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马驰主任

摘要：今年8月，“白浪情”新组建了“发展群”，短时间内聚集了100多位成员，吸纳的铁二代中，不少是原部队老领导的子女，其中马松是原铁一师政治部主任马驰的长子，我们建立微信联系后，他应我的请求，给我提供了马驰主任的简历及珍贵照片，让我回忆起那些与马主任相处的往事，深切

作者：张恒志

今年8月，“白浪情”新组建了“发展群”，短时间内聚集了100多位成员，吸纳的铁二代中，不少是原部队老领导的子女，其中马松是原铁一师政治部主任马驰的长子，我们建立微信联系后，他应我的请求，给我提供了马驰主任的简历及珍贵照片，让我回忆起那些与马主任相处的往事，深切怀念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老首长。

马驰，出生于1925年3月，河北蠡县人，1940年在华北联大参加革命，1945年为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员，1947年5月入党，1950年任华北军区高炮师俱乐部主任，1951年初任志愿军20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同年6月入朝参战，1952年回国治病后，任《解放军文艺》编辑。

1954年调铁道兵，历任《铁道兵》报社编辑，铁道兵一师二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铁道兵政治部文化部科长，铁道兵一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长沙铁道兵学院、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研究部研究员，1982年3月离休，2013年12月去世，享年88岁。

马驰主任是1969年底从铁道兵政治部文化部调到一师工作的，开初任政治部副主任，1971年4月任政治部主任，直至1977年7月离任调长沙，在长达6年时间里，我一直在马主任麾下工作，认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水平、有修养、有激情的老领导，对他一直很崇敬。

我初识马主任是1971年7月，我刚从二团宣传股见习干事的任上调师政治部写作组，不满二十岁，是当时政治部最年轻的干部，马主任和其他领导对我比较关注。马主任身材高大，声音宏亮，形象威严，又听说他早年是文化干部出身，发表过“第一声汽笛”、“武夷山纪行”、“黎湛铁路再不是地图上的虚线了”等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是铁道兵有名的儒将，不免有些敬畏之感。

平时对马主任敬而远之，很少接触，他也很少到我们写作组来，有一次他有事上门，也仅仅站在办公室门口，向组长杨兆明吩咐了几句，就转身离去，觉得这首长架子大，不好接近。

直到当年年底，马主任带队到一团“杨连第连”搞教育试点，随行的有宣传科郝维瑄科长、刘建荣干事和我。在连队时，马主任谈笑风生，和颜悦色，很有亲和力。

闲聊时，马主任对我说，听人说你很喜欢辩论是吗？我说我参加过文革，文革中最时兴的是两派辩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由让我和人打交道时流露出来。马主任在吃饭时，又笑着说，我儿子马松打乒乓球回来向我诉说，政治部的叔叔都给他让球，就是张恒志不让，是不是啊？我说是，我本来球艺不高，好不容易排队打几个球，让给小孩们，我就过不了瘾了。当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比马松这些小字辈也大不了多少，马主任当时对我回话实话实说，似乎很赞许。

马主任有二子一女三个孩子。谈到马松，我顺便问马主任，三个孩子的取名有何讲究？马主任说，三个孩子都在301医院出生，取名时在医院周边三条马路的名称中取一个字，马松取五棵松中的松字，女儿取玉泉路中的泉字，小儿取永定路中的永字，我听后连声说，妙！妙！郝科长和刘干事也恍然大悟。

马主任夫妇与三个孩子在一起。

马主任与长子马松

在“杨连第连”搞教育时，马主任曾几次给干部战士讲课，他知识丰富，口才出众，深入浅出的讲话让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从这时开始，我对马主任产生了敬佩之情，平时师机关的干部战士也都喜欢听马主任讲话。后来听说马主任离休后，石家庄铁道大学等地方单位常请他去作报告，很受欢迎。

马主任是师党委常委，平时参会多，出差多，与政治部的同志们接触相对少一些。他说，我了解干部的途径之一，就是下部队时，轮流带一些科长、干事，通过一起工作，增加接触和了解。马主任在办公室最喜欢看地图，他当主任后，给他调了一间较宽敞的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给他挂了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我们到办公室去时，常常看见他站在地图前仔细端详。

