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学术，素来多以南北分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现代学术体制的建制过程中，南北学人因缘大学、刊物、学会等因素，形成了思想观念分明与人脉远近亲疏的派分。虽说学分南北并非绝对，且南北学界依旧相互对流、你中有我，但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学衡派、南高史地与北大国学门、古
中国学术，素来多以南北分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现代学术体制的建制过程中，南北学人因缘大学、刊物、学会等因素，形成了思想观念分明与人脉远近亲疏的派分。虽说学分南北并非绝对，且南北学界依旧相互对流、你中有我，但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学衡派、南高史地与北大国学门、古史辨运动的论争，形成了学术旨趣与方法异大于同的南北学术分野。胡适即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民初“学分南北”与现实政治上的南北对立不无关联，北伐之后，在南北学术重建的过程中，双方似乎都有意认可这种南北派分，其中虽然不无时人因习惯与地域的指称方便，但因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南北之称不乏新旧、中西的分野。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锋芒所向直指老辈学者，无疑壮大新文化派的声势，胡适、傅斯年一脉逐渐跃居主流。1930年代初，胡适重回北大，改革北大文史学科，致力于打造“引入新知、整理国故”的学术重镇，以期实现“再造文明”之梦。1935年初，胡适南游，引发各方争议。既往学界多以西化与复古、新旧之争的框架评述该事件，如若在现代学术体制演化的脉络中，重现相关史事并讨论胡适南游的“前因后果”，既有助于揭示近代学术转型的多元脉络，又能为我们理解南北、新旧学术的融合提供鲜活的例证。
一、文学革新与南游风波
1921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寄望北大学子“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指出“这才真是我们理想的目的”。然而，人事的纠葛与时局的动荡使得胡适的这一期望难以实现。1930年代初，北平的高等教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各方面的学人纷纷南去。值此之际，蒋梦麟于1930年末正式执掌北大，在中基会庚款的资助以及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谋北大中兴。胡适与傅斯年是领导改革的重要角色，促成了北大文学院的新旧更替。1930年代，国文系课程设置仍多以研究传统学问为主，且具“偏重考古”之风气。胡适在回答国文系学生代表时就希望做出改变：加重技术上的训练；注重历史的变迁；增加比较参考材料。胡适志在建立现代学术事业，将北大文学院建成“文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1934年，北京大学国文系解决了人事纠纷，胡适也在日记中透露了他的初衷：“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胡适极力招揽的梁实秋、杨振声、朱光潜等人无不是兼通中西文学的人才。北大国文系的改革是胡适培育新学术理想的缩影，希望以现代学科来建立学术社会。
恰逢此时，香港大学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帮助其文科进行改革。1920年代，中英两国间的紧张局势迫使香港殖民当局为了缓和中英民族关系，提出了一种强调“文化遗产”而非国家地位和公民身份的策略，试图通过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来淡化香港人民的国别概念。在金文泰港督接任后，这项带有政治考量的文化政策极大影响了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1927年，港大设立中文系，最初主持者是避乱临港的赖际熙、区大典二位太史。两位“晚清遗老”浸润于旧式传统教育之中，主持下的中文教学也具有浓厚的传统风气：四年学制设有经学、史学与文词学三科，以治经为主，史学集中于历代治乱兴衰和制度沿革，文词学讲授历代名作。此后陆续聘任的教员也都是旧式科第文人，排斥西方文化，对新文学、白话文也无好感。在新文化派看来，香港的中文教学完全脱离于内地文化变动的大潮流之外，成为“保存国故”的温床。1933年末，陈君葆记载了友人谭德金对香港教育界的评述：一种是暮气已太深的教书先生，不求上进，点卯上课；一种为比较新进的人才，但真实水平实在有待甄别；最后一种则是商业化的只关注学费的私立学堂。
