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津味”概念的出现，最初指小说而言，而且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井民俗为题材的、彰显天津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津味”小说延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世情传统和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的创作潮流，又体现出前人所不具备的文化反思意味。以冯骥才、林希、张仲、肖克凡等人的小说
“津味”概念的出现，最初指小说而言，而且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井民俗为题材的、彰显天津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津味”小说延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世情传统和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的创作潮流，又体现出前人所不具备的文化反思意味。以冯骥才、林希、张仲、肖克凡等人的小说为代表，成为当代中国地域文学的重要分支。其中，冯骥才的创作可谓个中翘楚，定义并呈现了“津味”小说的品格，也塑造了鲜活的天津地域文化的形象。
一
形成地域文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实现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有效融合。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由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率先提出。前者是由少数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人士创造出来的，而后者则由大多数知识水平较低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二者彼此依存，相互交流。而“大传统”中不少重要的观念，往往起源于“小传统”，慢慢经过选择提炼成为上层文化的组成部分。 表面上看，大小传统分别归属于城市和乡村，而从中国城市从古至今的演变轨迹看，由乡村到城市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形成的必由之路。乡土性（乡村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属性，特别突出地呈现在城市的底层生活之中。因此，了解天津地域文化既要关注“大传统”，更要关注“小传统”，二者缺一不可，实现二者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尤为重要。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恰恰从天津地域文化的“小传统”入手，于世俗生活的描绘和市民性格的刻画中寄托文化的思考，体现出作为小说家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质朴的民间情怀。
“文革”结束后，冯骥才的小说涉及伤痕、反思和历史题材，《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但最能代表其创作成就的，无疑是“津味”小说。中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短篇小说《市井人物》系列，以及微型小说集《俗世奇人》等，有意在“俗”与“奇”上做文章，力图在俗人俗世中寻找“传奇”，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成为一幅天津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卷。
冯骥才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民间文化工作者，数十年来一直坚持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与保护工作。冯骥才认为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元素。天津文化的精华也体现在民间，其生命活力也在荡漾在民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意在塑造民间，因此丝毫没有视之为藏污纳垢之地，而是努力挖掘其原生态的生命活力。如果说小说涉及到官场和商场人物时，作者的态度主要是讽刺和揶揄，那么对于身怀绝技的普通劳动者，则充满了赞叹和敬意。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吴敬梓在其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尾处塑造了一系列“市井奇人”的艺术形象，这些生活于民间的人格高洁的形象，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也包含着吴敬梓对民间文化精神与活力的激赏和认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其背后的文化立场与此相近。这不是一种文化先觉者的自上而下的启蒙立场，而是采取平视乃至仰视的姿态，努力发现并激扬民间的生命活力。天津地域文化具有“俗”的特征，这“俗”并非庸俗，而是民俗与世俗，代表着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与生活态度，本身即具备鲜明的传奇性。“俗”与“奇”的融合，无疑是小说创作的绝好素材。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中出现的无一不是俗人，又无一不是奇人，以各自的经历与命运揭示出天津文化的各个侧面。市井民间的芸芸众生，在生活的磨砺之中练就了种种绝技，而又将技艺与自身人格相联系，从而在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中创造出艺术，迸发出智慧，也活出了人的尊严。冯骥才对于市井人物及其生存方式的激赏和赞叹，体现出一个心系民间的知识分子深沉质朴的济世情怀。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通过对市井风俗的详细描写和俗世奇人的生动刻画，力图写出地道的天津味。