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着眼于社交媒体成瘾问题,聚焦中国社交媒体中青少年模式的部署,强调平台干预的特殊作用。通过田野观察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微博、知乎和小红书等平台上有关青少年模式的使用体验和讨论进行了主题分析。研究发现,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不适配的内容、容易绕过的漏洞、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5年第3期“媒介研究”专栏
作
者
赵国宁: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概
要
【摘 要】本研究着眼于社交媒体成瘾问题,聚焦中国社交媒体中青少年模式的部署,强调平台干预的特殊作用。通过田野观察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微博、知乎和小红书等平台上有关青少年模式的使用体验和讨论进行了主题分析。研究发现,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不适配的内容、容易绕过的漏洞、算法驱动的持续上瘾与替代沉迷,以及由该模式引发的家庭冲突,使得青少年模式在遏制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和成瘾方面效果有限。但令人意外的是,研究发现了青少年模式溢出边界的作用,即用户将青少年模式当作粉丝投票、过滤冗余内容和功能、规训各年龄段社交媒体使用的工具,用户还进一步对防沉迷系统提出了覆盖更多平台与更广年龄段的需求。此外,研究还发现,平台在利润追逐、法规遵守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冲突中仅仅是表面妥协。本研究扩展了关于社交媒体成瘾中以平台为中心的干预措施的理论讨论,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另外,对于青少年模式的改进,不仅要停留在时间、功能与设备的限制层面,更重要的是利用算法来主动减缓青少年群体的上瘾行为。
【关键词】上瘾;社交媒体;防沉迷系统;青少年模式;个性化算法
一、引言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显著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风险(Spada,2014;Raudsepp & Kais,2019),尤其是社交媒体成瘾率的日益增长,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Malinauskas & Malinauskiene,201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面对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成瘾未成年人数量不断攀升的现状,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干预策略主要为个体或小团体疗法,包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Huang et al.,2010)。然而,这些方法往往聚焦于对人的调节,却忽视了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在引发上瘾方面的作用。事实上,社交媒体平台在个性化算法的驱动下,已从被动环境演变为高度上瘾的环境(Bhargava & Velasquez,2021)。因此,一个全面的成瘾干预框架必须将动态演变的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纳入考察范围,并挖掘社交媒体平台在干预成瘾方面的潜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以平台为中心的干预例证是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施的“青少年模式”。该功能于2019年引入,目前已被广泛部署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试图缓解未成年用户的社交媒体成瘾。该模式主要通过使用时间与使用功能限制、内容过滤等方式,培养未成年人健康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这为评估以平台为基础的策略在对抗社交媒体成瘾中的效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为此,本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青少年模式的实践效果和平台角色。本研究以关于成瘾风险、干预方法以及个性化算法的文献回顾为起点,并且阐述了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少年模式的部署和特征。通过在线田野观察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微博、知乎和小红书等平台上针对青少年模式的使用体验和讨论,研究发现该模式对未成年人成瘾缓解的有限效果。研究还发现了青少年模式的跨人群吸引力,表明多元群体对社交媒体或网络平台成瘾预防机制的广泛需求。本研究批评了平台对成瘾控制措施形式上采纳的做法,他们在利润最大化、监管遵循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张力中挣扎。针对青少年模式的完善,未来须实现从被动限制性措施向主动算法引导的战略性转变,进而创造一个相对不容易成瘾的社交媒体环境。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在社交媒体成瘾干预策略中专注于平台的重要性,进而扩大了未来关于社交媒体成瘾干预的理论研究范畴。
