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食物观为新时期国家食物安全战略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产业体系普遍面临产业结构、产品形态及经营主体单一化的现实困境，这不仅制约乡村产业自身发展，更与大食物观所倡导的多元化目标相悖，并由此衍生出生产与需求、产业与生态、产值与收益、政策与
文丨周晓时12 樊胜根12
1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2 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
原文载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摘要：
大食物观为新时期国家食物安全战略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产业体系普遍面临产业结构、产品形态及经营主体单一化的现实困境，这不仅制约乡村产业自身发展，更与大食物观所倡导的多元化目标相悖，并由此衍生出生产与需求、产业与生态、产值与收益、政策与市场“脱节”等结构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本文聚焦于破解单一化难题，提出向自然资源多元开发、向产业链下游高值转化、向新业态融合延伸的多元化突破路径。为保障路径实施，进一步构建了补贴对象、考核指标及支持重点需进行“战略转向”的政策保障体系。本研究旨在大食物观战略指引下，系统构建多元、韧性、可持续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前瞻性的政策借鉴。
关键词：
大食物观；乡村产业体系；多元化发展；产业延伸；政策转向
一
引言
大食物观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食物安全内涵与外延的重要思想，已成为指引我国食物安全保障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导向。大食物观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粮食安全理念的超越与升华，更是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食物供给体系的战略擘画。其核心在于强调食物来源的多元化、食物种类的多样化、食物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食物消费的健康化，构建种类丰富、来源多样、数量充足、质量安全、营养均衡的食物供给格局。乡村产业体系作为国家食物供给体系的基石与主体力量，其发展模式与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大食物观战略能否有效落实，以及国家食物安全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乡村产业体系发展在践行大食物观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与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核心瓶颈便是乡村产业体系普遍存在的单一化困境。这种单一化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传统种植业，二是农产品形态以初级产品为主，三是经营主体类型单一。这种单一化的发展模式，不仅制约乡村产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与大食物观所要求的食物多元供给体系建设目标背道而驰，成为新时期有效落实大食物观战略、构建现代化食物供给体系的现实障碍。如何破解乡村产业的单一化困境，探索实现多元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围绕大食物观开展了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大食物观视域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探讨，包括口粮与饲料粮等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策略，农业产业链与粮食体系的韧性建设，耕地保护的有效措施以及食物系统的发展转型问题。第二，基于大食物观战略下农业重要产业的供给保障与发展研究。在种业领域，聚焦种业振兴，致力于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保障种子安全。在大豆供给保障方面，积极探寻提高大豆产量与自给率的途径。在特色农业方面，聚焦研究森林食物、渔业、马铃薯产业、草地农业等产业的发展路径，挖掘多元化食物资源，丰富食物供给品类，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从全球气候变化背景出发，聚焦于大食物观下碳减排优化问题。在全球倡导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如何在大食物观指导下，实现农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农业领域的智慧方案。第四，着眼于国民食物营养健康平衡与安全问题研究。探讨如何优化食物供给结构，提高食物营养品质，保障食物安全，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营养健康需求，助力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
针对乡村产业体系发展问题展开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两大视角上。一是乡村产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视角下，学者们重点关注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元路径与支撑要素。一方面，从产业融合角度，深入探讨三产融合、文旅融合等模式在促进乡村产业升级与拓展乡村经济增长点方面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从发展空间与人才支撑层面，研究县域乡村发展空间的合理规划，以及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乡村产业带头人培育等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作用。二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如何科学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具体而言，该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剖析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政策干预转型等因素在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机理，探究这些要素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方式，重塑乡村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业态结构，推动乡村经济的全面振兴。