但作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赞赏和肯定世俗文化的同时，始终诉诸理性的思考。他并没有一味追求“俗”的特点，而是在其中融入“雅”的品格，俗中见雅，准确地捕捉了最富于生命质感的天津地域文化的灵魂。正是“雅”“俗”之间的独特定位，使其“津味”小说既保持着地域性与民族性，又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小说《神鞭》结尾处，被子弹打断了辫子的傻二，毅然放弃祖传绝技，改练洋枪，最终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一句“我把辫剪了，神却留着”，成为民族自信与自省的箴言。这也正是《神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既是中国文化的全面记录，又从中凸显坚韧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冯骥才在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魅力时满怀信心；而透过世界眼光的考量，冯骥才对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居于“雅”“俗”之间的“津味”小说以其开放和坚韧、自信与自省，实现了世界性与本土性的融合。可见，“雅”“俗”并置的“复调性”才是天津地域文化以及“津味”小说深层的文化品格。
不过，“津味”概念，在时间上只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40余年，在题材上主要书写市井民俗，尚不能涵盖天津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全部。相对而言，“津派”概念的覆盖面更广，辐射力也更大。张元卿、汤哲生、陈艳等文学研究者以“津派”概括民国时期天津的通俗小说创作潮流，王振德、张立涛等美术史家则以“津派”定义天津的国画创作，这均为偏重当代小说的“津味”所未及。但在学术领域，“津派”的影响力较之“津味”尚嫌不足。事实上，“津派”概念之所指，不限于小说，甚至不限于文学，而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津味”只是“津派”的一个分支。天津地域文化之特色与品格，不限于市井，而是远为丰富复杂。更有效地理解、定义和彰显“津派”，实有赖于对天津地域文化之特色与品格的深入挖掘和思考。
二
天津的地域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城市文化形态。
城市是人类的生活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命脉。城市因人类的文化需求而形成，随着一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会慢慢形成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进而形成这座城市独特的形象。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确立，标志着一座城市的独立品格的形成，使其区别于其他城市，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一个”。城市文化由一座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不同于山川等自然存在，城市来源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满足人类生活而营造的特定的文化空间。城市有其物质性的一面，如街巷、楼宇、排水系统、交通线路，以及各类交通工具等，但这些物质性的存在无不以人类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为标准而建立，因此又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可见，城市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组成部分，但两者很难完全分开。一个城市的形象与其文化密不可分，隐含在城市文化的各个层面，并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而日趋丰富、立体。
天津自15世纪初期建卫以来，迄今已有620年的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使天津成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品格的城市，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近代中国看天津”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铸就了天津独特的城市文化品格，也塑造了天津独一无二的城市形象。
明清两代，天津已形成一定的文化特质。作为都城北京的东大门和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的重要渡口，天津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并逐渐形成居民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繁荣局面，使天津文化先天地具备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也有不少文人聚会于此，虽不及北京人文气息之浓厚，但以水西庄为代表，一缕文脉历百年仍不绝如缕，成为天津整体的俗文化氛围中难得一见的雅文化质素。这使早期的天津城市文化即具有雅俗并置的独特品格。19世纪后期的天津，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先后有九个国家在此建立租界。租界的出现，赋予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风貌与格局。作为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国中之国”，租界与普通市民聚居的天津老城在文化环境上截然不同，其文化主体均来自占领国，成为迥异于市井文化的“另一个天津”，构建出天津的洋文化的样貌。同时，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又在近代中国最早设立了报馆、邮局、铁路，以及新式学堂、出版社、译书局等文化机构。许多外资或民营的工商、金融企业也汇聚于此。加之寓居天津的官僚政客和上层文人，接续古代天津的一缕文脉，将传统的士大夫风习植入天津文化的肌体之中。以上种种，共同构成天津的雅文化风貌。