香港殖民当局和港大都逐渐意识到中文教学改革的必要性。1933年，经由林语堂介绍，港大与胡适建立了联系。胡适随即与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商量，香港大学登报聘请中文教授，“盼寻得相当之人”，“此事最好与你商量，因为你熟悉港粤方面的需要，又在北方两年，深知北方或南方有何人可聘”。胡适建议聘请容肇祖或陈序经或容希白等广东学者，港大“希望能通英文英语者，可出席于University Senate,to defend the Department and fight for its budget.二容君似皆不行？”1934年，港大文学院长科士打向继任翻译讲师的陈君葆转达学校当局的意见，有意派其赴北平住一年，长期观察与研究，最好能每年暑假游览华北，和内地学术界发生关系。胡适推荐陈受颐与容肇祖一同考察香港大学中文部，商讨发展规划。胡适早就参与了港大中文系改革的规划，港大欲赠其名誉学位亦是师出有名。1935年，胡适借南游之行进行实地考察，为双方深入交流提供了契机。1935年初赴港前，胡适曾致信傅斯年：“香港之行，势不容己。已决定廿九日南下，……香港大学去年要给我名誉学位，我托故辞了；今年没有法子再辞了，只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开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脱‘通天教主’味儿了！”所谓“开辟殖民地”之语显然别有深意，联系此前胡适在北大的改革举措，胡适希望借此次南游拓展新文化派的学术版图。
1935年1月4日，胡适抵达香港，深受各方欢迎。香港各界充分肯定胡适在文学革命、整理国故运动，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港大赠以荣衔，“将来亦当与有荣焉”，香港大学副监督韩尼路在授予学位的典礼上致词称：“港大更有较切之理由感于胡博士者，盖其曾为港大汉文编纂，汉文应如何入轨道，现在尚在指导中。尝有问港香(香港)非中国，何求汉文进步于港大。本校之答案，港大为一专门学院，而求学者多来自中国，故汉文一科，必不能缺乏，抑亦不能不谋进展。今日胡博士在座，本人敢谓港大汉文必有复兴，虽或收效较微，然其必有相当进展也。”1月4日晚，在香港大学礼堂，胡适也道明南来动机，使港大开始与中国大学发生关系，互相联络，后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系提倡一种活文字之运动，及革新中国人民之人生观，又系从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又系包含一种新学术，以提倡及发展各种事业之科学的考究。概言之，中国之文艺复兴运动，系以审查中国自古遗下的学术，为其活动之中心。”香港学界纷纷邀请胡适讲演，九龙30余校代表联合称道胡适为“吾国文体的革命家”，敦请其为“语体文与香港”这一个当地教育上急宜纠正的问题指明方向。语体文为20年来“中华民国仅存一股新气”，“然而咄咄怪事，香港一隅，却同化外，至今学校鄙薄白话，和五四运动以前一样，固由遗老作怪，亦缘遗少糊涂，必得先生登坛棒喝兼施，叫大众豁然顿醒，此功德不可思量。”1月5日，胡适在香港教员协会演讲《科学的复兴》（演讲稿未见）。
1月6日，胡适在华侨教育会演讲《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讨论文学革命与香港、广东教育问题之间的联系，内容归结起来大致有四点：（1）肯定香港办教育具有经济、治安方面的优势；（2）反对广东读经尊古的风气；（3）对香港办学寄予厚望，希望香港能接受新文化，转移守旧势力，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4）提出港大文学院请其协助计划改革。在演讲中，胡适毫不讳言对复古风气的反感，认为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的行径，可谓“守旧”至极，甚至愤而用“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来解释。香港既具有经济、治安方面的优势，又有改革发展中文的意图，更应该借此新转机发展新文化，推进新运动。关于香港大学的文科改革，双方列出了理想的中文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一）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二）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三）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四）最好须是一位广东籍的学者。
