克农便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宋治家，宋则装得唯唯诺诺，哭丧着脸转身离去。在一个僻静的里弄内，他迅速展开卷成一团的钞票，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四个字：“会不能开！”宋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原来这期间，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准备在上海秘密举行，但被国民党南京特务总部侦悉，已密令上海方面军、警、特联合行动，企图将开会的中共首脑一网打尽。接到这一情报后，中央迅速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地点也作了变动，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捕计划。
从1930 年12 月开始至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两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反“围剿”的胜利，固然与毛泽东等人的英明指挥分不开，但这里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这就是钱壮飞事先从徐恩曾那里获得了敌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使工农红军对敌人的战略部署、兵力调动了如指掌，这才在战场上争取了战略主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绅士派头背后的“生活秘密”
中央特委深知李克农这个特别小组的重要，周恩来曾告诫他们：“我们得到这块阵地不容易，要尽可能地守住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同时，为便于长期隐蔽，再三嘱咐他们：表面生活要过得去才行。因此，当李克农出入国民党上层及军警之间时，总装出一副傲慢冷漠的绅士派头，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为迷惑敌人，他甚至出入跑马厅、大世界和赌场，因而对上海滩黑社会的一些内幕也很熟悉。有些不知底细的人对李克农“投靠了国民党，摆起了阔架子”困惑不解，因此常冷眼相看，甚至予以责骂。为了大局，李克农只好忍辱负重。他曾对钱壮飞说：搞咱们这一行，就要能受委屈。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的薪俸是相当优厚的，但他每月除了留下一家人基本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给组织，按李克农的话说：这叫吃曹操的粮，管刘备的事。在外人眼里，李克农是“国民党的官”，一定发财了，可有谁会知道李克农一家常常以稀粥咸菜度日。正因为如此，李克农一家在吃饭时一般是不会客的，担心暴露了这样的“生活秘密”。
李克农妻子赵瑛与儿子李伦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克农不仅自己从不乱花党的一分钱，而且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据李克农的长子李治回忆说：一次，有一位扮作货郎的同志到他们家，只有六七岁的李治看到这位叔叔挑的货郎担里有很多玩具，便凑了过去，这位叔叔顺手拿出一件给了李治。临走前，赵瑛要李治将玩具还给叔叔，可李治没有玩够，硬是不给。为免得孩子哭闹，在这位同志的劝说下，赵瑛只好把玩具留下了，但事隔不久，李克农又设法把玩具交还给了那位“货郎”。
利用特殊身份护送刘伯承
1930 年初，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赴武汉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中央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先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扯不断的雨丝被风刮得纷纷扬扬。李克农来到约定的接头地点——外滩公园，他穿着一身蓝色绸缎长袍，手里举着一把黑雨伞，撑开的雨伞把他的头部遮得严严实实，只是无名指上的金戒指显得十分醒目。他慢慢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一团浓雾立刻在雨伞下弥漫开来。他表面显得很镇静，内心却焦虑不安，双目凝望着江面上来往的轮船，眼角的余光不时地瞟着公园的进口处。
自从李克农在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关站稳脚跟，他秘密工作的范围逐渐扩大。收集、传送情报，除内奸，到后来，他这里实际上还成了一个中转站。那一段时间，几乎路过上海到南京的所有中共重要干部都是由李克农亲自护送的。
李克农自有他的绝招，他手里有张特别通行证，带着被护送的人员一上车就吆喝：“让开!让开!”一些特务见了这派头，气焰就先被压下去一半，轻易不敢盘问。在这条线上他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这时，远远地，公园进口处闪进两个人影。李克农把头上礼帽按了按，慢慢走上前去。离这两个人还有几米远时，他站住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拭一下，又戴上。这是事先约定的暗号，表示身边没跟“尾巴”。假如是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掸灰，那就是立刻停止接头的意思。