而天津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却是以广大市民为核心的市井文化。“九河下梢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均体现出明显的移民化特征。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群落的移民，将形形色色的文化习俗和生存理念植入天津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相互间的碰撞与磨合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的流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普通的天津市民大多生活贫苦，与雅文化和洋文化相隔绝，却以自身的俗文化品格与二者遥相呼应，形成天津的俗文化特质。此外，作为雅文化来源的官僚政客也为天津的俗文化品格提供了独特的内涵。天津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晚清民国仕途失意的官僚们最理想的寄居之地。天津不具有帝都北京浓厚的官场气息，可以从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脱身；天津距离北京又很近，便于观望时局，伺机东山再起。下野政客的聚居，赋予天津文化声色犬马的消费性特质，与原初的市井文化形成合力，共同促使天津文化最突出的特质表现在“俗”字之上：不甘寂寞的失意官僚们或为重登仕途而苦心经营，或因心灰意冷而纵情声色，体现的是官场与欢场的浮世之“俗”；码头上讨生活的普通民众则为生存而奋斗，练就了诸多令人叫绝的独特生存技能，诞生了不少身怀绝技的奇人异士，体现的是市井细民的练达之“俗”。可见，天津文化之“俗”，实际上代表着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总之，近代开埠以来，洋文化随殖民者进入天津，与本土的雅文化与俗文化在相互碰撞与磨合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雅俗并置、土洋结合这一流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成为近现代中国城市形象的一个范本。
天津在原有雅俗并置的基础上，成为近现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肌体的城市之一。雅文化、俗文化、洋文化在天津城市文化格局中各擅胜场，自成一格。表面上看，天津城市文化可谓斑驳芜杂，但三种文化既各有理路可循，又和谐共处，这正是天津城市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包容性的体现。三种文化同时存在于天津文化的肌体之中，缺少任何一种，天津城市文化都是不完整的。19世纪后期，天津城市文化基本形成，而这一文化的形成，恰恰是建立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磨合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近现代的中西文化碰撞所促成的国际视野恰恰是天津文化和天津城市形象形成的关键，是其先天性的品格。因此，天津文化的发展，天津城市形象的形成与优化，都必然与国际交流不可疏离，正是其文化本质决定的。此外，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在其文化肌体中，雅、俗、洋三种文化能够和谐并置，均非易事。而天津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这一局面，这不仅源于天津文化的包容性，也源于其创新性。在三种彼此矛盾的文化中左右逢源，能否各取所长进行创新性的整合无疑是其关键。天津城市文化的创新性正源于此。
当然，也应该看到天津城市文化的短板。一方面，19世纪后期天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具有明显的被动性。西方文化的侵略性和殖民色彩使天津人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这就使其对西方文化无法进行更有效的审视和分析，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也存在死角。另一方面，天津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共存，但似乎各有其发展轨辙，彼此并置，但未能实现融合。可见，天津城市文化的优势在于三种文化的并置，劣势则在于并置却未能充分融合。这是“津派”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深入分析与思考。
综上可知，对于“津派”的理解、定义和彰显，应该建立在天津城市文化的丰富形态和复杂格局的基础之上。“津派”的确立和发扬，有赖于作为专学的“天津学”之建立。
三
在当下中国的城市研究中，唯有对北京和上海的研究堪称显学，分别被冠以“北京学”与“上海学”之名。北京作为拥有870年历史的古都，一直保持着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明初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短暂旁落，但很快又得以恢复），历史的威势与现实的辉煌不曾遭遇断裂，吸引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自不待言。较之北京，上海缺乏厚重悠远的历史，但作为西风东渐的产物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佳例证，却能够从中发现历史，因此汇聚了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目光，其国际化的学术规模与影响力，堪称独步。相对而言，天津则有差距。若论沟通古今，略输北京；跨越中西，稍逊上海，其研究力量与成果亦不能望京沪之项背。然而，天津的学术意义却有其他城市所不及处，除自身的地域特征外，更体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这是天津城市研究的价值所在，也因此具备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可命名为“天津学”。