可以看到，乡村产业体系发展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然而，现有研究对如何构建与大食物观战略相适应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仍缺乏系统性分析，特别是在产业结构理论、价值链理论及信息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对当前单一化困境的深层机制及其与大食物观战略需求的矛盾揭示不够深入。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乡村产业体系的单一化现实困境，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回应这一核心问题。在理论层面，系统剖析乡村产业单一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成因机制及其制约效应；在实践层面，重点探索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多元化发展路径，并构建与之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二
乡村产业体系单一化困境
当前我国乡村产业体系发展面临产业结构、产品形态以及经营主体的单一化困境。这不仅制约了乡村产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与大食物观所倡导的食物多元供给体系建设目标存在偏差，亟待系统破解。
（一）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传统种植业，多元产业发展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种植业独大”特征，对传统种植业的过度依赖成为制约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瓶颈。这一困境本质上是食物来源的单一化，具体表现为过度集中在耕地资源开发上，而忽视林地、水域、微生物等非耕地资源的多元价值转化。近年来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占比仍然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种植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高达54.93%,而畜牧业、渔业等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产业结构单一不仅体现在产业门类狭窄，更体现在产业内部结构失衡，新兴产业、特色产业发展不足，产业链条短，价值链低端。过度依赖单一的传统种植业，使得乡村产业体系抗风险能力脆弱，难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更难以有效拓展多元化的食物来源，从而阻碍了大食物观所要求的食物来源多样化目标的实现。例如，望城区作为长沙市首批万亩蔬菜示范园的“菜篮子”工程主要基地，产业结构长期以蔬菜种植为主，其蔬菜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对保障城市鲜活农产品供应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区域农业经济整体视角审视，当一个地区过度依赖少数几个优势农产品（如特定类型的蔬菜种植），而其他替代性产业或价值链延伸环节发展不足时，一旦面临特定产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或集中性的自然灾害，则可能对当地农民增收的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望城区农民生产的部分农产品价格呈下跌趋势，挤压了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打击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暴露出单一产业结构的脆弱性。
（二）产品形态单一：初级农产品占比高，精深加工转化不足
产品形态单一是我国乡村产业体系单一化面临的又一突出表现。这一现象折射出资源转化与价值捕获的双重缺失：一方面，初级产品主导反映资源深度开发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加工环节薄弱导致农户难以获取增值收益。
2022年，中国农产品的加工产值超过19万亿元，转化率为72%,农产品加工业对全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4%。然而，中国农产品仍存在品种单一、商品化处理水平较低等问题，导致产后损失与浪费严重，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这一现状难以满足当前消费者日益多元化、营养化、健康化的食物消费需求，与大食物观所倡导的食物种类多样化和消费健康化要求存在明显差距，是单一化供给无法匹配多元化需求的典型体现。例如，近年来广西农业飞速发展，广西农垦推动打造“桂系”农产品品牌。但现实是广西桂林市农产品多数以初加工为主，精深加工产品少，加工转化率与广西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不相匹配，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原字号”特征明显，精深加工和转化能力不足。
（三）经营主体单一：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不均衡，产业链后端环节薄弱
经营主体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主体单一化主要指经营主体功能和类型的单一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系统适应能力。我国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发展结构性失衡突出表现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不均衡，且新型经营主体主要集中在产业链前端的生产环节，而在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等产业链后端环节，本土化、多元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发育不足，或仍由外部城市企业主导。
研究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88%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在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而在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比偏低。经营主体发展单一化，导致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难以有效融入并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利益联结机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制约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不利于构建一个主体类型多样、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多元协同食物供给格局。以蔬菜产业为例，在山东寿光等蔬菜产业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在蔬菜流通环节占据重要地位，议价能力高，能够有效参与产业链价值链增值分配。然而，同为蔬菜大省的河南，近年在北京新发地蔬菜市场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却遭遇了蔬菜滞销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地流通、加工等环节主体能力的短板，这种单一化或“短板化”的主体结构难以有效应对市场突变
三