二、文献回顾
(一)社交媒体成瘾与个性化推荐算法
当今,社交媒体已渗透进生活各处,便利生活与交流的同时,其成瘾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也愈加凸显(Cheng et al.,2021;Bhargava & Velasquez,2021)。社交媒体成瘾被定义为对社交网络的适应性不良心理依赖,以至于出现行为成瘾症状(Sun & Zhang,2021)。尽管关于其是否能被列入医学意义上的成瘾行为存在争议(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Basu & Ghosh,2018),但研究表明,过度互联网使用无论在行为标准(Kuss & Griffiths,2012;Andreassen,2015)、功能性神经成像方面(Leeman & Potenza,2013;Park et al.,2017;Leong et al.,2019),抑或在多巴胺等物质分泌方面(Shaffer et al.,2004;Tian et al.,2014),均表现出与物质成瘾相同的结果。因此当前在认定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为成瘾行为方面已经基本上达成普遍共识(Robbins & Clark,2015;Cao et al.,2020;Bhargava & Velasquez,2021)。
社交媒体成瘾给用户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由成瘾导致的过度社交媒体使用会挤占、分散本来用于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和注意力(Ward et al.,2017),导致效率低下(Xanidis & Brignell,2016),影响工作和学业表现(Moqbel & Kock,2018;Zivnuska et al.,2019;Anggraini et al.,2022)。此外,上瘾行为还会给个体带来情绪困扰(Frings et al.,2017),引发兴趣丧失、心理社会功能下降、社交退缩和心理社会困扰等问题(Salehan & Negahban,2013;Lee et al.,2014;Zivnuska et al.,2019)。最后,社交媒体上瘾还会影响个体生理健康,带来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等困扰(Koc & Gulyagci,2013;Pantic,2014;Haand & Zhao,2020)。社交媒体上瘾对于青少年群体影响尤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学业表现、人际关系及其他社会功能(Mythily et al.,2008;Milani et al.,2009;Lam,2014;Spada,2014;Raudsepp & Kais,2019)。
鉴于社交媒体成瘾带来的危害,相关干预措施尤为必要。当下针对社交媒体成瘾的干预措施主要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两个方面展开(Huang et al.,2010)。其中心理干预更为普遍(King et al.,2011),包含认知行为疗法、动机访谈和现实疗法等(Xu et al.,2021)。这些心理干预方式主要从个体和团体(家庭和学校)层面综合展开(Shek et al.,2009;Du et al.,2010;Liu et al.,2015;Xu et al.,2021)。部分情况下,还会将不同维度的心理干预和药物干预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干预方案(Xu et al.,2021)。
与物质或行为成瘾不同,社交媒体成瘾展现出独有的特征,即这些平台是动态的实体,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促进与用户的互动,不断进化,使用户更容易上瘾(Alter,2017,p.4)。研究表明,个性化推送的内容会激活用户大脑的奖励系统,使其释放多巴胺,让用户感到幸福或欣快,进而沉迷其中(Su et al.,2021)。而当禁用这些算法时,则会显著减少用户沉迷于社交媒体的欲望和倾向。社交媒体容易上瘾的特性是由商业注意力经济推动的,是科技公司有意为之,通过平台设计和算法增强旨在最大化用户参与和数据收集以获利(Bhargava & Velasquez,2021)。
尽管如此,当前关于社交媒体成瘾干预的研究重点依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病理学维度,关注个体和小群体的反应,忽略了平台本身的核心作用。因此,关注平台及其背后的科技公司在促进成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进而推进利润追逐与用户健康之间的平衡。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在2019年引入的青少年模式为审视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揭示了向更负责任的平台治理转变的潜在趋势。
