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1月的一个深夜，北京西苑宾馆的灯通宵亮着，门口站岗的警卫不时望向屋内。屋子里摆满磁带、话筒、调音台，几位技术员裹着军大衣忙进忙出，没人敢问一句“这是给谁录的戏”。所有人只知道：任务来自最高层，保密级别——绝密。

1975年1月的一个深夜，北京西苑宾馆的灯通宵亮着，门口站岗的警卫不时望向屋内。屋子里摆满磁带、话筒、调音台，几位技术员裹着军大衣忙进忙出，没人敢问一句“这是给谁录的戏”。所有人只知道：任务来自最高层，保密级别——绝密。

那时，样板戏在全国反复播放已近十年，传统剧目几乎绝迹。可就在这种背景下，文化部突然点名，要把《斩黄袍》《杨门女将》乃至京韵大鼓全部录成广播版、录像版，而且“尽快”“必须”。传令兵只说一句话：“首长喜欢听。”谁是“首长”，不言自明。

具体执行交给两条线：中央广播事业局组织录音，电影制片厂配合录像。录音组以“送审”名义挂牌，组长陈应时，副手李金泉，技术骨干孙以森临时抽调。为了防泄密，工作人员上下班都坐封闭军车，手机不存在，私人电话一律登记。

难题接踵而至。演员散在各地，有的下放湖北，有的在青海开荒；剧本唱词失传多年，连老票友都记不全。京韵大鼓录到一半，带子里十多个字含糊不清，众人抓耳挠腮。有人提议：“把小彩舞从天津请来！”话音刚落又摇头，原因很现实——她本来也没见过唱词，全靠师傅口传。最后，几位研究员对着磁带反复放，用“猜字填空”的办法拼出了完整版，然后打印成四号黑体。打印工人问：“要这么大字号干嘛？”技术员低声回：“首长眼睛不好。”

夜班成为常态。下午两点进棚，凌晨三点收工，饿了吃碗酱油面就算改善。可人们一点怨言也没有，原因简单：这批带子会直达中南海。据内部流传，毛主席病情反复，需要长时间卧床，传统戏曲能让他舒心。而在那个政治高度紧绷的年代，能为领袖“疗养”出力，是风险，也是荣耀。

尽管绝密，两三桩“小泄露”还是发生。一次剪辑完成的《斩黄袍》刚出炉，老生李宗义兴奋得不行，冲到走廊里给家里打电话，“你听听，多带劲！”话说到一半被巡逻员发现，当晚就写检查。“守口如瓶”从此成为铁律。又有人偷偷跑到摄像棚看拍摄，回来同样深刻反省。对于四五十岁的人来说，这部分往事至今还带着神秘色彩。

设备也得升级。中央批准用外汇三十万美元购入瑞士录音机、德国话筒。订货单刚寄出，工程师操起尺子改电源接口，生怕晚一天耽误进度。遗憾的是，新机器还在海上漂，任务就突变。1976年4月，文化部传下新指示：挑轻松、风趣的戏，别录悲剧，更不要清官戏。《红楼梦》则被完全排除，理由没人明说。业内推测，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舞台版难免失望；清官戏宣扬廉洁，政治寓意敏感，也索性避开。

录音现场常出现一句提醒：“别忘了测分轨。”那是为了方便领袖随时选段播放。技术人员在带盒上贴上色标：红色是高派，蓝色是谭派，绿色是梅派；再配张目录，击鼓点位置精确到秒。有人调侃：“这比军事地图还详细。”调侃归调侃，标准一刻不敢放松。

9月9日凌晨的电台值班室格外安静，只有计数器的指针在微微跳。广播里突然传来沉重的哀乐——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像闷雷一样压下。西苑宾馆次日便贴出通知：录音录像工作暂停，器材封存，人员归建。房间里堆了一地磁带，没人动，灯泡却彻夜亮着。

随后两个月，孙以森连写数份报告，想弄清这项工作如何定性，未果。他见到局领导，只得到一句含糊答复：“以后再说，责任由上面担。”文件收回、机器封库，所有原始带子编入“七三〇档案”，编号开头是X，意即特殊。具体在哪个库房，普通人无从知晓。

年底，五十多名参与者轮流回到原岗位。有人继续剪辑广播剧，有人又下乡采风。那批因“秘密任务”而在深夜灯下嘶吼、在磁带上留下滚烫声纹的传统戏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陆续浮出水面，成为研究者眼中的珍贵样本。它们提醒后来者：历史的暗流，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留下痕迹，而亲历者能做的，只是在职责范围内，把手中那一段声音保存到极致。

来源：狂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