所谓“作为方法”，是指一座城市不仅具有研究对象或学术课题的价值，本身也是一个坐标，可以预示研究者的立场。质言之，对于天津的关注与研究，能够超越单纯的地域文化视角，挖掘并展现天津城市自身以外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这一层面上，天津较之北京上海，丝毫不落下风。北京作为首都，无论是对其历史的追怀凭吊，还是对现实的规划描摹，都具备文化正统的磅礴大气，适应了学界对于中国式都会的想象。但借助北京呈现中国的思路，却不免淡化了北京自身的地域色彩。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西化最成功也最彻底的城市，最初吸引西方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稍后加入，不断掀起研究热潮。尽管彼此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不尽相同，却在研究立场上达成共识，即以上海为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切入点。这一立场满足了学界对于东方现代性的期待视野，但“在上海发现（西化）历史”的策略，使中外学者的上海城市研究，难免面对“他者”的暧昧。可见，北京和上海研究能够超越地域、把握全局、发现历史，但在中国城市史上却都属于绝无仅有的特例。相对而言，天津在近现代中国城市中更具典型性，代表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常态，体现出更为丰富的城市文化图景。这使天津成为考察近现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不仅具备了方法的意义，还体现出自成一格的学术体量与潜能，称之为“天津学”，并非言过其实。
天津能够“作为方法”，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特质密切相关。建卫620年来，天津逐渐形成了自身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格局，其内涵可以用三组彼此矛盾却能构成对话关系的词语加以概括，即古今、中西、雅俗，这促使天津文化体现出沟通古今、会聚中西、并置雅俗的突出特点，并最终形成雅文化、洋文化、俗文化的三足鼎立、各擅胜场而又不断通过碰撞磨合、产生对话与互补的局面。总之，天津城市文化的独特品格和丰富内涵，使之在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出版、新闻、宗教、建筑、交通、社会生活、城市建设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领域均具有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巨大的研究空间，这保证了“天津学”的学术规模与体量。
在笔者看来，“天津学”的建立，至少需要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1.成立“天津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作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进入全国都市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先进行列；2.开办“天津学”研究专业，申报相关硕士（博士）学位点，招收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研究力量与后备人才；3.编辑出版“天津学”丛书，创办相关学术刊物，建立相关学术网站；4.举办“天津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展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扩大研究的国际影响。
迄今为止，“天津学”已引起学术界、主要是天津本地学者的重视，取得了诸多优秀成果。冯骥才作为一位有思想的文学艺术家和民间文化的整理者，对于天津文化、特别是天津民间文化的研究用力颇深，并据此沟通雅俗，对天津城市文化做出了准确的定位。林希、冯育楠、肖克凡、李治邦、龙一、王松等知名作家通过“津味”小说与戏剧创作，塑造了独特而鲜活的天津城市文化形象。夏康达、滕云、黄泽新、王之望、张春生、任芙康、黄桂元、藏策、闫立飞等评论家借助对于天津地域文学的批评，深度参与了天津文学的建构。李世瑜、来新夏、杨大辛、张仲、罗澍伟、王振德、郭凤岐、谭汝为、章用秀、刘海岩、张利民、尚克强、周俊旗、乔虹、郭长久、罗文华、侯福志、由国庆、王振良、任吉东、万鲁建、王焱等文化学者，从历史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和城市研究的多重视角出发，考察了近代以来天津城市文化的变迁，展现了天津文化发展的丰富面向，并搜集、整理了大量天津文化史料，贡献良多。吴同宾、薛宝琨、倪钟之、刘梓钰、刘连群、倪斯霆、张蕴和、鲍震培、张元卿、王兴昀等学者，则在天津戏曲、曲艺和通俗文学等研究领域奉献出不少优秀成果，不仅凸显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质，还在研究过程中投入生命与情感，令人感动。
然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天津学”迄今仍停留在地域文化研究层面，研究者也多限于本地学者。“天津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尚未建立。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本地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天经地义，责无旁贷，但只有吸引更多外地、乃至海外学者的热情参与，与本地学者形成合力，才能真正蔚为显学。在这一层面，“天津学”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诸多领域亟待开拓，诸多论题尚需深入，特别是需要扩大学术视野，超越单纯的地域研究，邀请更多学者加入，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天津学”的学术价值与品格。
（原文刊于《京津冀学刊》第1辑）
作者简介：鲍国华，200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出版专著《文学史家鲁迅——史料与阐释》《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中国小说史略〉校注》等，在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来源：京畿有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