(二)青少年模式的实施
截至2022年,中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渗透率已达到97.2%,全国未成年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1.93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其中,超过10%、约2000万的未成年人存在互联网过度使用问题,他们在工作日每天上网时间超过两小时,在节假日超过五小时,尤其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短视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另一份报告则揭示,有38.3%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中遇到了不良或负面内容,如炫富、“躺平”、血腥或暴力等内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因此,控制未成年人的上网时间,防止互联网成瘾,净化网络环境,已成为全社会的重大议题。
2019年3月,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抖音、快手、火山等短视频平台率先推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的防沉迷系统——青少年模式。该举措后来扩展到更广的社交媒体平台。青少年模式的特点包括严格的时间限制,即每日使用时间不超过40分钟,并且从前一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上6点设定宵禁,任何延长使用都需家长密码确认;还有劣质内容的过滤以及包括打赏、充值、提现、直播、发布观点等部分功能的禁用。另外,有些平台为进一步便利家长管理,允许监护人通过远程管理的方式授权或限制特定内容和功能。总之,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围绕限制时间与功能使用、过滤劣质内容的核心要点,结合各自特征,对青少年模式进行了个性化的设计。近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3)又发布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全面升级“青少年模式”为“未成年人模式”,修正后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于2024年11月正式发布。紧跟其后,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于2025年4月正式发布,从操作方式、内容生态、功能服务和覆盖范围四个方面进行了完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5)。
防止网络上瘾,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网络环境,也是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议题。不久前,Meta宣布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上为青少年增加保护措施,限制自杀和自残等敏感有害内容。针对这一全球性议题,本文拟将中国社交媒体上青少年模式的引入作为切入口,分析平台干预的实际效果以及平台的角色扮演,并提出优化建议和可能的治理思路。
为此,本文将聚焦于以下研究问题:
(1) 中国社交媒体青少年模式落地实践效果如何?为什么?
(2) 社交媒体平台在青少年模式推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线田野观察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通过在线观察(Kozinets,2002)进行数据收集(Evans,2010,pp.11-17),并做了详细的田野观察笔记。
为增强研究发现的可信度,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Denzin,2009;Natow,2020)。具体而言,选择了三个在当下极受欢迎且用户画像各异的社交媒体平台即微博、知乎和小红书作为在线观察场所,以覆盖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平台作为观察地点,是因为这些平台在中国的网络公共话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i,2010;Zhang,2020;Tian et al.,2021)。平台上关于青少年模式的讨论不仅包含本平台青少年模式,还包括了更多的实施青少年模式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抖音、微信、Bilibili及诸多小众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体验。田野观察发现,人们愿意在这些平台上交流施行青少年模式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体验,这为更加全面概述其效果与影响提供了保障。
以“青少年模式”为关键词,通过基于Python的数据收集软件,在排除了乱码和空白内容之后,共收集了2044条讨论青少年模式的数据信息,时间跨度为2019年5月28日至2024年3月13日。
