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1973年7月10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15岁的学生张玉勤因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下了这首打油诗，后受到校长及班主任批评教育而选择投水自尽。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1973年7月10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15岁的学生张玉勤因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下了这首打油诗，后受到校长及班主任批评教育而选择投水自尽。
这一事件就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掀起了层层巨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被上级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英语课程也因此被错误地打入了“冷宫”，一时间竟成为了众人避之不及的“禁区”。
然而，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英语课终于迎来了春天，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并一举成为备受重视的主科之一。随着英语课地位的提升，对英语教师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情况却不容乐观。
由于此前英语教育的长期停滞，农村学校的英语师资力量极度匮乏。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本文的主人公郑桂荣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成为社旗县永红高中毕业班的英语代课教师。
在1978年那个秋意渐浓的日子里，社旗县永红高中（也叫社旗四高）二年级文科（1）班的教室中（今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蔚文中学旧址“转楼”天井院内一楼西南角），迎来了一位身形魁梧、头发微秃的中年男子。
今回想起来，他的发型、身材、容貌，都与当今一位姓陈的著名演员相像。他步伐稳健地走上讲台，带着一脸的和蔼与健谈，向同学们介绍自己：“大家好，我叫郑桂荣，是兴隆镇月楼村人”。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仿佛带着岁月沉淀的故事，缓缓流淌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接着，他开始讲述自己的学习经历。他说自己从小就对学习充满了热爱，心中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始终发奋图强。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考上了唐河县源潭中学。
那时候，他母亲为他感到无比骄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他的成就就是整个家庭最大的荣耀。村里的人们也对他赞不绝口，那羡慕的目光中饱含着对他未来无限的期许。
然而，他家里条件十分困难，生活的艰苦超乎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踏上了去50里外的唐河县源潭镇的求学路。为了保护母亲给他做的唯一的一双鞋子，他光着脚丫，踏着水化雪，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源潭中学，那一路的艰辛，那刺骨的寒冷他却浑然不顾，都化作了他前进的动力，让他在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青年时代，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曾经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属于军人的荣耀。退伍后，他获赴新疆某监狱看押罪犯之机，却因自认“文人”不适此职，遂弃之归乡。第一节课虽然没有讲授太多的英语内容，却非常励志，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记得有一次课堂上，他没有讲解教材上的教学内容，而是在黑板上写了一句很长的英语句子，领着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这个句子。
他手中没有教鞭，片刻的停顿后，走向讲台边的墙角处，随意地拿起一根废弃的半截桌腿，握在手中当起了教鞭，随着他的手臂有节奏地挥动，木质的黑板发出咚咚的响声，同学们的眼神都被这独特的“教鞭”所吸引，更加专注地跟着老师的节奏大声地朗读，那声音清脆而有力，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同学的心灵。
然而，时隔不久，不知是出于何种缘由，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学校方面做出了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决定，不再让郑桂荣老师继续代课了。
或许是他缺乏教学经验，不能完全胜任高中毕业班（当时为二年学制）课程要求，或许是他缺少课堂教学的组织能力，在课堂上无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得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随后，一位年轻的田东山老师接替了他的教学工作（笔者曾在《怀念社旗县永红高中七九届毕业照中的教职工》一文中对相关情况有过详细介绍）。
