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考卷落地时，那沙沙的声音惊动全场考生：他们是从幼儿园与我一起长大的，他们知道我年年三好学生，唱歌指挥，还在话剧《年轻的一代》中扮演过“小不点儿”，也算学生明星吧。

1964年，我初中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在报考高中时被拒绝了。因为父亲的原因（后平反）那时的高考指的是初中考高中。

高考考场前摆了三张桌子：农一师高中、塔里木农大、中等师范。三个招考老师分别收考卷。

我每门功课都头一个交卷。我填报考高中，交卷时三个台上人都冷漠地拒收我的卷子。

当考卷落地时，那沙沙的声音惊动全场考生：他们是从幼儿园与我一起长大的，他们知道我年年三好学生，唱歌指挥，还在话剧《年轻的一代》中扮演过“小不点儿”，也算学生明星吧。

此时却报考无门，被打入另册。他们向我投来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我被深深刺痛了。

我妈听说我交考卷时被主考官当场扔了卷子，除了痛苦和惊愕，最担心是我脑子受刺激。

她坐着马车走了三天，赶到疏勒县前进中学，安慰我，给我买最好吃的东西，接我回木华里。

我妈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聪明的健全的头脑。

我妈经历过社会的剧烈变化。“九.二五”起义时，她是骑兵团起义人员家属中惟一的上过师范，兰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在部队军官家属中也绝无仅有。对一个知识女性来说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太惨痛了。

我妈安慰我只一句话：忍着！将来让你的儿子上大学。

我心里默默叹道，妻子孩子，那是极其渺茫的事。我才16岁！谁知道今后是咋回事儿，前途暗淡无光。

我妈买了瓶昂贵的白酒五粮液，叫我累了抿一口解乏，手上起泡用酒擦擦。

她对我管教极严，从小到大父母亲不喝酒，也绝不叫我沾酒。

我把一言不发，给我准备了一把又轻又亮的坎土曼。坎土曼把子是枣木的，还用平日极其珍贵舍不得吃的清油，将把子抹得光滑油亮。

面对生我养我的双亲，我不能流露出丝毫痛苦、沮丧、绝望，但也实在说不出安慰他们的话，只有横下心来自己往前闯。

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这年10月，我怀揣工资介绍信到42团园林连报到。那介绍信上写着“学生工”。我将由学生变为军垦职工了。我并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多么艰辛和痛苦，也不知道走进这座熔炉给我一生的重大影响，连长漫不经心看了看我的介绍信，喊来护林员老杨说，你带着他去林带砍四根桩子搭张床。

保管员给了我几十亇钉子，我在连队院子里钉床板。没有人帮助我，也没人与我打招呼。我自己完成了工作后的第一件活--钉床板。

集体宿舍是低矮的干打垒房子。门是柳条编的，床上铺着干芦苇，一翻身吱嘎响。躺在床上可以看见屋顶上树枝缝中的星光，四处漏风。

正愁冬天咋过，又传来更阴冷的消息。全团集中劳力到十连挖拉拉玛大渠。

我心里直抖：能受得了吗！挖一天坎土曼，浑身酸痛，一夜手指曲缩，早上要用力掰开一个个指头。听说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挖大渠比连队劳动更苦更累。我暗中祈祷连队领导念我尚属少年学生工，挑选人员时能饶了我。但念名字时还是有“陈平”。