在数据编码过程中,研究者从总数据集中随机选取了20%(N=410)进行开放编码、轴向编码和选择编码。此外,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在编码过程完成后,又从总数据集中随机抽取了100条数据进行饱和测试,未发现新的概念类别,表明数据已达到饱和状态。
四、发现和讨论
(一)青少年群体:有限的效果
在社交媒体平台推出青少年模式之后,一部分父母通过与子女进行友好协商,开启了此功能,使得一部分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得到有效限制;一部分具有高度自律性的未成年人会主动要求父母在上学期间激活青少年模式,以限制社交媒体使用,进而更加专注学业。但尽管如此,该模式的有效性依然不够理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85.9%的未成年人和91.6%的家长都知道青少年模式的存在,但使用该模式的人群比例较低,在未成年网民中,设置过青少年模式的比例为48.2%,给孩子设置过青少年模式的家长比例为47.3%。究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不适配的内容
首先,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太过幼稚、单一,无法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多样化信息需求。多位用户吐槽称,当打开青少年模式后,“大多数内容以动画片居多”,“只能看宝宝巴士、天线宝宝、巴啦啦小魔仙”等视频,只能“听儿歌”,因此青少年模式被讽刺地称为“婴幼儿模式”。同时,青少年模式还过滤掉了诸多高质量信息,“纪录片或一些科普类知识内容比较少”,让孩子能够检索到的信息十分贫瘠。有家长表示,尽管青少年模式中的内容对他们6岁的孩子还算合适,但是几乎不能满足家中13岁孩子的信息需求,算法屏蔽掉了很多这个年龄段需要的信息内容。
另外,青少年模式下内容的价值导向也备受质疑。一是青少年模式下依然存在擦边色情内容;二是青少年模式下导向不良内容依然层出不穷,如“坏妈妈不让我看电视,我要把她扔到海里去”“这个破试卷我不学了”;三是青少年模式也并未能摆脱娱乐和商业主义的渗透,经常“推荐各种玩游戏的短视频”。
2. 容易绕过的漏洞
首先是用于退出青少年模式的密码过于容易被破解,起不到限制的作用。设置该密码的初衷是使家长能够灵活掌握孩子们的上网时间,然而设计上仅采用了简单的四位数字密码使青少年能通过反复试错来绕过限制。众多家长表示,这样不仅没有减少孩子们刷手机的时间,反而让他们花更多时间在密码破解上。频繁更换密码也无济于事,诸多父母最终只能无奈放弃使用该模式。
其次是当青少年发现自己被置于青少年模式后,会采取游客登录、创建小号、使用亲戚或朋友的移动设备或下载过时版本的应用程序等手段来绕过限制。例如:“没有用,不知道密码还可以游客模式继续。”“我贴心(地)打开了青少年模式,然后她告诉我有小号。”“亲戚家家长限制自家孩子玩儿手机,孩子抽空就能拿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手机玩儿。”“很久没打开QQ音乐,打开发现页面变成了青少年模式……下载了两年前的软件版本,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最后,平台上还存在有偿解锁青少年模式的交易。被强制开启该模式的青少年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求助帖,通过花钱的方式解除限制,如“帮我解青少年模式那个密码,有团接吗?报价”。
3. 持续上瘾与替代沉迷
青少年模式保留了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算法推荐功能。这些算法经过数千次测试和数百万人的验证,变得不可抗拒且容易上瘾(Alter,2017,p.4)。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小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婴儿模式”与他们的兴趣相契合,导致他们更加上瘾。有父母表示,当他们将孩子的账户设置为青少年模式后,孩子们变得“无可救药地上瘾”;另外还有用户反馈:“我弟弟为了看动画片把我外婆(的)抖音设置成青少年模式”。
青少年模式开启后,当使用时间被限制时,一些未成年人会将有限的时间全部用于其偏好的、容易上瘾的内容,错过了对更广泛信息的接触。例如一位用户提到:“青少年模式导致我每天只能刷一个小时全都用来看陈奕迅。”
更重要的是,虽然青少年模式有效限制了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成年人会将时间花费在父母或社会期望的活动上;相反,他们经常通过寻找替代娱乐的方式来消磨时间。例如,当一个应用被设置为青少年模式时,未成年人首先会转战其他平台。如有家长报告说:“把微信设置成了青少年模式,视频号朋友圈看不了了,人家去看小红书了。把小红书卸载了,人家学会了在搜索引擎里用语音搜索……”即便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被设置为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也不会投入学习。有网友称,弟弟在社交媒体被设置为青少年模式后,出于无聊,缠着他打了一个小时电话。
4. 引发冲突
