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这块“不烫手山芋”，竟被单位来回倒腾！

摘要：街头的烤红薯你肯定见过。刚从烤炉拿出来，温度很高，左手倒右手，右手又倒左手，香味儿扑鼻，垂涎欲滴，烫手烫嘴烫舌，欲吃又难以下口。鼓起腮帮用嘴对着红薯扑扑地直吹，无奈降温有限，倒来倒去，一时两时到不了口中，心中那个着急！

这块“山芋”不烫手

梁有劳

山芋,又称地瓜、红薯、白薯、甘薯、番薯、红苕等,为旋花科一年生植物,是一种药食兼用，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

烫手的山芋，也就是蒸、煮或者烤熟的薯类。软、糯、甜、香温度高。

街头的烤红薯你肯定见过。刚从烤炉拿出来，温度很高，左手倒右手，右手又倒左手，香味儿扑鼻，垂涎欲滴，烫手烫嘴烫舌，欲吃又难以下口。鼓起腮帮用嘴对着红薯扑扑地直吹，无奈降温有限，倒来倒去，一时两时到不了口中，心中那个着急！

很奇怪，有一块“山芋”，没有被蒸、煮、烤，一点儿不烫手，却被倒来倒去。不烫手为什么也在倒？就因为他“营养丰富”。平时，你也看上他，他也看上他；你想用他，他也想用他。可是，当真正该用的时候，你想用却又用不起；他想用却又用不了，于是，就来回的倒。从这儿倒到那儿，又从那儿倒到这儿，三倒两不倒，却错过了岁月，错过了时光，错过了不该错过的机会。这块“山芋”就是我，被倒腾的一串故事。

一篇年终工作总结，遇到了一个伯乐——日喀则场站政治处主任毕庶田。毕庶田，山东烟台人，一米七五的大个子，瘦条的身材，典型的山东大汉。说话如钟，走路带风，刚正不阿，沙不留睛。场站部门首长中，口碑有嘉。后来才知道，那天打给指导员电话的就是他。当我把年终工作总结一式两份复写完成后，按指导员的要求直接送到了司令部和政治处。因为关乎到场站的年终工作总结，政治处就立即送主任毕庶田审阅。毕主任不但为人为官正直，对文字材料的要求也是很高。据他后来说，他看了通信队的工作总结，觉得新鲜，有味儿，又把去年通信队的年终工作翻出来对照，发现今年与去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子，今年的比去年的更精彩。于是，打电话找指导员询问是谁写的。正是这个电话，我就成了一块不烫手的“山芋”，有了一段“三进三出”通信队的故事。

从新兵连分到通信队，这算一进。

一九七四年三月的一天，场站政治处电话通知，抽调我到政治处通讯报导组报到。通信队选同年入伍的张森林接任队部文书。工作交接完后，我便带着行李来到场站政治处报导组，正式开始了与文字打交道的日子。

当时的通讯报导组由一名干事（68年入伍的山西籍杨勤虎），两名战士组成。一名是从场务连抽调的王万奎（原场务连文书），另一名是我。杨勤虎干事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报导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部队的中心工作，撰写政治工作，战备训练，飞行保障，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好人好事。杨勤虎是一名老手，文笔很是不错；王万奎是“老三届”，入伍前就是我们公社的通讯报导员和公社广播站的编审，我的那篇《在金色的田野上》，就是他编发的。可以说，在政治处的通讯报导组，给我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成长的舞台！在报导组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就象一个“记者”那样，参于场站的重大活动，下基层连队寻找可以报导的事迹线索，采访场站首长、连队领导和连队里的先进个人。在那些忙碌而充实的日子里，我们边学习，边写稿。从第二个月起，便有了“豆腐块”小新闻，小通讯，小故事，小消息在《空军报》、《西藏日报》、西藏广播电台刊（播）出。那段时间，我们很忙碌，很兴奋，很有激情。有时，为了一篇稿件，我们三个人可以通宵达旦地去讨论修改（我们三人住一个屋），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和累。

时至七月，一个好消息传来。军队院校开始招收新学员（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哪儿来回哪儿去）。上级机关给我们场站分给了一个“空军武汉雷达学院”的入学指标。经场站政治处与通信队商议，决定推荐我（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考试）去大学学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喜若狂。上大学，一直是我的心愿和梦想。当兵入伍又被推荐上军队大学，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场站机关的首长、干部战士，无不为我高兴。他们为我祝贺，替我愉快。同年入伍的战友们，得知我要去武汉上大学，纷纷前来祝贺！听说，我是场站组建以来，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士兵，因此，便成为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王万奎等同乡战友，帮我拆洗被褥，整理行李；还有战友，送来一些小的礼品纪念品。我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当时的通信手段只有写书信。我要上大学的喜讯随着几十封书信飞向我的父母，家人，亲朋好友，同学老师。只等入学通知一到便可起程。可是，上大学的通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下来。眼瞅着等到九月初，全国大专院校都已经开学，还没有等到入学通知。这下我才着急了，跑去找主任。主任却说，梁有劳，你明天回通信队去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你的行政和组织关系都在通信队，你还不是党员，在机关也没办法解决你的“组织问题”！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由于我不是“党员”，上大学才“泡了汤”。我的脑袋当时就轰的一下，如梦初醒。现实是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下。我知道，这是主任的无奈也是在关心我的政治成长！我说，谢谢主任，我下午就回去。后来我才知道，我上大学的事，根本不是因为我不是党员，而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替了。只不过是主任找了个另外的缘由罢了。

这就是我二进通信队了。

大学没上成，又从政治处通讯报导组回通信队，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有点被贬的意味儿，弄得我灰头土脸，思想精神上的打击别人难以体会。主任的用心我明白，并打心眼里感激，通信队的领导们也知道我为什么又回通信队，可是，全队的干部战士不知道啊！连队干部又不好宣传，各种猜疑纷至沓来。还有人说是不是犯错了，被贬回来了。一时间，我感觉到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有点不一样。思想压力很大。原来，我是不会抽烟的。苦闷，不解，憋屈！在这个节骨眼上，抽烟，成了我唯一解忧的法宝。那时，一包“劳动”牌香烟两毛八分钱，一个整天，一包香烟就见了底。开始时香烟呛得我直咳嗽，不几天，竟然习惯了那种又冲又呛的味道。我的思想，我的行为，被指导员黄永江看在了眼里，他知道，虽然毕主任让我回老连队是从关心爱护的考虑出发的，也给队领导打了“招呼”，但这可不是明说的事！一天，指导员突然喊我：文书！（虽然已不是文书，但他还这样喊我），看你这个样子，象你过去那个“团支书”吗？你又没有犯错误，蔫里巴几的干啥子？！振作起来，别毁了自己！我说，我知道，但是大家......！大家你不用去管，先管好自己！我告诉你，经我们研究，从明天起，你再回队部，继续当文书！我说，好的，服从命令，指导员。

那一夜，我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