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月8日，58岁的爱尔兰母亲Maureen Slough告诉家人，她将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立陶宛度假。
7月8日，58岁的爱尔兰母亲Maureen Slough告诉家人，她将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立陶宛度假。
她收拾了行李，平静地拥抱了家人，坐上了航班。
家人不知道的是，那张单程票的终点，其实是瑞士一家安乐死机构Pegasos的入口。
两天后，她的女儿Megan收到了WhatsApp上的一条信息：“你母亲已经离世。骨灰将会在6-8周内以邮寄方式送达。”
她的世界瞬间崩塌。
Maureen Slough的离世方式让整个家庭措手不及，也震撼了整个爱尔兰社会。
她没有告别、没有遗嘱宣读、没有家人陪伴，只有自己孤身一人，在瑞士巴塞尔的一个安乐死机构里，在Elvis Presley的福音歌曲中，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最讽刺的是，Megan在几周后收到的包裹里，装着母亲的骨灰，外面是一个不起眼的纸盒，没有任何标志，甚至没有“易碎”标签。
她说：“那一刻我觉得她像一件快递，而不是我的母亲。”
在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女性长达几十年的痛苦历史。
Maureen曾告诉她唯一信任的朋友——一位她在社交网络上认识、从未见面的英国送货司机：
“我活在地狱里。每天早上醒来都在哭，在发抖，我一直活在恐惧中。”
她还说：“我不会让我的狗经历我所忍受的痛苦。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受苦到死。”
她声称自己长期患有纤维肌痛（Fibromyalgia），这是一种慢性疼痛综合征，医学上很难被量化，常常被忽视或误诊。同时，她认为自己患上了败血症，但医生们并没有重视她的症状。
过去一年，她曾尝试自杀，但被救回。她在最后的讯息中表达了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对长期抑郁的无力，以及对身体痛苦的绝望。
然而，真正让家人震惊的是：她居然瞒过了所有人，还伪造了女儿的签名，向瑞士安乐死机构提供了“家属同意”的材料。
Pegasos方面回应称，他们根据瑞士法律要求，必须确保申请人精神状况健全，并取得家属的基本知情。
他们表示收到了Megan签署的同意信件以及一封后续的确认邮件，信中写道：“虽然我不赞同母亲的决定，但我理解并接受。”
但Megan坚称：她从未写过那封信，也从未发过那封邮件。
她怀疑，是母亲自己伪造了这一切。
Pegasos则表示，他们已经按照常规程序进行了精神评估与家属联系，但在Maureen事件发生后，他们会进一步修改流程：未来将不再接收“无人陪同、且有在世家属”的申请，除非通过视频会议确认家属知情。
那么，为什么Maureen宁愿独自赴死也不愿面对家人？
她在社交网络上认识的好友向媒体透露了Maureen童年时期令人心碎的经历：
3岁时被母亲从英国私自带到爱尔兰，与父亲失联多年，直到成年才知真相；童年时遭遇熟人性侵，逃家后面临“回家或被送入Magdalene女修院”的选择；
她被送往恶名昭著的An Grianán训练中心，一个女性劳教型机构，在那里度过了5年：洗衣、拖地、祷告、扛水桶，“窗户有铁栏杆，活得像犯人”；
后来失去了三个兄弟姐妹，一直在家里为他们设有小型祭坛；终生承受慢性病的折磨，却不断被医生轻视和忽略。
这是一个被系统性忽略、创伤堆叠到崩溃的人生。
她曾这样对朋友说：
“我知道我被很多人爱着，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会让很多人心碎，但我真的找不到别的出路了。”
而Maureen的故事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不仅是因为她“撒谎赴死”，更因为它挑战了社会的敏感点：
长期心理创伤是否足以构成申请安乐死的“合理理由”？在自由与知情之间，亲情应不应该成为干涉选择的界限？当医疗系统无法识别“非器质性痛苦”时，人还有别的活下去的选择吗？
Pegasos的负责人回应称：“我们所有的操作都符合法律，每一位申请人都必须接受精神评估，且在正式操作前由医生再次确认其判断能力。”
但这是足够的吗？
Maureen的女儿Megan刚刚生完二胎，她是坐在育儿床边，收到那条通知母亲去世的WhatsApp消息的。
“那一刻，我是一个刚生完孩子的新妈妈，却失去了妈妈。我不知道要先照顾谁。”
她公开表示：“我不认为她是病到非死不可。她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一剂终结生命的注射。”
她痛斥Pegasos的冷漠：“我连一封慰问信都没收到，她的骨灰盒连‘小心轻放’标签都没有，就这样被扔在一个邮车的角落里。”
近年来，安乐死在欧洲多国逐渐合法化，包括瑞士、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地。
在英国和爱尔兰，相关立法仍在争议中。但从Maureen Slough的案件来看，“合法”远远不代表“合情”。
当一个人用假资料绕开了所有告别，绕过了爱、责任和陪伴，只留下一个快递单号，这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悲剧的商业化。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选择死亡的权利，而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被理解、被聆听、被看见的权利。
或许，她只是一个在世界太多次对她闭上眼睛后，终于选择闭上自己双眼的人。
来源：绘声娱乐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