李克农和这两个人擦肩而过时一言不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个熟悉的人——李立三打了招呼，径直往前走。三人先后钻进一辆雪佛莱轿车。司机显然也是自己的人，问也没问便驾车飞快驶向了马路。
坐在前座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李立三指着坐在身边的人说：“泽田（李克农又名李泽田），这位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李克农这才端详了一下坐在后排的这位仪表堂堂、寡言少语的同行者后，紧握着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无声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
在从上海到南京的头等车厢里，李克农和刘伯承相对而坐，他们都装扮成商贾，慢慢地呷茶聊天，巧妙地应付列车上特务的监视，尽管他们都想谈谈彼此的情况，但在这种环境下，只能是谈谈“生意经”。顺利到达南京后，李克农开了一个玩笑说：“你看，咱们俩有缘分，加起来才一双眼睛。”（李克农和刘伯承都有一只眼睛不好）刘伯承这才开怀大笑了起来。分手时的用力一握，使双方都感到了彼此的友谊不会消失。
顾顺章叛变，李克农迅速向中央报警
由于以李克农为首的特别小组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使蒋介石几次欲破中共驻沪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可就在他们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
1931 年4 月26 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李克农惊醒。李克农立即爬起身，打开门一看，来人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刘杞夫凌晨到来，机警的李克农预感到情况不妙。他迅速接过刘杞夫手里的几封电报密文抄件和钱壮飞的亲笔信展开一看，不禁大吃了一惊：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成员之一，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着大量中央驻沪机关核心机密。
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叛徒指认被捕，不久，便叛变自首，供出了中共驻武汉交通机关等秘密据点，致使在武汉开展秘密工作的1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顾后提出只有亲自面见蒋介石，才肯提供中共中央驻沪机关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强调在他未到南京前，千万不要把他被捕叛变的事说出去。但国民党武汉行营中将主任何成浚和在汉口的国民党特务黄凯、蔡孟坚等，抓到顾顺章后如获至宝，竞相邀功，迫不及待地给南京徐恩曾、陈立夫发了电报。
4月25日这天，正是星期六，徐恩曾已去上海度周末，只有钱壮飞一人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转国民党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6封特级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这一反常情况引起钱壮飞的高度警觉。他立即反锁上门，用先前偷摄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特级密码本，迅速将电报的内容破译出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黎明（这是钱壮飞早已知道的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其他几封都是有关此类事件的电文。事不宜迟，钱壮飞敏捷地抄下电文，连夜派刘杞夫乘火车赶到上海。接到钱壮飞这十万火急的情报，李克农心里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宁沪之间历尽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可能会遭到彻底破坏，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他暗暗发誓：“时间刻不容缓，务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全部转移完毕！”拆开密电，意味着钱壮飞的身份已经暴露，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李克农特吩咐刘杞夫立刻返回南京，将钱壮飞安全接应出来。为应急之用，李克农把仅有的3块银元拿了出来，赵瑛也毫不犹豫地取下自己仅有的戒指和耳环递给了刘杞夫。临行前，李克农一再叮嘱：“此行凶多吉少，遇事要沉着。”
送走刘杞夫，李克农敏捷地将房间临街的窗帘全部打开，在竹竿上垂直地挂上一块雪白的毛巾以示报警。
出门前，李克农急切地提醒赵瑛：“中央危在旦夕，在未转移之前，你们不要离开这里，千万记住!”
