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爱（1488—1518）明学者。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今属浙江）人。正德进士。出知祁州，升南京兵部员外郎，转南京工部郎中。王守仁弟子。记录王守仁讲《礼记·大学》宗旨，后编成《传习录》初卷。认为“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徐横山文集·答邵思抑》）。

徐爱（1488—1518）明学者。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今属浙江）人。正德进士。出知祁州，升南京兵部员外郎，转南京工部郎中。王守仁弟子。记录王守仁讲《礼记·大学》宗旨，后编成《传习录》初卷。认为“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徐横山文集·答邵思抑》）。提出治学须辨义利之分，“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同上）。主张克私，“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宜斋序》）。循王守仁“心有体有用”说，强调“世固有谓某有体无用，有用无体者，仆窃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会归之”（《答王承吉》）。在人性问题上，认为“人性本善也，而邪恶者客感也。感之在于一念，去之在于一念，无难事，无多术”（《赠薛尚谦》）。有《徐横山文集》。

杨慎（1488—1559）明学者、文学家。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正德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谏议大礼贬谪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流放近四十年而卒。哲学上，以元气为生成天地万物的终极原因，提出“元气者，天地之极”（《升庵外集》卷二十五），即《易》之“太极”、《老子》之“玄牝”、《庄子》之“大块”，它“未形”而又“无限”，生成天地万物。以气水循环答屈原《天问》中“东流不溢”的疑问，指出“水由气而生，亦由气而灭”，力图从自然本身寻找原因。驳斥古籍中的迷信记载，指出《春秋穀梁传》中的“陨石于宋”和“六鹢退飞”及宋人辩护，“乃痴人作梦”，“痴人解梦”。看到事物的矛盾和变化，认为天、地、人离不开阴阳、刚柔、仁义这些矛盾对立的事物，世界变化，“生生不息”。主张“因时立法”，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升庵外集》卷四十八）。认识论上，主张“身躬阅之”，赞成《庄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观点，反对空谈。在性情问题上，持性情统一说，赞成《易》“利贞者，性情也”（《升庵外集》卷五）之说，认为性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同上）。性情有主次，“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升庵外集》卷七十五）。主张节欲，“性其情”。好文学。论诗坚持“性情”之说，认为诗歌的主要功能是抒发人的感情，“《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升庵集·诗史》）。论文力求“新鲜”，“新”指有新意创见，“鲜”指有文采。认为作文要从“工”入“神”，摆脱一切束缚，达到自由境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琐语》）。为学推崇汉学，反对宋学，尤力斥朱熹，开批判宋明理学之先声。其著述考证事实，极为赅博，开清考据学风。有《升庵内集》、《升庵外集》、《丹铅总录》。

孙应奎（1488—1570）明学者。字文卿，号蒙泉。余姚（今属浙江）人。嘉靖进士。累官右副都御史等职。拜入王守仁之门，王手授《传习录》。据载，“家居三十年，绍讲良知之学”（《王门所知传》）。然在王门弟子中，其名不见经传，原因在处理王守仁死后的家庭事务上，其立场与王畿、钱德洪不同，故为王门主流派所排挤。对阳明心学有一定的理解，尤其是对心学的“见在良知”说持认同态度，指出：“良知，见在之谓；致见在者，不息之谓也。夫既见在，则物格意诚而心正，一以贯之而无疑。”（《与友人论学》）有《燕诒录》。

黄省曾（1490—1540）明学者。字勉之，号五岳。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尝至越，听王守仁讲学，称守仁兴讲学，为汉代以来“未有此盛”，并自称“执贽道席”，“宝获王氏之玄珠”，作《会稽问道录》十卷（今佚），记录王守仁的讲学语录。有《西洋朝贡典录》、《吴风录》、《五岳山人集》等。

庞嵩（1490—1566）明学者。字振卿，学者称弼唐先生。南海（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湛若水之弟子。幼年即为郡庠生，嘉靖举人。在罗浮山讲学。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应天通判，进治中，长达八年，后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进郎中。晚年于南海西樵山筑室，优游自适。学术思想主张会通朱、王、湛而为一，提出“独”的范畴，认为“独者，性命潜伏之根，吾心发见，自然之本体，甘泉所谓天理，阳明所谓良知，皆是此理”（《粤东名儒言行录》）。又提出“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与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见《广东新语·学语》）。其修养方面的“慎独论”，强调“自知自觉”。著作广为流传，有《太极解》、《洛书解》、《弼唐先生存稿》。

黄佐（1490—1566）明学者。字才伯，号泰泉。香山（今广东中山）人。正德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江西佥事，改督广西学政，后起侍读，掌南京翰林院，擢南京国子祭酒。为学重博约，精通典礼、乐律、词章，并以此为教。认为“学必读书，然后为学”，反对当时“未尝读书而索之空寂杳冥，无由贯彻物理而徒曰致知”（《论学书·与何燕泉书》）。学宗程朱，但在理气论上，反对其理先气后说，认为“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恒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论说·原理》）。“岂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气以行，如人乘马者哉。”（《论学书·与林兆泉上元书》）曾与王守仁辩难知行合一。强调“身主于心，心发于意，意萌于知，知起于物”（《论说·格物论》）。指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论学书·答汪方塘思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说·原学》）在道与器关系上，认为“道非无形也，无形则与器离而不合”（《论学书·与王分源书》）。有《论学书》、《论说》、《乐典》等。

吴廷翰（约1491—1559）明学者。字崧柏，别号苏原。无为州（今安徽无为）人。正德进士。历兵、户二部主事，转吏部文选；后官广东佥事，继迁浙江参议。平生综览博洽，思儒学之支离，曾致书王守仁，并与其弟子往复辩论。晚年手不释卷，勤于著述。哲学上坚持气一元论，指出“一阴一阳之谓气”，“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气是“天地万物之祖”（《吉斋漫录》），“五行、四时、万物皆由此出”，故此气之极至而言又称为“太极”。批判宋理学家“太极是理”之说，认为“理即是气之条理”，把理看成自然界的规律、秩序。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外界事物，“物理在心，物犹在外”，求物之理，“岂有出于物之外哉！”“正是一个知，须有一个物”（同上）。主张先知后行的知行观：“其以为必用于致知者，正以即行有不当，欲求其当”，没有知识指导的行为是“冥行”。还提出了“德性之知必实以闻见乃为真知”的命题。主张性即气即生，反对先天“气禀”，“性者，人物之所以生，无生即无性”（同上）。但又认为气有清浊美恶，决定人的仁义多寡厚薄，故有善和不善，把道德规范纳入人性中。17世纪时，其著作和思想在日本学术界得到传播，发生较大影响，成为日本有重要地位的堀河学派的理论渊源。他的许多著作在日本发现。有《吉斋漫录》、《从言》、《苏原全集》等，今编为《吴廷翰集》。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