青少年模式中的时间限制和许多功能的禁用,引发了青少年群体的极端厌恶。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类似的帖子:“青少年模式我恨你!”“不要让家长开青少年!!!会变得不幸!!!!不能搜索,不能发帖子,聊天,看消息,甚至评论都不可以。”因此,当父母强制启用该模式时,经常会引发严重冲突,最终迫使父母放弃使用。如有家长反馈:“给一年级的小朋友开了青少年模式,不到几分钟小朋友哭得歇斯底里要求把她的抖音还回来。”“因为一个青少年模式的密码,被小孩哭着威胁,……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二)更广泛的用户与平台:边界的突破
青少年模式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除用于规制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外,在与用户的实际交互过程中,其时间与功能限制以及内容过滤等特征还被非目标群体使用(Norman,2013;Stanfill,2015),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期望。以下是青少年模式溢出其原意图的使用方式,其中部分基于特定的社交媒体平台,部分则具有一般共性特征。
1. 作为投票的工具
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青少年模式设计是基于原始账户,锁定部分功能、过滤部分内容并限制使用时长。然而,微博的青少年模式设计则是一个例外,其通过创建子账号的方式实现上述目的。这意味着,在微博平台开启青少年模式后,一个用户就同时拥有了两个账号。当用户切换到青少年模式时,他们进入微博自动创建的子账号;退出时,则返回其主账号。
粉丝社区发现了微博青少年模式这一独特设计后,就将其用作投票工具,来增加粉丝对其支持偶像的投票数。为了支持明星偶像在各类投票比赛中获得更好的排名,粉丝不断在平台上呼吁利用青少年模式投票,如:“紧急!青少年模式十点之后不能做了,还有十分钟不要浪费。”“青少年模式可以多点一次外攒。”
2. 作为屏蔽冗余信息与功能的工具
许多成年人通过启用青少年模式来过滤掉冗余的信息和功能。最初,大量成年人通过激活该模式来屏蔽广告。社交媒体平台虽提供免费信息交换的便利,但代价是置换用户注意力,并以此来实现盈利。这导致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过程中,广告总被强制植入且无法摆脱(Elmer,2019;Franck,2019),带来较差的用户体验。因此,当获知青少年模式能屏蔽广告干扰时,成年人纷纷启用。诸多用户表示:“自从开启了有道的青少年模式,首页那些打扰人的视频都没啦!页面好干净好舒服!”“我也挺爱用的,不是喜欢被限制筛选之后的内容,而是喜欢没有不间断的直播推送,没有铺天盖地的购物节广告,没有软色情推广。”
另外,成年用户群体还通过开启青少年模式来使自己免受负面内容影响。青少年模式虽然不能完全屏蔽具有负面价值取向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未过滤的社交媒体内容流相比,它确实过滤掉了大量的负面内容。因此,被负面、暴力或争议内容包围的个人转向青少年模式以寻求更加宁静的在线环境。正如一位用户所说:“青少年模式不要太香,看不到糟心新闻,没有恶心评论。”
此外,许多用户还利用青少年模式来屏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冗余功能。面对商业竞争,社交媒体平台大多通过整合尽可能全面的功能来争夺用户,例如,对直播和短视频等功能的集成,导致平台功能愈发冗余,降低用户体验(赵国宁,2022)。为规避冗余功能,部分用户就激活青少年模式来给社交媒体做减法。例如,“每次打开QQ都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新功能,突发奇想开了青少年模式,果然干净不少”。
3. 作为规训各年龄层互联网使用的工具
首先,成年用户使用青少年模式来约束自己刷手机的时长,防止因过度沉迷网络而耽误学习和工作。算法推荐机制使得社交媒体变得越来越让人上瘾(Alter,2017,p.4),导致学习和工作时间被压缩,注意力分散,降低学习和工作成效(Ward et al.,2017;Turel et al.,2018;Fitzpatrick et al.,2019)。例如,有人提到:“三天了,刷小红书视频到四五点,而且第二天都还要上班,越困越想刷,越累越放不下手机”。当自控力不足以抵抗算法的诱惑时,青少年模式就成了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开启青少年模式成为他们抵制诱惑和开展工作的常规手段。例如:“来到办公室,微博微信开启青少年模式,开始打工。”目前,类似的操作已在用户中获得广泛认可,诸多帖子认为:“青少年模式是控制成年人玩手机的利器”。
其次,青少年模式还被用于情侣之间。在微信平台上,情侣们将青少年模式作为发生冲突后防止相互拉黑或删除的保障。在微信上,激活青少年模式需要连接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两个账号,并且一旦启用,被监护人不能将监护人拉黑或删除,但是监护人享有拉黑或删除被监护人的权利。尽管权利关系不平等,但该做法曾一度在情侣之间流行,不过当双方关系破裂后,则面临着不能拉黑和删除的尴尬,如:“记得两年前,特别流行情侣之间开青少年模式,这样可以防止拉黑、删除。那么请问一下各位姐妹,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此外,青少年模式也被用来限制伴侣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消费和时间花费。如:“为了防止我刷到美女,老婆把抖音给我设置为青少年模式。”“大哥刷抖音不睡觉,老婆直接给他设置成青少年模式。”