乡村产业体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乡村产业体系单一化困境的背后，是生产、需求、产业、生态、产值、收益，以及政策、市场等多方面矛盾交织叠加的综合体现。从产业结构失衡、价值链攀升受阻以及市场信息传递不畅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具体表现为生产与需求脱节、产业与生态脱节、产值与收益脱节、政策与市场脱节等“四个脱节”问题。这些“脱节”问题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产业体系的单一化困境，更使得乡村产业发展进一步背离大食物观的战略导向，成为制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障碍。
（一）生产与需求脱节：单一供给结构难以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生产与需求脱节是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源转化与系统适应的双重弱化：一方面，资源开发局限于传统农产品，难以转化多元资源匹配需求升级；另一方面，产业体系缺乏市场响应弹性，无法动态调整供给结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呈现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健康化的趋势。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功能性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特色农产品等需求增长迅速。据《2024—2029年中国功能性食品行业竞争格局及投资规划深度研究分析报告》统计，2023年中国功能食品市场规模达到3523亿元，2016—2023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6%,增速较快，市场潜力巨大。然而，与城市居民日益升级和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相比，当前乡村产业体系的供给结构仍然相对滞后单一，仍然以大宗农产品供给为主，新兴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食品、功能性食品等供给不足，导致供需结构性错配矛盾日益突出。
生产与需求脱节，不仅使得乡村产业难以有效对接和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也制约了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价值链提升，与大食物观所强调的以需求为导向、优化食物供给结构的要求存在明显偏差。近年来，羊肚菌（又称“羊肚蘑”）以其丰富的蛋白质、多糖等营养成分和独特风味，逐渐成为一二线城市高端餐桌和保健饮食中的“新宠”。此类高附加值特色农产品在产销对接中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尤其是在新兴特色农业领域更为常见。根据惠农网最新价格数据，在北京、上海等地高档超市或线上电商平台，干品羊肚菌零售价高达600~800元／斤，而在主要产区（如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农户或初级加工合作社，收购价格往往只有150~300元／斤，呈现巨大“剪刀差”。这种现象既反映出诸如信息不对称、市场渠道建设滞后、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以及产地初级农户或合作社在价值链中议价能力不足等共性问题，也从侧面揭示了优质特色农产品这种多元化需求与产地单一化或初级化供给之间的矛盾，高附加值未能有效惠及源头。
（二）产业与生态脱节：单一化生产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压力
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脱节，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制约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这反映出资源转化的低效与系统适应的脆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单一化转化模式不仅难以持续，且缺乏对生态风险的缓冲机制和生态功能的多元化考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模式较为粗放，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在一些主粮产区，长期高强度、高投入的连作种植模式，导致土壤板结、地力下降、面源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相关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且需要修复的耕地面积较大。在宁夏固原市的多个县区，淀粉加工企业面临着“加工就排污，停产又伤农”的两难困境，企业在加工马铃薯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高浓度酸性有机废水，如果不加处理直接排放，就会对当地的水体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然而，一旦企业停产整顿，治理污染，又会影响到农民马铃薯的销售，进而损害农民的利益。
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脱节，不仅加剧了农业生态环境压力，也制约了乡村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与大食物观所倡导的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西省兴起有机杂粮，如有机小米、有机荞麦的种植，在杂粮收获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麸皮、糠渣等，可以被用作饲料喂养家畜家禽，家畜家禽的粪便经过发酵处理后又可以成为有机肥料返回农田，为粮食生长提供养分。这种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的多元化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减少了废弃物排放，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还提高了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
（三）产值与收益脱节：农户在单一化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制约了价值获取
产值提升与收益增长脱节，是制约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农民在产业链中往往被固化于单一的生产环节，缺乏向加工、流通、品牌、服务等多元化价值环节的延伸能力，这是导致产值提升与收益增长脱节，即“卖得多但挣得少”的关键原因。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持续增长，但由于大部分农户仍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在与组织化、资本化程度更高的加工商、渠道商博弈时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其在产业链增值环节的获益比例不升反降，价值分配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农产品价值链增值过程中，农户投入占比55%,但仅获得22%的收益。产值与收益脱节，源于农户在单一化的生产下议价能力不足和对下游多元增值环节参与不足，导致其从事农业生产和发展乡村产业的收益预期降低，生产积极性受挫。这不仅不利于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更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大食物观所强调的共享发展理念不符。
