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等高考完你们就解放了”，这句曾被不少学生当做“盼头”的老生常谈，近几年已成为被调侃、“祛魅”的对象。考上大学就一劳永逸的传统观念大为消解，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们教育理念的转变，对大学入学的定位逐渐由“终点”转向“起点”，“大中断层”问题也受到了

□黄文迪（中国人民大学）

“等高考完你们就解放了”，这句曾被不少学生当做“盼头”的老生常谈，近几年已成为被调侃、“祛魅”的对象。考上大学就一劳永逸的传统观念大为消解，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人们教育理念的转变，对大学入学的定位逐渐由“终点”转向“起点”，“大中断层”问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今年暑假“高大衔接班”的热潮日盛，虽体现出对“高大衔接”这一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的积极回应与探索，但要给出更好的答案，还需跳出“班”来看待，把握考量与选择的珍贵主动权。

暂且拂去对其生意经成分的讨论，高大衔接班背后反映出的需求和现实是实打实的。高中课程改革持续进行过程中造成的教学内容脱节、新高考“3+1+2”或“3+3”模式带来的“结构性缺课”问题、不熟悉学术与办公常用软件、缺乏关于生涯规划的科学认识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暴露在断层的切面上。而市面上一些衔接班提供的课程服务，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但客观来讲，高大衔接班实际能起到怎样的效果，确实值得怀疑。

首先，“高大衔接班”这一提法本身，就折射出思维与教育衔接的某种错位。以四六级为例，作为大学生普遍需要参加的考试，网络上已有大量免费学习资源，是否真的需要报衔接班呢？此时购买的，或许并非是知识本身，而更多是“衔接”这一承诺性符号带来的心理溢价。高中和大学出现脱节，原因之一便是基础教育过于强调把知识“打包”给学生——而“高大衔接班”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一个可以“购买”或“完成”的课程任务，不正近似于再一次的打包吗？它带来一种暗示：只要上完这个班，就能顺利过渡。但这一暗示的可兑现程度是可疑的。这有可能使家长为焦虑所遮望眼，而忽视重要的现实：大中之间真正需要衔接的，远不止是几门课程的知识、几个软件的使用技巧，还有思维和理念。

同时，如果“报班”被视作解决大中衔接问题的默认方案，无形中便陷入了“报”与“不报”的二元对立。然而，大中衔接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其成效理应具有普遍性与整体性——无论学生是否参与付费课程，都应能获得必要的支持与引导。商业机构主导的衔接班潜藏着“教育产业化”的隐忧，其费用可能将部分家庭拒之门外，甚至悄然将“衔接”异化为一种隐形的“抢跑特权”，加剧教育不公。风物长宜放眼量，面对这一系统性挑战，公共教育部门与高等院校应超越市场逻辑，承担起更为主动和根本的责任。自2021年起，复旦大学面向上海市高中生开设“周末学堂——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中先修计划”，高中生可利用周末前往复旦上课；华东师范大学上线了《大学数学预备知识选讲》等衔接课程，供准新生免费提前学习。通过更多此类向好尝试来推行系统性的课程改革、开放共享的先导资源与普惠性的支持体系，才能让衔接的桥梁更好地载渡广大学子。

如何做好高大衔接，还需跳出“班”来看；需要得到衔接的，远在知识之外。

譬如，对“一揽子”衔接班的盲目信赖，就是应在衔接过程中被逐步摆脱的思维。高中教育往往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被管理”过程：学习内容、时间安排等均受家长、老师、学校等的规定，而大学则是一个高度“自我管理”的阶段。从自律到他律，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负责”，就是大中衔接的关键一步。重要的不仅是大中衔接这一问题，还有——它本身就是一种“衔接式”的成长，一种主动为人生掌舵、而非将选择权外包的负责态度。

与此同时，甄别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等核心素养，也是大中衔接阶段亟需播种与培育的。从中学到大学，从接受清晰的路径到驶入复杂的现实肌理——这要求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审视”，不再满足于“是什么”，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和“怎么样”。正如，面对“高大衔接班”的宣传，能否冷静分析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价值，又有多少是焦虑的贩卖？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石，更是未来公民在复杂社会中独立思考、理性决策的必备技能。

“高大衔接班”等机构或许能提供一种选择，但衔接如同“架桥”，桥终究需要人自己来走。一座桥是否靠谱，有没有必要，通向何处，都需要亲自审视、选择并承担后果。当社会各方——教育者、家庭、学生自身、诸多关心者——共同建设教育衔接生态，当更多理性思考、科学指导和人文关怀投入其中，我们大概能够想象，这座成长的桥梁真正稳固而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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