最后,青少年模式还被用于老年人群体以限制使用时间和防止网络消费诱导。截至2023年12月,5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占中国总网民数量的3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全国超10万名老年人严重依赖社交媒体,日均在线超10小时(澎湃新闻,2020)。老年人由于空闲时间较多,很容易沉迷社交媒体。有网友表示:“之前我三姨在我家,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困了就睡,醒了继续刷……听不见人说话,完全迷了进去。”此外,部分老年人还会因情感空虚,沉迷网络主播的情绪支持,心甘情愿掏腰包购买劣质产品,甚至打赏主播(张赫等,2023)。如有网友无奈抱怨道:“我们家时不时就出来一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东西。”此外还有“四川成都,老人一年在一位女主播直播间打赏超6万元”。为防止老年群体沉迷和被骗,其子女通常会为其开启青少年模式,但效果却因人而异。有些老年人数字技能较差,只能无奈接受;但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会请求年轻人协助突破禁锢;甚至有些数字技能较高的老人还会另外开通账号来绕过限制。
4. 对于防沉迷系统的广泛需求
首先,成年人对类似青少年模式的成人防沉迷系统有着很高的需求。在时间管理方面,很多人认为,尽管已经成年,但依然难以控制住自己刷手机的冲动和时长,总是不知不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刷社交媒体上(Turel et al.,2018)。有网友呼吁:“有时候成年人也需要第三方监督啊!”“既然有这项技术,也不要光为未成年人服务,成年人也需要。”在内容筛选方面,针对容易被误导的群体,网民认为也应当推出相应的保护模式,如:“应该推出老年人模式,屏蔽掉垃圾信息”。虽然青少年模式目前已被各年龄层群体使用,但实际上却并不能适配不同年龄阶层的信息需求。
另外,人们认为,类似青少年模式的防沉迷系统不应仅局限于社交媒体平台,还应该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上。如对于搜索引擎,有用户提到:“百度能不能出青少年模式,时不时跳出的小广告对经常百度一下的小学生真的很不友好”。再比如对于购物网站,有消费者建议限制使用时间:“淘宝能不能出个青少年模式,过了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上8点才能打开这种,半夜的钱总是流失得很快”。还有用户希望过滤掉特定商品以保护未成年人:“今天宝宝拿我手机搜玩具,不知道怎么搜,就输入‘女生玩具’,出来的结果都是少儿不宜的一些东西。”
(三)社交媒体平台:多方冲突下的表面妥协与执行
整体来看,青少年模式的建设不完善,存在各种漏洞。如腾讯公司就于2021年8月6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原因是微信的青少年模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利,涉及公共利益。具体而言,其未严格限制视频号、游戏等功能,使得在青少年模式下,未成年用户也可以访问这些功能;将青少年模式的登录和退出密码等同于父母微信账号的登录密码,而非设置独立密码,让经常玩儿父母手机且知道密码的孩子可以轻松绕过;密码重置过程只需验证码,无需人脸识别等严格程序,导致只要孩子拿到父母的手机就可以轻松破解。此外,在“清朗·2023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排查下架了324个违背青少年模式规定的App,这些App在青少年模式下仍存在大量低俗擦边等违规内容。造成青少年模式存在诸多漏洞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青少年模式与平台盈利机制的矛盾
青少年模式的设置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盈利逻辑是冲突的。首先,青少年模式下,平台限制使用时间,过滤部分内容,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服务等功能,这将直接导致平台的流量和收益下降。其次,防止上瘾与各大平台所推崇的黏性流量的运作逻辑相违背。平台希望通过算法培养用户使用习惯、保持用户黏性,其中青少年群体被视作平台持续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既是未来使用平台的主力,也是未来消费的主力。而如果防沉迷系统设计得过于完善,或许意味着平台失去了与年轻一代建立深度连接的机会。正如一位用户所言:“这些平台愿意放弃这些流量种子吗?显然不可能。”最后,青少年模式下的流量不能做商业盈利,这意味着各大平台一方面要加大资金和人员的投入,完善青少年模式的内容与功能生态,而另一方面这些投入却并无收益回馈。因此,平台是否愿意承担这笔公益费用,也成为该模式能否建设完善的关键。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平台已经做出了显著的努力来完善青少年模式,如许多用户提到腾讯的贡献。2021年9月1日,腾讯联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为旗下产品的青少年模式推出了“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邀请各领域的专家给青少年传授专业知识、介绍职业经历、分享成长经验和人生感悟。有家长认为:“感觉腾讯还是很用心的,毕竟这样的院士级大师也不会出现在普通孩子的课堂里。”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是否有更多的平台具备这样的财力和意愿来增加对青少年模式建设的投资?青少年模式如何在服务社会公益的同时,进一步融入平台的用户黏性培养的长期战略,实现社会与平台的共赢?当底层逻辑不能顺畅时,青少年模式的建设、完善与维系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2. 作为向国家妥协与逃避责任的方式