马主任在拉练途中学习。

马主任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坚持写日记，我问他每天都写，有那么多可写的吗？他说，有话即长，无话则短，有时只记一句话。马主任文字水平高，科长、干事们起草的文件、材料送他审阅时，生怕他挑毛病，打回来。其实马主任审阅文件很认真，很细致，但他从不在送审稿上胡乱涂改，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对提高文字水平很有帮助。

马主任（左一）与邢参谋长（中）在一起。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政治部写作组撤销了，成员按原部门分配，唯独我被分到秘书科任秘书，按马主任的说法，秘书科增配一名秘书，就是搞综合协调，并充当政治部的机动人员，协助各科室完成突击性、临时性任务。从这时候起，我和马主任的接触就多了，工作就忙了。

我常常参加师里召开的重要会议，起草政治工作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有时也随马主任下部队搞调查研究。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底那次。铁道兵拟召开政治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师上报两份调查报告，一份是一个团政治处的，一份是一个连队的，马主任带着组织科长白恩明、副科长杨兆明，秘书科副科长钟明喜和当秘书的我到四团，宣传科长郝维瑄带两名干事到五团五连。工作开展不久，郝科长给马主任来电话，要求将我调过去，马主任答应了，随后就带着我去五团五连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并将我留下来。

我和郝科长是“忘年交”，特别是1974年在宣传科配合工作大半年，在他指导下写的材料有的被上级机关转发，有的见报，他对我很信赖，几次想调我到宣传科都未如愿。他后来调走了，我到长沙和襄阳去看过他，他和黄阿姨到武汉也来我家做过客。这一次搞调研，他点名要我去，我也是特别卖力，在很短的时间拿出了“调查报告”，上报铁道兵后被会议印发，四团的材料未被采用。

作者（前排左）与郝维瑄科长（前排中）在洛阳唯一一张合影。其它人是师宣传队领导。

马主任在北京开完会返回后，对我说，幸亏把你调到郝科长那里，否则，上报的材料就剃光头了。后来铁道兵西南指挥部要调我，师领导不愿放，以我是城市兵，不安心部队工作，拟安排下连队锻炼为由推脱了。马主任跟我谈话时说，师领导早就想安排你下连队锻炼，但工作一直走不开，这次下决心让你下去，经历一下基层单位工作，对你今后是大有益处的。1976年8月份临走时，马主任等领导和同事们在机关大楼前为我送行，1977年元旦之夜，马主任专门给我打来电话，亲切的话语，爽朗的笑声，像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在马主任手下工作，他对我的批评不多，但有一次的批评对我印象很深。那是1975年初，兵部下来一位秘书，分配在秘书科，一天陪他去家属院串门时，碰到后勤部一位副职领导，他问我此人在你们科怎么安排，我随口回答可能要当副科长吧，没想到这位老同志碰到马主任，竟然询问这件事。随后一次会议前，马主任把我叫到身边问我，×××的副科长命令下了吗？我回答没有啊。马主任不高兴地说，没下命令你怎么能随意说呢？今后要慎重啊。马主任的批评像重锤字字敲在我心里，让我记了几十年。

在马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发生了两起比较重大的事件。一起是1975年底，师干部子女下乡插队后转点，有的还招了工，被人举报，受到铁道兵党委的通报批评，师宣传科新闻干事为此写的报道“扎根还是拔根”被《湖北日报》用一个版的篇幅刊登。

另一起是1976年初，在追查所谓“反革命谣言”时，政治部一位现任中层干部和一位前任中层干部在一起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被告发，层层上报到时任总政主任张春桥那里，这位“军师”批示“彻查严办”，两人先后被拘留审查。这两起事件在铁道兵和师里搞得沸沸扬扬，议论纷纷，马驰作为政治部主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段时间，马主任眼袋明显肿大了，白发增多了，心情很压抑。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月中旬，为了迅速扭转郑州铁路局生产运输的被动局面，党中央决定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派铁道兵到郑州铁路局及所属分局开展整顿工作。铁道兵一师分两次派出83名干部，由副政委徐恒、政治部主任马驰带队，领导成员还有司令部刘造华副参谋长、政治部袁汝臻副主任、后勤部霍永福副部长，赴河南洛阳铁路分局帮助工作。