1965年元月，一千多人聚集十连，挖拉拉玛大渠。我已经忘掉了元旦生日，忘了刚满17岁，只知道自己三个月前由初中学生变成了农工。

我头戴长毛皮帽，腰系皮带，皮带上吊着吃饭缸子，斜挎一个大布袋子，那是用来收工回来捡柴火。没柴火夜里冷得挺不过去。

天不亮起来，看不清路也看不清人，只管跟着乱哄哄的脚步声和饭碗的丁当声走。太阳露头时，我们已经各挖各的工段了。

牛车送来早饭，尽管盖着厚实的棉被，苞谷馍又冷又硬。找几根干柴，燃起一小堆火，大家头顶头围着火堆把苞谷馍一个个立起来烤热，就着水煮白菜邦子吃得津津有味。

太阳像被蓝湛湛的天粘住了，怎么会粘住呢？天那么光滑那么晶莹剔透啊。挖了好一阵土，腰酸背痛，抬头一看太阳还在原来的地方。

冬天的太阳谁都喜欢，可它不能老呆在那里不走啊！它落了我们才能收工，才能顶着星星拖着麻木的双腿往回走。

头天挖的土层已上冻。我挖空冻层，用坎土镘背砸碎冻土，再一块块抱上埂子。我想了个办法，收工时用野草将开挖面盖住防冻，第二天就稍微好挖一点了。

夜里，三十多人挤在一间屋子，每人量好尺寸占地铺80公分。临时修建的房子，干打垒的墙又潮又冷，一烧火冻土融化蔌蔌地掉落下来。

有时墙土里冬眠的虫子一遇热气，夜里挣扎着爬出来，蠕动到人的头上耳根做客。太累了！头往草上一撂就呼呼大睡。只要那些丑陋的不速之客别往鼻孔里钻，就给它们自由平等博爱。

人们累得连聊天说话的气力都没了，马灯一暗，一片鼾声。我那瓶五粮液两天后就被“共产”，幸亏还有母亲炒的肉丁辣子酱，可以蒙着被子偷着就着苞谷馍吃。

而白天去挖渠必须把瓶子带上，揣进怀里扎上腰带，因为所有的门都没锁。

那天，我正在挖渠，施工员孙祜来检查质量。他用水平仪观测，叫我帮着扛标尺。我高兴地一会儿跳下渠底，一会儿蹬上埂子。

孙祜乘没人告诉我，我父母私下求他照顾我，如果需要扛标尺的学徒，务必想到我。他问我愿不愿意“扛尺子跑戈壁滩”，我连声说愿意。只要不挖坎土镘干啥都行！

1965年冬，场领导决定成立测量组，编制4人，属基建队管。组长孙祜，此时是光杆司令，手下无兵。需要选调三人。

测量组长孙祜认识我父亲，问父亲“儿子愿不愿意搞测量？”父亲问我，我毫不犹豫答：“只要不挖坎土曼，什么工作我都干！”

测量组进了三个年轻人，都是农场子弟。同时借调了一位精通测绘的黄埔军人，五个人扛着测绘仪器到荒无人烟的铁力木荒原，开始测地形图。

那位精通测量的黄埔军人拿出一本教科书《测量学》，成为我们的教材。我们边学边干。

短短一年多，我把《测量学》啃了下来。水准仪、经纬仪也基本可以简单操作。

不久，两位年轻同事调走了，测量组只有组长和我两个人。“一招鲜，吃遍天”；到连队被人称呼“技术员”。

常常是我一个人指挥几台推土机开荒，也有机会接触新的场领导，后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先进典型……

老班长（组长。那会我们把没有领导职务年龄大的老同志都称呼班长）痴迷两样东西：《三国演义》和酒。这是蜀人本色，三国故事，蜀人老少皆知；五粮液、泸州老窖誉满天下。

在塔里木大沙漠里，罕有的阵雨是荒草的唯一生命之源；在精神世界的沙漠里，老班长的神侃成为我年轻的心灵汲取的唯一滋养。

中国的古典文学充满了做人的道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听老班长评价《三国》人物，我逐渐懂得了如何做人，做堂堂正正的人。他是影响我一生的第一位老师。

1969年12月，我刚被“选送”到值班二连，还没有缓过神儿来，连军训都没来得及展开，就接到农三师命令：42团抽两个排的值班战士，组成工宣队赴图木舒克。命令很突然，出发很迅速。

到51团后，开完动员大会，工宣队被分成十几个工作组，我们四个人被分到英买里分场四大队。

大队地名切克沙德尔，据说是人名。人口近700人，仅有一个汉族人。分三个小队，一小队是大队长的亲戚多，二小队是书记亲戚多，三小队多是外地迁来户。

我们模仿当年土改工作组的方法开展工作。

不久，英买力分场党委决定调我到分场办公室工作。原因是分场党委书记王祥说我“文笔流畅”，决定在工宣队几十人中选调我。

我只上过初中，从1965年底时开始写日记，从不间断。大多是学毛选的体会。坚持数年，果有进益。日记是一气呵成，先要打好腹稿。我逐渐养成了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习惯，养成动笔之前先周密思考的习惯。

没想到王书记发现了我。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非千里马，也没长嘶于盐车之下，王祥书记却发现了我。