始料未及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胡适对香港和广东的一褒一贬，因某些言辞的不当（胡适自称是记者笔记的误记），在广东给自己招来不小的麻烦。演讲词第二天就被刊登在报纸上，流传至广东后引发了广东方面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支持读经运动的军政当局陈济棠和中山大学古直等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还是守旧如此”，“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做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以和平的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新文化中心”等几处是很可能冒犯广东人民感情的言论。据胡适回忆：“1月7日香港《大光报》所载笔记内容大旨不错，后来北方各报所转载的，大概都出于一个来源，都和《大光报》相同。”《大光报》原版在《胡适日记》中有收藏，但底本模糊难辨。《大光报》《民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报纸纷纷刊文指责胡适，称胡适“因为港大之宠召，且赐以学位，特由平南来，经港时，曾当众演说，歌颂香港及污蔑广东”，“专为帝国主义宣传”。虽然也有人认为胡适或许是“用字欠圆通”，或“报纸纪载有失真之点，也不一定”，但对爱惜羽毛的胡适而言，这显然是一次空前的碰壁。
1月9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取消了原定邀请胡适到校讲演的安排。面对各方批评，胡适事后解释：“在广州演说之误会，本人毫不介意，且本人在广州计住两日半，所与周旋者，多系政治教育中人，亦未提起此事，因本人所说者不过批评小学读经，并未涉及其他问题。”“邹先生（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误会了我的话，我是说，广东曾有一个时期好像是中原的殖民地，并不是对目前已开化的广东而言。不过我说，广东虽是‘革命的策源地’，有时也很‘守旧’，赶不上长江下游各省……我指出乃是事实，并不是胡说八道。”对此，完叟则评述胡适南游非但没有“触霉头”，反而十分“走运”：“胡适之本有胡圣人的雅号，现在圣人一变而为少正卯，倒也新鲜。适之近年的文运本已不如从前了，不过这回经广东先生们大张旗鼓的一个通电，反倒增加了他的声价，替他做了一次有力的义务宣传，所以我们对于前面的文人走霉运说，认为‘然而不然’。”究其实质，各方争议的焦点实在于文学革命与读经问题，“胡适在港演讲，反对读经，颇遭粤当局忌。因粤方提倡读经，胡连日在港演说，多失言，尤受人攻击，港舆论界均无好评。”
二、如何读经与“国文”的讲法
读经之争在胡适南游之行后达到了高潮。若追溯这一复古潮流，中山大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2年，古直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对学生应用白话文考试大为不满，迁怒于胡适等新文化派，随后主导中文系课程改革，必修以群经、史传、小学、《文选》为主，选修则泛滥于经传、四史、诸子、专书、骈文、诗词，又以诵读为先，研究其次。在时人眼中，古直主持下的中山大学国文学系，“全无一门新文艺方面的好功课”。古直认为经学是一切学问的中心，提倡“读经救国”，期以经学教化纲纪，转移人心，整顿风俗。此事在中文系内部引起了容肇祖的反对，容肇祖认为该方案“意想妄为之”，“薄系统之知识而尊盲从之诵读”，学分比例失调，主次不分。古直复函反驳，坚持“欲得专门技能，舍诵经其奚由哉？”在校方的支持下，双方的争论以容肇祖转入史学系，后又离开中大而告终。中大之举使学校读经问题再次进入国人的讨论视野，校内外关于读经的争议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以蒋介石、陈济棠为代表的武人倡经进一步加剧了读经之争。1933年，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的倡议，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湖南、山西紧随其后，复古运动愈发热闹了。胡适南游引发的风波，将读经之争推向高潮。