青少年模式的部署,很大程度上并非社交媒体平台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选择,而是对国家要求和社会呼吁的妥协让步,是应付国家政策和逃避平台责任的设置。关于这一点,从其设计逻辑当中即可窥见一二。首先,消极的实名认证机制。当下市面上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注册时并不强制要求实名认证,这导致平台难以判断用户是否为未成年人。其次,将是否开启青少年模式的选择权留给用户。虽然一部分平台如抖音会强制14岁以下实名认证的用户直接进入青少年模式,且无法自行退出,但多数平台并无强制措施。因此,本质上,青少年模式还是一个“自我监管”框架,为规避该模式留下较大空间。某社交平台职员的帖子也验证了这一点。他认为,青少年模式的作用一方面是“应付检查”,证明自己遵守了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就是“把责任推给用户”,即“可不是我没有青少年模式,是你自己没有选择进来啊”。如此一来,即便青少年沉迷于社交媒体,也不再是平台的责任,这就帮助平台有效规避了社会指责。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在线田野观察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社交媒体青少年模式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青少年模式对限制未成年人这一目标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和上瘾的效果十分有限。其次,青少年模式落地实践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溢出边界的影响,表明全社会对平台型媒体防沉迷系统具有广泛需求,并且基于青少年模式设计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溢出方式与溢出期待。最后,社交媒体平台对青少年模式的部署并不积极,应进一步督促平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具体而言,青少年模式实践效果有限,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青少年模式建设并不完善,被讽刺地称为“婴幼儿模式”,不能满足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其过滤机制也存在明显漏洞,并未完全过滤掉价值导向错误的内容,同时还过滤了很多高质量的内容,使得在该模式下青少年群体能够消费的高质量信息变得匮乏。其次,青少年模式的设计较为简陋,使得未成年人可以轻松绕过,达不到限制社交媒体使用和防止社交媒体上瘾的目标。再次,青少年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令人上瘾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导致青少年群体继续沉迷其中,抑或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间跳转。最后,严格的时长、内容与功能限制,引起部分未成年人的反感,引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不得不弃用该模式。
关于青少年模式落地实践后的溢出目标边界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个性化的青少年模式特征被用于意想不到的目的,如微博开通主副账号的青少年模式被用来给偶像投票,微信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特色青少年模式设计被用来防止情侣间的拉黑、删除。第二,青少年模式屏蔽广告和负面信息、禁用部分功能以及限制使用时间的特征被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发掘,他们通过开通青少年模式实现净化社交媒体内容、缓解社交媒体上瘾以及防止被欺诈等目的。第三,更重要的是,社会上还存在对覆盖更广泛年龄群体和部署更广泛App防沉迷系统的呼吁和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与个性化算法结合的平台型媒体在当下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部分用户的正常生活,他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摆脱吸引,另一方面又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应该从事的工作、学习与社会互动中,进而不断在后悔与沉迷中挣扎。因此,关注社会广泛的防沉迷需求,也是未来治理社交媒体上瘾中的重要内容。