在英买力分场工作的半年是我收获最多的半年，我发现维吾尔同志逊于理论思维，而形象思维艺术思维非常丰富非常发达！我开始下功夫学维吾尔文字。

命运赐于我一个天才的老师。他叫宋赴前，中央民族学院维语系毕业。刚出校门就被发配到图木舒克接受“再教育”，分配给王祥书记当翻译。

他细条个儿，戴着眼镜，一幅文弱书生的样子。为人彬彬有礼，非常朴实。

他给我教维文是一脸老学究的严肃认真。先从字母开始，28个字母，32个发音，一个个过关。有时一个舌弹音发音不准，他立即拉下脸来：“发音不准！重来！没事舌尖不停地舔门牙，卷舌吐音！”

幸亏我在夏巴扎背着王书记那个胖小子逛巴扎学了点维语，有点基础，很快过了发音、书写两道大关。

接着是语法。初中三年，我学了三年俄语而且成绩优秀。他教的维语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三个时态等，我一听就懂。

他十分高兴，加快了教学进度，很快由单句到了复句。严肃中也有活泼。

他讲了图木舒克翻译们的笑话：汉族干部下象棋，说“今天我们决一雌雄”。旁边的维吾尔族干部问翻译“啥叫决一雌雄？”翻译想了想说“决一雌雄”就是“分清是公的还是母的”。

又问“胸有成竹”啥意思？翻译有点为难，因为新疆没有竹子，灵机一动就翻成“肚子里一根芦苇。”那位干部听了心里想：“分清公母、肚子里有芦苇那不就成了牛羊啦！”

大笑之后，我的学习兴趣更浓了。我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学习维吾尔语言。对队里的工作渐渐失去了兴趣，也不再尽心尽力了。

奇怪的是王祥书记从不批评我“工作怠慢”，反而尽量给我少安排工作，使我有更多时间学习维吾尔文字，我的劲头更足了，宋老师十分赞赏我的聪明好学，教得特别认真。

1970年10月，工宣队结束了在图木舒克的“支左”任务，接到通知返回42团。

我没有想到我学的那一点点维吾尔文，在命运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回到2连不久，我当了代理司务长，因会维吾尔语，能在维吾尔老乡家买到清油，后转为连队正式司务长兼统计，成为排级干部。

1973年，42团要集中人力、财力修拉拉玛大渠，我被抽调过去当施工员。

在拉拉玛这片荒野上，我遇到了上海支青顾昊天。他身材高挑，宽肩长腿，穿上一身草绿军装，再配上一脸自信的笑容，活脱脱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的最佳模特。他内心世界特别丰富、高雅，文学素养很高，尤其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很不一般。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经常给我讲世界名著里的故事以及他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

特殊时期结束以后，我一趟趟往喀什新华书店跑，把在拉拉玛荒原夜里听顾昊天讲过的那些大师的书，一本本都买了回来。像《羊脂球》《基督山伯爵》《最后一课》《红与黑》《悲惨世界》等等。这些不朽的名著，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工程结束，我回到42团2连，还是当统计员。从那以后，我到处找书看，还写新闻稿件，就这么走上了文学之路，后来又成了报社编辑、师宣传处处长、兵团史志办主任等。真得感谢顾昊天，是他给我完成了这场惊人的文学启蒙。

那时团场对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各连用电话线通高音喇叭，规定时间断电话，听广播。各连成立通讯报道组，负责给团广播站写稿件。

二连有上海支青，宁波支青，高中生不少。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都对写广播稿不感兴趣。指导员动员也没有效果，于是找到我。我成了团宣教科挂名的新闻通讯员。

我写稿满腔热情，常常白天写好了稿子，天黑骑车去团部广播站交给广播员“阿兰小姐”。“阿兰”上海支青，叫邵茹兰，为人热情，工作认真。常在头条播出我的稿件。我的名气逐渐大了。

1972年夏，农三师在喀什办了一期新闻学习班，短短七天，请《喀什日报》《新疆日报》编辑、记者讲课。

那一批五六十年代分配到新疆工作的知识分子有真才实学，有新疆生活的丰富经历，讲课水平很高。新闻稿的导语，主体，结尾；“倒金字塔”结构；散文式通讯等等。“听君一席肺腑语，胜吾十年映雪功”。参加新闻学习班使我系统学习了新闻理论，写作水平显著提高了。

1974年底，在2连迁往古鲁巴克时，我是惟一被抽往学校当老师的干部。我到学校教维吾尔文。学生们向贫宣队提出：英语是资产阶级语言，维语是贫下中农语言，要求学维语。我于是脱颖而出，进了人人向往羡慕的团部中学，当了老师。

那些年社会变化巨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平反冤家错案，落实政策；支青大返城。一时间，许多好工作岗位上的人纷纷离开了，农场子弟开始挑大梁了。