（四）政策与市场脱节：政策支持的单一化倾向与市场多元化需求错配
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脱节，是制约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多元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这一矛盾凸显系统适应力的制度约束：政策刚性导致产业体系难以响应市场需求变化。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生产、轻加工”“重主粮、轻杂粮”“重生产环节、轻流通环节”等单一化支持倾向，政策导向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农业补贴资金仍然主要用于主粮生产，而对杂粮、特色作物、农产品加工、新业态等多元产业的补贴力度相对不足，抑制了其他食物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端的变化。
农业补贴政策支持结构性失衡问题较为突出，政策与市场脱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难以有效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多元化发展，不利于形成与大食物观战略相适应的多元化产业体系。例如，凉山苦荞麦属小宗粮食作物，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苦荞麦纳入种粮、良种补贴和重要经济考核指标的情况下，部分地方对苦荞麦产业的特殊优势和发展前景缺乏充分认识，造成技术粗放、广种薄收、投入不足、产量不高、基础设施薄弱、布局规划散乱，严重影响了农民种植和投入的积极性。苦荞麦种植面积不稳定，平均单产呈连年下降趋势，目前已低于贵州威宁县的140公斤。这种因政策的单一化而导致的对地方特色多元资源开发利用的忽视，正是政策与市场脱节的体现。
四
乡村产业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有效破解乡村产业体系单一化困境，系统解决“四个脱节”问题，构建与大食物观战略相匹配的多元化乡村产业体系，本文提出从资源、产业链、业态三个维度进行“延伸”的突破路径。这三个“延伸”策略，旨在从根本上打破乡村产业在食物来源、产品形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单一化束缚，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发展质量。
（一）向自然资源延伸：激活“非耕地生产力”，拓展多元食物来源
向自然资源延伸，核心在于破解当前乡村产业对耕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和食物来源的结构性单一，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地区蕴含的林地、草地、水域以及微生物等非耕地自然资源，发展多元化的资源利用型产业，激活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耕地生产力”，从而有效拓展多元食物来源，构建更加丰富的食物供给体系。激活“非耕地生产力”是实现乡村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重要方向，也是落实大食物观食物来源多样化要求的关键举措。
第一，大力推进林下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森林资源和林下空间，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旅游等多种经营模式，实现林地综合利用，提高林地产出效益。例如，近年来，广西梧州岑溪市通过“蜂农＋合作社”模式发展林下甜蜜经济，整合零散蜂箱提高养殖效率。同时，积极培育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推进梧州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惠及林农约66.46万人，人均每年增收5000多元，实现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第二，深度开发水域资源潜力。充分利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滩涂湿地等水域资源，发展水产养殖、稻渔综合种养、休闲渔业等多种经营模式，提高水域资源利用效率，拓展优质水产品供给。例如，湖北荆州洪湖市沙口镇大力推广的“虾稻共作”模式，充分利用水面和稻田空间，实现水稻与小龙虾协同种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截至2022年10月，全镇虾稻共作面积已达3.5万亩，稻谷产量36222吨，小龙虾产量高达2096.7吨，亩产值达7405元，经济效益比传统单一种植水稻增长5倍。
第三，系统推进微生物资源转换。重视对乡村地区丰富的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替代蛋白、食用菌、发酵食品、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新兴产业，拓展食物来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根据Bai等的估算，中国昆虫蛋白的生产潜力可达2100万~3100万吨，其中80%可用于替代传统动物饲料。通过昆虫蛋白替代20%的饲料需求，不仅能降低2700万吨大豆的对外依存度，提升大豆自给水平11个百分点，更能实现约23亿吨二氧化碳减排。
（二）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破解“原字号陷阱”，提升农产品价值链
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核心在于改变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农产品以“原字号”初级形态为主的单一局面，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精深加工和功能成分提取等高附加值环节，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破解农产品“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难题，实现农产品价值链的整体跃升。产业链下游延伸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路径，也是满足大食物观下食物种类多样化和消费健康化需求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在以下几个环节发力：
第一，着力提升初加工能力。加强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能力建设，推广应用先进的初加工技术和装备，如清洁烘干、分级包装、预冷保鲜等，减少产后损耗，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品质。例如中广核联合地方投资1800万元，在广西百色建成国内首个农产品原产地电子束保鲜示范中心，为周边农户提供电子束保鲜服务，使当地猕猴桃保鲜期从40天延长到100天以上，芒果储存过程坏果率下降30%~50%,助力实现农产品错峰销售和农民增收。
第二，加快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多元化、高附加值、营养健康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食品、休闲食品、功能性食品、预制菜肴等，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食物消费需求，提升农产品加工增值空间。例如，河南省漯河市实施“一龙头一基地一中心”发展战略，构建了包括预制切割、生制菜肴、熟制菜肴、方便速食和中式熟食在内的五大预制菜产品体系，已培育197家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和7000余家相关企业，形成了涵盖18大类、50多个系列的现代食品产业集群，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动能。
