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视频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人不是在电视上看，而是在手机、平板电脑、投影上看，未来可能还会在Vision Pro这样的头戴显示器上看，下一步甚至连看电影可能也会变化了。

《新闻编辑室 第一季》

在今天，“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在电视上看的并不是传统的电视节目，而是点播的数字平台的视频节目。

看视频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人不是在电视上看，而是在手机、平板电脑、投影上看，未来可能还会在Vision Pro这样的头戴显示器上看，下一步甚至连看电影可能也会变化了。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观看方式多元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逆向的问题：在一个越来越少人看电视的时代，什么情况下你会打开电视看传统的节目呢？或者，哪些内容会让你有打开电视观看传统媒体播出内容的冲动呢？

比如阅兵仪式、奥运会开幕式、世界杯直播、除夕夜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还有人类登月、香港回归、“9·11”事件这样举世瞩目的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通过权威的媒体直播，来见证和参与这些重要的事件。

01.

媒介事件是什么

“媒介事件”是由美籍以色列传播学者卡茨（Elihu Katz）和法国符号学家戴阳（Daniel Dayan）提出来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电视对重大事件的直播。

但不是什么直播都可以被称为“媒介事件”，必须是那些人们会中断正常生活，屏息驻足专心观看的直播才算是媒介事件。所以，这些被直播的事件，首先要满足的一个要求就是它们非常重要。

如果要对这些事件分类，一般来说，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例如奥运会）；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例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访波兰）；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通过仪式（rite de passage）。

所谓通过仪式，也有的翻译为过渡礼仪，是个人类学中的术语，指经过一定的仪式，完成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过渡，成人礼、婚礼、毕业典礼、就职典礼都是通过仪式。

卡茨和戴阳把这些事件概括为三种模式或者脚本，分别是“竞赛”、“征服”、“加冕”。因为这三个概念的英文单词，Contest、Conquer、Coronation首字母都是C，所以这个模式也被称之为“3C模式”。

接下来分别解释下它们的含义。所谓竞赛，指的是一种对抗，包括世界杯到总统辨论，在这里，体育和政治是其主要领地；征服则是“人类的巨大飞跃”，比如我们熟知的人类登月或者中国宇航员成功进入太空执行任务并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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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作者透露，正是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第一次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让他们产生了研究媒介事件的兴趣。当时的情况是，原本互相冲突的两个民族，突然其中之一的领导人只身访问另一个国家，并且克服当时社会的指责与不满，最终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和平，冒险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

这种浪漫的英雄主义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另一个国家。同样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访波兰也是征服。

3C模式中的最后一个加冕，就是指游行和仪式性活动，英国国王登基，1951年麦克阿瑟将军回国的游行，肯尼迪的葬礼，包括春晚等也是这类事件。

当然，这三个脚本也并不绝对排斥，有的时候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比如奥运会上的比赛是竞赛脚本，赢得胜利打破世界纪录则是征服，获胜后戴上奖牌升国旗奏国歌则是加冕。

这三种脚本同时还对应着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三种权力的模式。竞赛产生的是法理性权力，因为只有按照公认的规则胜出的才具有权力。而征服则是英雄凭借个人的勇气和魅力获得权力，因此获得的是个人魅力性权力或者叫卡里斯马权力。加冕则强调的是遵循传统的仪式要求，因此获得的是传统性权力。

02.

媒介事件有巨大的正面功能？

了解了媒介事件的意义及其模式脚本之后，我们来看看它对于人的影响。

媒介效果研究是通过量化的心理指标来研究媒介影响的，总的趋势认为，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效果越来越小，但是媒介事件却通过把媒介直播看成是一场人人都参与的仪式，证明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卡茨和戴阳认为，电视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将观众连接在一起的仪式。媒介事件不仅观众巨大，而且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了主导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在这些特殊的时刻，人们像参加一个神圣的活动一样，进入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特殊状态，在那一刻我们看到了自己神圣的、真实的一面。这个过渡性的中间状态被人类学家特纳称之为阈限。从仪式的角度看，人们观看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就进入了一种阈限空间。

过去原始人围绕着火堆跳舞、举行仪式，今天人们分散在自己家里，在发光的屏幕前，共同参与仪式。电视又重新把原子化的观众连接在一起。这种摆脱日常生活的仪式，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我们在和谁一起观看，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身份、权力，对我们提出了怎样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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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上看，媒介事件会促进社会整合，让社会成员更有认同感和对既有体制感到自豪。同时媒介事件总是具有积极意义，要么是调和既有矛盾，像是促进和平，要么是为观众提供安慰，像是葬礼和其他仪式。

这也正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于仪式的一个经典论述，他认为仪式的作用在于通过共同的表征符号，整合社群。

但是，媒介事件真的有这么巨大的正面功能吗？这也正是媒介事件被批评的地方。

在最初的媒介事件理论中，卡茨、戴阳认为这些媒介事件都是预先策划好的，甚至都有脚本，专门为电视直播设计事件流程。因为是官方或主办方专门策划的，所以媒介事件的功能是肯定既有体制和秩序。直播解说中充满虔诚与敬畏，都是正面肯定的赞美之词，听不到质疑和反对。

1980年代，这个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针对的是早期的电视观众，好像整个社会也比较相信这些正能量的价值观。但是即使这样，也存在着对于同一个事件的不同解读。我们可以来看看几个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这一点的论述。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仪式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让我们共同分享了什么，而在于它巧妙处理冲突和掩盖社会不平等，让重大的转变或者是界限的跨越显得自然而然地发生。这里能看出，布尔迪厄对仪式不是采用的肯定态度，而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换句话说，他认为仪式所形成的共识和凝聚力，恰恰是一种权力的产物。

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媒介事件所营造的共识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或幻觉。现实中间存在着差异非常大的解读。比如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国家会存在完全不同的解读。

比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凝聚了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在西方可能观众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奥运会，西方媒体关注了很多负面的新闻，比如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用焰火在空中打出的从故宫走向鸟巢体育场的大脚印用的是录播而不是直播等，这有可能和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大众的感知的不一样。

03.

