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王淦昌

摘要：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九三学社西安市委员会特邀王淦昌外孙、九三学社社员王宁之撰写纪念文章，并精心制作了同名电视专题片，铭记历史，同心奋斗，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九三学社西安市委员会特邀王淦昌外孙、九三学社社员王宁之撰写纪念文章，并精心制作了同名电视专题片，铭记历史，同心奋斗，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

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07年，王淦昌在江苏常熟诞生。自幼父母双亡的他凭借对科学的热忱，一路拼搏，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随后，他远渡重洋，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抗战时期的王淦昌先生，在艰难困苦中坚守科学理想，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微薄之力为中国的科学事业撑起了一片天，也为日后中国核物理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石。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奋勇前行。

我是王淦昌先生的外孙，我叫王宁之，曾任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我1997年12月入社，是一名有着28年社龄的九三学社社员。

我的外公王淦昌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国家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1998年去世，时年91岁。去世之前，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随着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弘扬科学报国的科学家精神，有了许多关于外公事迹和精神的报道和介绍，人们才知道他也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的主要研制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幕后功臣，他的功绩和成就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我的母亲是王淦昌先生的二女儿，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外公的身影并非总是清晰。我们一家长期生活、工作在西安，后又移居南京，所以我们并没有一直与外公生活在一起，但他早年求学奋斗、立志科学报国、获得累累科技成果的事迹和精神，母亲还是经常向我们谈起，因此从小我们就对外公满怀崇拜和敬意。

抗战初期，正是外公从德国学成之时，想到祖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不顾导师挽留，坚持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不久，日寇的铁蹄就踏破了校园的宁静。浙大被迫西迁，外公带着全家人，跟随学校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流亡之路。

外公带着家人随浙大一边长途跋涉一边上课，非常艰辛。面对师生们高昂的抗战热情，外公深知国难当头，民族需要什么，于是，在他的物理教学中，特别增设了一门“军用物理”课程，培养学生的军事知识。母亲说，外公点着油灯备课的身影，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他倾注心血，将物理原理与抗战实际相结合，教授学生们实用的军事知识。这门课在当时师生中引起了极大反响，点燃了学生们科学救国的抗战激情。至今，仍激励着九三学社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之光铸就民族复兴的辉煌梦想。

西迁到贵州一带，总算暂时安定下来，但外公的身体也累病了。为了养病，校方减少了他的授课，外婆还从老乡那里买了一只奶羊挤羊奶给他补身体。母亲说那段时间，经常能看到外公带着书和资料，牵着奶羊在校舍后山坡放羊看书。在那段难得平静的日子里，外公养好了身体，也提出并发表了有关探寻“中微子”方法的论文。从外婆和母亲对那段经历的回忆里，我们对外公的爱戴更加深刻了。

小时候母亲会利用暑假带我们兄妹去北京看望外公，尽管他工作很忙，但见到外地来的子女总是很高兴，关心地询问我们的学习和成长，甚至抽空带着我们去颐和园等地游玩，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1956年，一封密电传送到了外公当时所在的实验室，从此，外公从大众视线中消失无踪。他化名王京，参与国家核武器研制，我们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少了。那段时间外公经常要坐火车来往于研制基地和北京之间，路过西安有时也会短暂停留，但由于保密，我们就是知道也不能随便去探望。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忽然接到电话，说北京的王京同志来西安要见我们，母亲知道是外公路过西安，连夜带着我们去宾馆相见。还有一次，外公和外婆一起从北京回基地，还给我们带了礼物，但在西安不作停留，于是我们只好赶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相见，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这几次难得的见面，使我至今难忘。随着我年龄渐长，我才明白，外公“以身许国”的背后是多么坚定而伟大的信念。

关于外公以身许国、隐姓埋名参与研制核武器的事迹有着多方面的报道，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外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基本粒子物理，并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是这方面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两次与诺贝尔奖有关的探索新粒子的研究，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成果，都是基本粒子物理方面的课题。而研制核武器对他来讲，相当于中断了从事多年的本专业的研究，转入了另一个核物理领域。当时外公已经50多岁了，可他却毫无怨言，义无反顾，一干就是十几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无限探索、报效祖国的科学家胸怀值得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学习和传承。

外公的一生，致力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时时刻刻关注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新动态，与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3位科学家一起，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促成高科技发展纳入国家大政方针，由此，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诞生。

结束核武器研制工作回来以后，外公就把主要精力和科研重心转移到和平利用核能服务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正如许多与他共事的老一辈科学家介绍的一样，早在1964年，当时激光技术刚刚在国际上得到应用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可以利用激光打靶方法来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可能，提出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理论，并付诸实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筹建了国际上第一个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机构，这是他在国际上独立提出的科学理论，也是他后半生为之不懈奋斗的未竟事业。外公说过，受控核聚变是解决世界未来能源问题的重大课题，世界各国都在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于他的这一研究，我不是很懂，但我有幸参与了另一项由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7个国家联合进行研制的受控核聚变工程——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ITER）计划，该工程的研制装置设在法国，我国主要参与者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所。我们公司为该工程提供能源变压器，我是变压器设计的主要参与者，目前我们的变压器在法国安装成功。能参与这一项与外公的研究异曲同工的工程，我心里是非常自豪的，也算是晚辈对外公未竟事业的一点告慰吧。

外公对我们后辈的学习非常关心，一有机会就要求我们给他写信，汇报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而且我们写给他的每一封信，他都认真回复。他对我们最多的希望和嘱托就是从小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特别要培养学科学的兴趣，他说兴趣是学习科学知识的动力。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工作后到北京看望他，当他听说我是从事输变电设备的设计工作时，非常高兴，还说他也在为我国的电力事业工作。原来那时，他正在参与指导我国第一个自主建设的秦山核电站建设工作，当时我对核能发电知识了解甚少，他就给我讲解了关于核裂变、核聚变和核能发电的一些科普知识，并嘱咐我要深入了解核能发电的特点，努力掌握它与输变电之间的关系，制造出满足核电要求的可靠输电产品，使我受益匪浅。

在他病重住院的时候，我正好被公司委派去德国西门子参加直流输电设备制造技术学习，路经北京，前去医院看望他。他当时已经卧床不起，可当他知道我要出国学习时，竟然高兴得不顾手上还打着吊针，向我翘起大拇指，夸我有出息，嘱咐我要珍惜机会努力学习。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感慨万千。

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员，我深知外公与九三学社的深厚情缘。他是九三学社的杰出人物，他的身边，还有着陈芳允、邓稼先、程开甲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心系国家、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九三学社先贤。他们那一代人，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学术报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隐姓埋名投身国防，在改革开放后又聚智聚力推动“863计划”，晚年仍孜孜不倦探索受控核聚变解决人类未来能源问题。这种精神，正是九三学社人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外公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从未走远。他在抗战期间坚持教学的身影，他那探索科技未来“无尽追问”的神情，还有他深植于心的那份九三人的家国情怀，像一盏不灭的灯，始终照亮着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