可是，这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央报告。事情紧急，李克农顾不得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与党中央联系。几经周折，终于通过江苏省委，在中央刚刚建立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了陈赓。李克农又随陈赓一起，马不停蹄地找到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一是立即通知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驻沪机关全部紧急转移。
二是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党内一切秘密工作方法，掐断顾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由各部门实行紧急应变。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共中央开始了秘密大转移。周恩来让陈赓转告李克农：“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先隐蔽一下。”可此时的李克农哪里想到自己，他急忙说：“撤离任务十分繁重，我还不能离开。”听到李克农坚定的话语，陈赓只说了一句：“那好吧，一定注意安全。”
晨雾中，在一条人迹稀少的弄堂里，出现了3个朦胧的身影：中间那个人是李克农，平日他性格活跃，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今天却一反常态，神情严肃紧张，焦虑不安，左盼右顾；另一个身材矮小、面庞丰腴、精明稳重、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是李克农的安徽同乡王明，当时他是共产国际机关驻上海的代表；还有一位戴着圆边眼镜、西装笔挺、一派斯文的是博古，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人之一。这两位是最后接到转移通知的领导人，李克农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他们。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3人在上海转来转去，直到中午时分，终于找到一处藏身之地。这是离市区较远的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李克农先进去，楼上楼下，各个角落搜索了一遍，又观察了出口和周围地形，才把王明、博古引上小阁楼。
他们3人商谈了一阵，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准备先在郊区隐蔽起来，然后设法找党。晚上，李克农倚在墙角，闭上眼睛，困乏的双眼沉重如铅。窗外警车急驰而过，刺耳的警笛回荡在夜上海的上空。
为掩护同志转移，他坚持到最后
4 月27 日黎明，在蒙蒙晨雾中，李克农悄然前往法租界甘司东路辣裴德路（今新兴顺里4号）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家里。
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当妇产科医生，她和婆母住在一起，李克农估计她们并不知道南京方面的事变。他必须设法通知她们做好准备，敌人一定会到这里打听钱壮飞的下落。他来到张振华住所的窗户下，四处一望，弄堂里很寂静，这时敲大门，会惊醒里面居住的其他人，怎么办?李克农突然心生一计，解开裤子就在钱家的窗户下小便。尿水直刺墙壁，发出“哗哗”声，在沉寂的初晨格外刺耳。果然不出所料，窗帘被猛地掀开了，露出一张睡眼惺忪、愤怒的面孔，是张振华。她刚要开口斥责，一看是李克农刚拉上裤子站在窗下，便惊愕地捂住嘴巴。李克农神色严肃地向她打了个手势，她马上明白了，放下窗帘，跑出去开大门。李克农进屋把情况一说，婆媳俩大惊失色。李克农再三安慰她们说，有人来问钱壮飞，你们便一问三不知，什么也不知道。李克农刚才的巧投情报，堪称一绝，这与他平日里留心观察，积累生活有关。原来，有一次，钱壮飞夫妇和他一起闲聊，大家随便讲笑话，各举一种最难听的声音。李克农说，哭声；钱壮飞说，枪声；张振华想了半天说，撒尿。她当医生，讲究清洁，对小便的声音最讨厌，最敏感。随着一片哄笑声，李克农却记下了这件小事细节，没想到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紧接着，李克农掩护经常出入宋庆龄家做联络工作的刘鼎转移到安全地点。又及时将从南京返回上海的钱壮飞送往江西中央苏区。
1947 年李克农与赵瑛在山西临县
两天两夜的忙碌使李克农疲惫到了极点。他没有来得及回家，只派一个交通员传信，让赵瑛带孩子迅速转移。当时，赵瑛还拿着一只碗在忙着做饭，房东老太太说，快跑吧，你家门口特务都满了。赵瑛从房东家的后门逃走，带着李治、李伦在街上流浪了两天。后来，他们在四川北路小菜场碰上了中共秘密党员王少春，才找地方躲了起来。许多天后，夫妻才得以见面。
李克农是最后离开上海的，是陈赓出面通知他的。
一层淡薄的水气在黄浦江面上飘荡。江岸上出租马车和面包车、小轿车川流不息，空气又闷又热，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燃似的。李克农对陈赓说，我们惨淡经营的局面这次全断送掉了，老兄，再从头干起吧。
1937 年6 月，李克农重归上海，创建了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战斗又拉开了新的帷幕。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