当电视直播远离神圣性，

还剩下什么？

有了上述大家对于媒介事件不同解读的情况，在理论诞生的20年之后，卡茨和戴阳也分别写了文章，修正了媒介事件的理论。

卡茨认为，随着怀疑文化的盛行，受众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不像过去那样天真地接受某种信仰。同时，数字技术造成的分众化使大规模的观众难以聚集，那种全国关注的凝聚共识的媒介事件变得越来越少。

相反，“灾难”、“恐怖袭击”和“战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仪式型媒介事件，成为电视媒介事件的主导。以色利学者利贝斯把现在的电视直播称之为“灾难马拉松”，意思是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现场直播，连续地关注某个灾难性事件，像是911事件、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 。

虽然这些新的媒介事件仍然依赖于电视机构的合作，但是其特点不再是肯定现有的机构和制度，而是反对现有机构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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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阳则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提出过传统的媒介事件的三种脚本竞争、征服、加冕，或者说3C模式，正在向着3D模式转变，即祛魅（Disenchantment）、脱轨（Derailment）和断裂（Disruption），因为这三个特征都以D打头，所以就叫做媒介事件的3D模式。

戴阳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新闻直播成为常态，对异常新闻事件的直播报道已经取代了媒介事件的直播，新闻和媒介事件已经很难区分，同时各种利益群体利用媒介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绑架媒介事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比如现在只要有重大活动，就会有各种利益群体、直播网红来蹭热点。这使得策划者难以控制事件的意义，观众已经很难再以统一的“我们”的身份参与媒介事件。

从卡茨和戴阳的修正中，我们可以发现，经典的媒介事件的定义已经被消解，媒介事件不再具有神圣性，不再中断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能预先策划，不再肯定既有权力秩序，不再具有凝聚的力量，甚至与新闻的区别也越来越小，我们不禁要问，那么媒介事件还剩下什么？

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电视已经衰落了。电视所扮演的社会中心的角色已经不复存在。今天可能遇上这些重大事件，大众也会打开手机终端观看各种流媒体直播，或者看现场普通人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拍摄，而且这种平民的第一视角，往往更有代入感。

在一次访谈中，卡茨提到，以电视为依托的媒介事件是社会的主要仪式性事件，以前一有现场播报，所有人都会打开电视机观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媒体具有非常强烈的分散性，不是所有人会同时观看同样的东西。缺少一个中心化的媒体来替代电视，或许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潜在的不满情绪。

有一些学者提出，今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因为用户数量剧增，它们正在替代电视成为新的媒介仪式平台，他们把这种媒介事件称之为“新媒介事件”。热点事件出现在新媒体上，短期内聚集起大量观众，进行传播与讨论，成为新媒体仪式。

不过，和传统的媒介事件相比，新媒体事件不像电视直播事件那样，用户接受的是同样的内容，在参与过程中用户具有相当的主动性，他们可以选择观看什么内容并且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

和电视直播的主动权掌握在转播者手中不同，在新媒体事件中，用户的内容发表、转发、评论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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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媒体事件对于“事件”的定义也有所不同，电视直播事件有明确的边界，是一些可以用电视加以表现的有可见度的行为，有明确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但是新媒体事件很多是通过社交媒体标签加以定义的分散的内容，它们未必适合用电视直播的形式加以表现。

而且这些新媒体事件多数不像传统的媒介事件，可以事先策划，主题上维护既有体制，相反，多数是事件性的、反抗体制的。原因在于像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对于这些事件缺乏关注，或者认为它们缺乏一个明确的可以直播的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新媒体事件是自下而上的事件，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往往缺乏明确的控制中心，关注的也不是电视直播事件所表现的重要人物，而经常是普通人。

所以和传统的媒介仪式相比，新媒体事件并不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它暴露了社会权力的不平等与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把自下而上的新媒体事件看成是对自上而下的传统媒体事件的补充。它代表着公众所定义的媒体事件。

不过即使如此，遇上重大国家级事件，电视依然会扮演它的媒介事件的角色，像是奥运会、阅兵、春晚、重大灾难等。所不同的是，观众会一边观看，一边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建构不同于主流的意义。

但是不论怎样，媒介事件依然可以定义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电视依然在维系着社会的公共性，把公共事件带入到私人领域。这可能也是电视这个大众媒体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它不在于提供最新最全面的信息，但是它代表着国家权威的看法与立场。

这印证了大众媒体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社会体制的观点。除了传递信息外，它还具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如果忽略了这个维度，就会媒体的影响做出错误判断。同样地，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媒体（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对社会来说也是灾难。

在媒体融合的时代，大众传播和其他的传播已经难以区分，就像今天讨论的媒介事件，其中也会包括公众在社交媒体中的讨论，以及生产相关内容补充电视的直播。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