之后，很长时间郑桂荣老师并没有因此而离开太和寨，整日里显得无所事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同学们渐渐察觉到，郑桂荣老师的生活状况变得十分窘迫，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大家不约而同地自发组织起来，纷纷伸出援手，你半斤我八两捐助饭票给郑桂荣老师，希望能帮他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让他不至于在生活的困境中过于艰难。
直到2019年我们这一届高中同学在一起参加毕业40周年聚会时，还有同学们回忆起46年前给他捐助饭票的陈年往事。
也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郑桂荣时常会有事没事地前往永红高中（洋楼院）西隔墙的刘集学校闲逛。此时的太和寨经过省政府批准，早已改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社旗县永红人民公社”，那时永红人民公社的学校都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而刘集学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在整个永红人民公社中可谓是声名远扬。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管理最严、质量最高的一所涵盖从小学到初中教育的综合性学校，为众多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那时，我的父亲唐士让（（1928.2.15—2008.3.8）），担任着这所颇具影响力的学校的负责人。他不仅肩负着学校管理的重要职责，还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亲自投身于教学一线，承担起了初中毕业班的语文课程教学任务。
父亲居住在“七间楼”一楼最中间的那一间房子里。“七间楼”是民国时期蔚文完全中学女子高中的图书馆，因其上下都是七间而得名。
那间房子，原先是楼前通往后院的过道，封堵后门，成为住室，没有后窗，光线昏暗，面积也十分狭小。屋内摆放着一张床、办公用的桌椅以及做饭用的煤油炉等炊具，生活设施十分简陋。
当时，四弟唐文生正在这所学校读初中，学校没有食宿设施，为了方便照顾和陪伴他学习生活，父亲便让他和自己一同吃住在这里。同村族姐唐贵鼎（夫妇俩都是的教师）的儿子吕如松与四弟是同班同学，有时候他们三个人索性就挤在这一张小小的床上睡觉，生活的局促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身处艰苦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中，父亲却始终怀揣着乐观向上的心态，以平易近人的处世风格和乐善好施的高尚情怀，诠释着生活的真谛。他对待每一个人都真诚友善，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事，都与他相处得十分融洽。他的言传身教，如同一盏明灯，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茁壮成长，更让周围的人们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和赞誉。
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种人格魅力，使得他与郑桂荣这位“流浪者”逐渐熟悉起来。郑桂荣时常会来到父亲居住的地方逗留，隔三差五还会留下来一起吃顿饭。由于房间空间实在太小，放学后四弟和外甥吕如松只能挤在一起做作业。
有一次，来访的郑桂荣看到他们在学习，就主动提出要辅导他们两人学习英语。然而，这两个在学校里成绩顶尖的学生，或者存在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极力排斥郑桂荣的提议，毫不留情地将他拒之门外。
1981年秋天，父亲离休，回到老家唐岗村生活。此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还有母亲、三弟和妹妹三份责任田，父亲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辛勤耕耘，成了最忙碌的人。
从这时开始，每年春秋季节，郑桂荣都会如约来到我家住上十天半月。进门总要说一句“我过来看看学生”。我和父亲与他打招呼叫他“郑老师”，周围的邻居也跟着这样称呼他。
他来到我们家后，父亲安排他住宿在堂屋东隔壁那间专门存放粮食的房子里。我家住在村子东头，父亲利用空闲地种有一小片菜园，母亲还养着一群鸡鸭。平日里虽然是家常便饭，但豆角、丝瓜、白菜等时令蔬菜不断，偶尔母亲还会炒盘鸡蛋来招待他。
在居住期间，他很少与我家的家人以及周围的邻居交流互动，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偶尔，他会和父亲聊上几句，话题大多围绕着一些国内外新闻、体育赛事、文化知识等。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埋头读书、看报、练毛笔字以及收听收音机。
每次来，他总会让我从学校带回来墨汁、毛笔和报纸。对于报纸，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他都一篇不落地认真读完，随后便在报纸上练字。
当报纸用完了，他就用一个透明的厚塑料尿素包装袋练字。那上面的字密密麻麻，写满了他对书法的执着与热爱。写完后，他会把写过的塑料包装袋放在压井水头下一冲，然后晾干循环使用，这在当时也算是他的一项小小的发明创造。平心而论，他的楷书写得非常有功底，每一笔每一划都彰显着深厚的书法造诣。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家有一部台式收音机，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极为稀罕的物件。郑桂荣老师对体育节目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
据说当年兴隆镇附近一些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活动，还邀请他去当过裁判。每当收音机里传来解说声，他便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激烈的赛场之中。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把当年著名体育播音员宋世雄的声音和语速模仿得惟妙惟肖，那生动的模仿常常让我们忍俊不禁，也让我们对他的多才多艺刮目相看。