第三，积极推进功能成分开发。加强对特色农产品中功能性成分的提取和利用，开发保健食品、功能饮料、化妆品、医药中间体等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农产品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浙江桐乡的特色农产品杭白菊通过技术创新，成功提取黄酮类化合物用于医药中间体的药品生产，拓展了抗氧化、抗炎、抗菌等生物活性的高价值应用。石门镇白菊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5.5亿元，杭白菊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比重达2.69%,带动全镇菊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7000元，有效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与农民收入。
（三）向新业态延伸：拓展融合发展空间，实现产业功能与价值多元化
向新业态延伸，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农业生产的单一功能定位，扩展传统乡村产业发展边界，积极发展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村生态、乡土文化等资源要素深度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拓展乡村产业的功能和价值，开辟乡村产业发展的“非农价值”，构建多元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综合效益。新业态延伸是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和提升产业附加值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大食物观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具体而言，可以重点发展以下几种新业态：
第一，深化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机作业服务、农资统购统销服务、农技推广服务、智慧农业服务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例如，山东潍坊寿光市南河供销社通过“供销社＋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组织源兴农机专业合作社调运旋耕机、深松机、收割机等50多台现代农业机械，为64户农民提供小麦、玉米等作物从收割到播种的“一条龙”服务，带动村民增收14万元。
第二，加快构建乡村电商直播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直播电商等数字技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农产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开辟农产品销售新模式。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围绕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三大核心，已建成23处5800余亩数字化果园。2023年栖霞市累计网络零售额突破12亿元，其中以苹果为主导产品的农产品网售额达到4.35亿元，为打造现代农业、振兴乡村经济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第三，创新推进生态价值转化机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乡村优质的生态环境、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碳汇交易等新业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四川省雅安市通过推动竹产业与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建立“天府森林四库”并实施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9.42%,森林生态系统总碳储量达986.63万吨，生态旅游年综合产值约205.4亿元，有效带动山区林农增收和产业升级。
五
推进乡村产业体系多元化发展的政策优化
为保障上述“延伸路径”策略的有效实施，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支撑作用，本文提出在乡村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方面进行三个“转向”的政策调整建议。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打破传统农业政策可能存在的对单一化模式的路径依赖，构建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和大食物观战略相适应的新型政策支持体系。
（一）补贴对象转向：从“保产量”到“保价值”，精准支持多元产业发展
农业补贴政策是引导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为适应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趋势，农业补贴政策应逐步从“保产量”的单一目标转向“保产量、保质量、保生态、保价值”的多元目标，实现补贴对象的战略性转向，加大对多元产业发展的精准支持力度。补贴对象转向的核心要义在于，优化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结构，将有限的补贴资金更多地用于支持多元产业发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政策精准性。
第一，加大对杂粮、特色作物等多元食物产业的补贴力度。改变当前农业补贴资金过度集中于主粮生产的局面，增加对杂粮、油料、果蔬、菌菇、中药材等多元特色作物种植的补贴，鼓励农民扩大多元作物种植面积，优化种植结构，丰富食物供给种类。
第二，实施农产品加工环节补贴政策。针对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功能成分提取等环节，实施加工设备购置补贴、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政策，降低加工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鼓励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可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农产品加工设备给予一定比例的购置补贴，鼓励农户和企业更新改造加工设备，提升加工水平。
第三，设立新业态发展专项补贴。针对农业生产服务、乡村电商直播、生态价值实现等新业态，设立专项补贴资金，重点支持新业态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推广、人才培训等方面，降低新业态发展初期运营风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新业态的积极性。
（二）考核指标转向：从“重产量”到“重质量”，引导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