我当时在连队任指导员不到半年，被马主任点名抽调到分局机关工作。在洛阳铁路分局的八个月，是我和马主任相处比较多的一段时间。

在这里，我随马主任到各站段的工作组检查指导工作；按郭维城副司令员的指令，马主任带着我和分局领导一起到分局重灾区宝丰车务段、临汝车站搞整顿，改变这个“无人管理站”的落后面貌；在生产逐步转入正轨后，随马主任到洛阳火车站开展整党试点，每到一处，他的思想方法、工作能力、演讲水平都受到广泛赞誉，作为一名年过半百的师级领导，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与干部职工打成一片，也令人敬佩。洛阳分局能迅速改变面貌，是工作组全体同志勤奋工作的结果，也凝结着副组长马驰主任的心血。

在洛阳火车站搞整党试点时，我们工作组的几位同志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分局招待所里。休闲时，马主任到书店买来新出版的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和军旅作家魏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著《东方》来看，我有时也厚着脸皮向马主任借来看。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谈天说地，气氛比较融洽。

有一次在散步途中，广播中正播送“我们工人有力量”这首老歌，马主任边听边轻声哼唱，问我们，这首歌是谁写的？我回答是马可，马主任说对，就是这位喝过延河水的音乐家。我说，他叫马可，和您的名字比较接近，所以您对他印象深。马主任说，马可不是他本名，马驰也不是我的本名，都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改的。马主任参加革命工作后曾在剧社工作过，有一些文艺细胞，听说他爱好京剧，高兴了能有板有眼唱一段，可惜，我们这些部下没目睹他的才艺展示。

在洛阳分局工作即将结束之际，铁道兵党委对一师领导班子作了部分调整，马驰主任被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研究部任研究员，袁汝臻副主任接任政治部主任。命令公布后的一天晚上，马主任来到我的办公室兼卧室交谈，他回顾了在一师工作七个年头的经历，谈到动情处，他眼里噙满泪水。

过去他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觉得他也是一位情感充沛的人。我劝慰老首长说，今年您才52岁，阅历很丰富，精力也很充沛，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到院校搞研究工作，抽时间写写回忆录，搞点创作，正好发挥您的特长，未必不是好归宿。这些年政治风云变化莫测，难以预料和把握，不要把烦心事放在心上，只要问心无愧，时间会证明一切，功过是非自有公认。听了我的话，马主任含笑告辞了。

师团领导在师部大楼前合影。马驰（前排左一）。

马主任调到长沙后，不久我从连队重返师政治部，先后在秘书科、组织科任职。虽然离开了马主任，但我时常记惦着他。1979年春节后，我旅行结婚，首先想到的是去长沙，那里有我的老首长马主任、郝科长，还有老战友张俊初。

我们小俩口到马主任家看望时，他们二老很高兴，设家宴热情款待。饭后，马主任与我畅谈，陈萍阿姨领着我妻子在另室谈私密话。陈阿姨也是1951年入伍的老兵，原是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长，与马主任随调在师机关门诊部工作。她与马主任相濡以沫几十年，2024年11月去世，享年90岁。

马主任夫妇在晚年。

兵改工后，我调武汉工作。1985年，我到石家庄开会，和原师保卫科长，后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邵更新相约一起到石家庄干休所看望马主任，陈阿姨又为我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7年11月，石家庄铁路工程学校举行新校区落成典礼大会，邀请有关单位参加，因想前去看望十多年未见面的马主任，我自告奋勇前去参会。

我和随行的办公室主任特意在石家庄干休所门前的“军兴宾馆”住下，抽空到马主任家和原一师干部科长，后任干休所政委的王荣生家看望，请马主任、王科长夫妇到市内一家酒店聚餐，席间回忆往事，感慨万端。第二天上午，马主任专门到宾馆来看我，和我进行了长谈交流，老首长还专门带来相机，让办公室主任为我们摄影留念，这是我和马主任唯一一张单独合影，照片洗好后，马主任寄给我，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我一直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