机遇永远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的“捡漏”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1982年新疆兵团恢复，农三师师部在喀什市成立。我被调到师部宣传处当新闻干事——此前，我的一篇通讯《老团长》在《喀什日报》发了一个整版。这在当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大环境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毕竟只有初中文凭。

1975年，42团会玩水准仪者仅三人：孙祜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师兄赵建新当了基建连连长，只有我年轻力壮，懂农田水利测量，出自冷门，无人竞争。孙祜极力推荐我，主管生产的副团长樊同吉，关键时刻帮了我，我顺利地调入了团生产科，不久被任命为基建参谋，又回头从事测量工作。

那些年社会变化巨大，平反冤家错案，支青大返城。一时间，许多好工作岗位上的人纷纷离开了，农场子弟开始挑大梁了。

机遇永远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82年新疆兵团恢复，我的人生发生重大变化，农三师师部在喀什市成立，我被调到师部宣传处当新闻干事，进了南疆第一大城市喀什。——此前，我的一篇通讯《老团长》在《喀什日报》发了一个整版。这在当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大环境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毕竟只有初中文凭。

农三师开办《叶尔羌报》，我担任了主编，兼《新疆军垦报》常驻记者，开始了正规的新闻报纸生涯。常去乌鲁木齐开会，学习，采访；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朋友圈”大多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文曲星”。

1989年，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破格由副主任科员提拔为三师宣传部副处长。

1996年，在喀什我给著名作家余秋雨当了两天导游。介绍了前苏俄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大巴扎，清真寺，香妃墓等名胜，特意带去看徕宁城遗址。余老师临走特意嘱咐，把你这两天讲的故事写出来，就是一本好书！取名《天下第一城》。

同年，我又陪著名作家陆天明四天，走访团场，一路讲故事。陆老师回乌市在文联座谈会上说，将来可能写出最能反映南疆垦区生活的作家，可能是三师文联主席陈平。我的《走过喀什》《昆仑岁月》就是对两位老师的答谢。

90年代，三师组织处伍处长调到兵团纪检委任常委。组织部是党委管理干部的部门，注重考察选拔干部。我和伍处长很少打交道，偶然坐车出差，他总是被我讲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偶然叹一句“你太不容易了……”

1997年，伍常委打电话问“愿不愿意到兵团纪委办刊物？内部刊物《兵团纪检监察》？”

我浑身一激灵，立刻回答：“非常感谢！非常愿意！”立刻把我认为最满意的作品复印，托人带给伍常委。

兵团组织部商调函发到三师。我调到兵团纪检委负责编辑《兵团纪检监察》杂志。终于进了以前很久可望不可及的新疆第一大城市乌鲁木齐。

《兵团纪检监察》是内部刊物，政策性很强，稿件审查严格，具体编辑业务就我一个人。兵团纪检委风气正，大家自律意识强。

对办刊要求很高，我深感责任重大。

过了大半年，兵团决定对机关部门的内部刊物进行整顿，有的要停刊。我立刻想换个“冷门”，走文学写作的路子。

那天，在午饭时往机关食堂走路上，碰见办公厅万副主任。他前一年到农三师慰问地震灾区，我陪他工作了两天。

我立刻拦住他：“能不能给我换个工作？”万副主任快人快语：“史志办有个处长超过退休年龄两年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工作要找个熟悉兵团的老同志。你愿意去吗？”

“愿意！太好了！”“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不！不！现在就可以定！我就想找个冷板凳坐一坐！”

现在想一想，如果我工作最后十年不从事“司马迁的工作”，我的写作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我的书也不可能在国家一流出版社出版。我也不可能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奠基西部》《兵出南泥湾》《王恩茂》《我的父亲母亲》中接受采访出镜头了。

陈平，笔名陈新元，新元。1948年元旦生于喀什伽师县，父亲为国民党四十二师骑兵团连长，参加九二五起义。本人1964年参加工作，在农一师，三师工作33年。当农工，测工，教师，新闻干事，宣传处长，文联主席等。发表新闻，文学作品五十余万字。1997年调兵团史志办处长，兵团民协主席。参与多部师，团志，老干回忆录审读工作。2008年退休。曾参与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奠基西部》《兵出南泥湾》《王恩茂》等策划，接受采访工作。现居乌市。个人专著散文集《走过喀什》兵团史专著《拓荒者》纪实文学《大漠足音》《昆仑岁月》等。

来源：修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