那时，父亲无论多忙，从没有让他参加过劳动。记得有一次西院邻居唐开甫问他：“郑老师，你在生产队就会干啥农活？”他回答说在生产队的时候干过一些简单的农活，还给生产队编过箩头（即箩筐）。
恰巧那一年正是秋天，唐开甫家里存有一捆紫穗槐树条子，他就让郑老师帮忙给编个箩头。郑老师虽然没怎么干过这活儿，但还是挺乐意帮忙的。他忙活得满头大汗，费了三天时间，最后编出来的箩头，虽说看起来并不精美，但也能凑合着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级规定农村学校在夏收和秋收农忙季节，要分别放半个月的“麦忙假”和“秋忙假”，这样，我有时间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也有了与郑桂荣老师更多的接触机会。
那时农村还没有收割机，小麦全靠人力收割、打捆、拉运、上垛，最后分批次摊在麦场让牛拉着石磙碾压，叫做“打场”。
麦子碾压完了还要“拢场”（也叫“起场”），把麦秸上垛，把混合有麦糠的麦粒拢堆，用木锨把麦粒高高扬起（即“扬场”），依靠风力促使麦粒与麦糠分离，整个麦收过程十分辛苦，收获的麦子是泪水与汗水的结晶，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记得在那个骄阳似火的夏日，麦浪在微风中翻滚，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村里的人们都在忙碌着收割自家的麦子，我家也不例外。
一天上午，村民张老三（也叫张小三）从我家附近路过，看到郑桂荣老师正在悠闲地听收音机，就冲他说“焦麦炸豆天，你咋不去帮人家干活啊？”随后，他便来到村东北角我们的地里帮忙，割麦他不行，个子太高弯不下腰，只好去捆麦，但腹部臃肿，又蹲不下身来，那一晌的时光，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一场艰难的考验。
他一边捆，一边计数，一共捆了70多个麦个子，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从此父亲就不让他再下地帮忙了，这也是我印象中他唯一一次帮我家干活。
之后，他又开始了在书本里寻找乐趣，整日坐在院子里面的树荫下读书看报，简直如痴如醉。
有一次就连我家那头快要生产的母牛，自行解开牛纼（zhèn）子（〈方〉穿在牛鼻子上以备牵引的绳子，泛指拴牲口的绳子），跑到他暂住的屋里，拱开了面缸上面的盖子，大口大口吞噬面粉，呛得母牛咳嗽不止，连喘粗气，他才发觉异常。
母牛到第二天还没有缓过神，大概是面粉进入到了支气管里令它发喘不适，加之大量面粉进入牛胃，不易消化，母牛不吃草，也不倒沫（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的过程）显得精神萎靡不振。
母亲背地里对父亲这样的朋友颇有微词，她不是心疼那些白面被牛糟蹋了，最主要的是心疼那头母牛，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头牛的价值可是一个家庭的半拉子家业，更何况母牛正怀着孕，弄不好就要失去两条生命。牛是反刍动物，以吃草为主，这些纯面粉在牛的百叶里（牛的瓣胃）堆积容易引起腹胀，母亲让我骑自行车去到唐河县大郭庄村请当地有名的兽医郭仓贵，郭医生是母亲舅舅家（今饶良镇菜园庄）村老表的同族兄弟，按辈分我叫他表叔，他听完我的叙述，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镰刀，骑上自行车到我家给母牛诊治，经过灌药、打针、推拿才转危为安。
1992年春，母亲薛中莲（1927.4.28—1992.4.18）因积劳成疾患重病去世，父亲也开始长期居住河南油田弟弟家。从那以后，郑桂荣老师就不再来我家了。
但有一年的集市上，我看到他在太和乡政府的大门前摆放一张小方桌，正在给别人写春联，估计是为了收取一些小额费用。那时市场上已经开始大量售卖印刷的春联了，所以写春联也挣不了几个钱。年集人多，我没有上前打扰他。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骑自行车去社旗的途中（具体年月已记不清），在堰河大桥东头，看到他背着脏兮兮的行囊，脚步显得有些蹒跚，应该是外出“云游”回来。
我下车与他聊了几句，得知他这些年过得十分艰难。我决定帮助他，于是骑车顺路前往兴隆镇乡政府，找到了在此担任副书记的四舅薛永栓，希望他能帮忙将郑桂荣老师安排到敬老院，让他能有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
然而，那时养老院刚刚建立，养老机制还不完善，经费都是各村自筹，加上他的自身条件也不完全符合要求，最终的结果让我大失所望，那种无力感至今仍萦绕在我心头。
在农村广泛实行联产责任制之后，郑桂荣老师分到了一亩三分地。然而，他似乎并不擅长田间管理，土地的产出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无奈之下，他时常外出，宛如一位“云游僧”，四处漂泊。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周围的人只记得他“流浪者”的人生轨迹。
郑桂荣这位曾经怀揣着无限梦想与才华的农民知识分子，曾有过金榜题名、戎装着身、初为人师的高光时刻是那么短暂，最终却在孤独中度过了余生，令人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据说他晚年时，当地村里还给他找了一间房子，使他晚年有了固定的居所。
他独特的人生故事，让人们不禁感叹：一个满腹经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的人，虽手握知识的利器，却始终未能冲破命运的藩篱，最终在岁月尘埃中黯然隐没。
作者简介
唐群生，社旗太和镇人，1962年10月生，1980年1月参加教育工作，大专文化，毕业于南阳师专政教专业，党员，中小学系列副高级教师职称。1985年开始先后任太和乡小唐岗、龙池学校校长，1996年9月调到太和乡第二初级中学工作，2002年9月之后分别在太和乡政府、太和镇中心学校（教办室）工作，2022年8月退休。
来源：乡土大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