乡村产业发展绩效考核是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指挥棒。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多元化转型，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应逐步从“重产量、轻质量、轻效益、轻生态”的传统模式转向“质量、效益、生态并重”的新模式，实现考核指标的战略性转向，引导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从单纯追求产量增长转向更加注重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考核指标转向的核心要义在于，构建多元化的乡村产业发展绩效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推动乡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增加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品牌农产品产值占比等质量效益型指标权重。在乡村产业发展绩效考核中，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品牌农产品产值占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质量效益型指标的权重，引导地方政府更加注重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而不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
第二，纳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绿色发展指标。将耕地质量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资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等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绿色发展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推动乡村产业绿色转型。
第三，探索构建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产业发展特点，探索构建差异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避免“一刀切”，充分考虑区域发展差异性和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明确指出，“按脱贫区县、其他区县分别排序”的分级考核机制，构建更加多元化、精细化的考核评价体系，提升考核的导向性和激励性。
（三）支持重点转向：从“重生产”到“补短板”，强化产业链支撑能力
长期以来，乡村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而在产业链后端环节，如农产品加工、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方面，支持力度相对薄弱，产业链发展短板较为突出。为构建完整的乡村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政策支持重点应逐步从“重生产环节”转向“补齐产业链短板环节”，实现支持重点的战略性转向，强化乡村产业链的支撑能力。支持重点转向的核心要义在于，聚焦制约乡村产业链发展的突出短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完善产业链支撑体系，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一，将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冷链物流运输车辆、冷链物流配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将冷链物流设施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物流短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冷链物流设施的完善可使农产品的平均损耗率从19.7%下降到7.1%,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和保鲜能力，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约530亿元。
第二，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支持农户、合作社、加工企业建设标准化、现代化的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延长农产品保鲜期，减少产后损失，调节市场供需，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第三，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乡村地区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网络、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电商直播、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新业态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六
结论
破解乡村产业体系的单一化困境，实现其多元化发展，是有效落实大食物观战略、构建现代化食物供给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和战略方向。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乡村产业体系在大食物观背景下面临的产业结构、产品形态及经营主体的单一化困境，及其由此引发的生产与需求、产业与生态、产值与收益、政策与市场“四个脱节”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文章探索性地提出了向自然资源延伸以激活“非耕地生产力”、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以破解“原字号陷阱”、向新业态延伸以开辟“非农价值”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为保障这些路径的有效实施，本文进一步构建了补贴对象从“保产量”到“保价值”、考核指标从“重产量”到“重质量”、支持重点从“重生产”到“补短板”的政策建议。
推动乡村产业体系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是践行大食物观、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举措，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对于不同区域背景下多元化路径的适用性与差异化策略探讨尚不够深入，政策建议的实施效果亦有待未来研究通过更丰富的实证数据和案例进行量化评估与检验。未来，如何结合各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精准施策，有效激发地方主体参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支持政策以提升其精准度和有效性，将是持续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来源：清华农研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