社交媒体平台对部署青少年模式的态度和行为显得较为消极。青少年模式的施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平台科技公司在盈利、国家要求和社会呼吁三者的矛盾张力中进行权衡后妥协的结果。因此,在青少年模式设计上,平台遵循“青少年自己管理自己”的逻辑,并不凸显平台在内容、时间和功能管理上的强制性介入。由此,青少年模式成为平台在不影响其盈利前提下,应付国家规定和逃避社会责任的盾牌,即只提供青少年模式的选项,但并不在意该模式的后续执行效果,将平台责任推给用户。
此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3)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与2024年11月正式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2025年正式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部分意识到了青少年模式落地实践效果有限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如新指南意识到聚焦于特定App的青少年模式的开启与关闭存在缺陷,因而提出希望实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之间的联动,三者之间应提供必要接口和数据共享,即在移动智能终端一键启用未成年人模式后,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自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同时还支持同一厂家多个移动终端的统一设置,方便防沉迷系统的启用和家长的监督管理。此外,该指南还进一步提出了依据年龄分级管理的举措,在内容筛选、时长和功能限制上,制定适合不同年龄层需要的有针对性的方案。虽然该指南意识到了当下青少年模式存在的部分缺陷,并提出明确应对方案,但效果还有待后续追踪观察。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已经施行的青少年模式,抑或升级改善的未成年人模式,都是在围绕限制性措施的完善与调整上展开,却忽略了个性化推荐算法这一更容易造成社交媒体上瘾的因素。算法通过与用户的交互而更懂得用户喜好,是以个性化推荐算法逐渐变成了“上瘾”算法,让用户难以割舍社交媒体。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成瘾的平台干预,其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限制围堵”层面,更要关注“算法引导”层面。如通过改善算法让未成年群体以及更广泛的成年人、老年人群体不再那么容易沉迷其中;或者平台自动识别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累积时间,到达影响用户健康的上限后,自动启动“戒断”算法功能等。
当然,无论是对让人上瘾的个性化算法的调整,抑或进一步的防沉迷算法的开发启用等,最重要的还是理顺平台流量、盈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改变当下防沉迷系统“用户自己管理自己”的底层逻辑,激发企业从事该项工作的动力,并最终实现在平台媒体干预下,用户将自己解放出来的社会目标。
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社交媒体青少年模式的施行效果与存在问题,在理论层面上超越了过去对社交媒体成瘾进行干预的个体或团体关注视角,转向了动态进化、让人更加上瘾的平台本身,为后续有关社交媒体成瘾的干预研究补充了新的视角。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对青少年模式目标群体和非目标群体的实践效果和原因分析,以及对平台在青少年模式部署上的角色扮演的分析,提出了潜在改进建议。这包括,不仅要关注限制性的措施,更要从积极的引导层面对造成上瘾本身的算法进行有效的调整;同时,要围绕平台盈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度的反思,理顺底层的逻辑悖论,从而激发企业热情,使其更积极地完善青少年模式,并开发覆盖面更广的防沉迷系统,实现企业、用户与社会的多方共赢。
对于该议题未来的研究,一方面,要持续追踪青少年模式的实践效果,尤其是在新建设指南的意见施行后,考察新举措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以及又引发了哪些新的问题,或者是新的边界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起点,要更加关注平台媒体、平台算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干预,并且深入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评估基于平台算法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互联网媒介内容分发算法衍变研究”(项目编号:CUC230B03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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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文格式:赵国宁:《上瘾与戒断: 社交媒体青少年模式的实践效果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5年第3期,71-89页。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