胡适在广州与陈济棠谈话时，承认：“我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们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此后又进一步说明，今日妄谈读经可谓无知之谈。香港舆论界很快向胡适发难，提出了两个质疑：其一，中国文学形式既经革命，文学内容应该怎样革命才符合此时此地中国的需要呢？其二，为什么革命策源地不应该读经？那些高呼“拥护”“打倒”的普罗文学和“妹妹”“哥哥”的新鸳鸯蝴蝶派文学都因语体文（白话文）而风行，而那些至少仍含有若干实用价值的经学文化就应该革除吗？作者认为胡适随便说一句“还要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实在不能令人信服。2月10日至12日，香港《华字日报》连载批评性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述了革命策源地与读经的关系，论证倡经的必要性，甚至质疑胡适的国学根底。广州《民国日报》则从意识形态层面批评胡适，“他不晓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经学上的革命。《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就是顺天应人的革命；亦即是一面破坏，一面建设的革命。故革命与建设，绝非二事。”各方批评均以“读经之用”立论，认为经书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
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公开声援胡适，认为胡适没有先到广东中山大学实地观察，找出其弱点。许地山自称并不反对读经，不过赞成读经要读得有点意义，可以站在保存我国故有文化的立足点去读经，“但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死念，毫无意义的去死念，那未免有些太无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诸教授主张的读经“便是只就字面去死读”，他们又将陶诗、《昭明文选》、李诗、杜诗分开，去做专门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听说该系“做首二十八个字的律诗，或是写篇赋，就可以毕业”，“未免太容易，也未免太可笑了”。“他们只就字面，一字一字的去读经的办法，是不会有益处的，读了半天还是个莫名其妙，这样去读，读了又有何益，也不过多认识几个单字而已，并且有好些读了多少年经书，有时连句子都分不开的。”
古直为此上书校长邹鲁，指责“许地山之谈话，诋及中文系读经”，并引用邹鲁所言，“今之中山大学，乃各国大学出张所，长此不已，亡中国之责，己亦负之”，中山大学中文系“以经史为教，竭力求脱各国出张所之圈，以救中国而已，且焉有不熟经史而能为文者哉？”许地山轻视吟诗作赋，然而，创作诗赋谈何容易，“未见许氏果能一诗一赋也”。如果中文系诸生真能以“一诗一赋，为文宗词伯矜赏，如王桐花崔黄叶之类，虽由此名震一世，进为教授可也，何但毕业之云哉？”诚如陈东塾所言：“今日学者之弊，在懒而躁不能读一部书，此弊能使天下大乱。”若按照许氏的办法，“非使天下大乱永无宁息不可矣”。古直希冀邹鲁“崇笃初志，造成非出张所之大学，亦如中山先生当日坚持三民主义，终以销烁保皇，造成民国尔，学海横流，惟公实砥柱之。手此敬颂努力，为道加卫。”
不久，许地山的言论被香港《工商晚报》“北平通讯”连载报道。为此，古直于2月23日发布告，公开予以驳诘。古直自称以正词辟许地山孟浪之言，“学者何学之为言效也”，效法先民，先民之嘉言懿行均存于经，读经便是“择其言行之适于今者，拳拳服膺，以淑身淑世”。研读中国文学，应当“取镕经意，已有寒木，复发春华，文质彬彬，斯为君子矣”。许地山所言“一字一字去读经，读了半天，还是个莫名其妙”，缘由在于“汝懒躁不肯竟读，只读半天，固宜莫名其妙”。正所谓“必当先读百遍，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今以此法告汝，汝倘从之，而犹莫名其妙，然后诋毁读经，岂为迟乎？”许地山所言学生毕业论文以一诗一赋代替，此乃道听途说。不过，“然善一诗一赋，谈何容易哉？”时下自居主流的新文化派仅教人翻书，不教人读书，“故有翻尽全图书馆之书，抄成三行高两行低之册子，高可隐身，名为某家诗文，持以示人，互相矜重，及偶令其作诗，则一字不似者，比比皆是也。”
数日后，古直又以此事关系中山大学设教宗旨，再次布告各界，申明中文系办学的主旨与取法。中山大学中文系课程分为必修、选修，必修课目以经史小学树立根基，固本培元；选修课目以特种专门，弘扬研究精神，拓展学术领域。西方大学文科多有以荷马、柏拉图、苏格拉底之书为专门学科，“许地山谓本中文系居然以陶诗、李诗、杜诗等分开教授，诧为亘古奇闻，不知西方大学，有专门莎士比亚戏曲研究，有专门康德哲学研究，有专门各家文学研究，非专授概论大纲而已。”许氏指责中文系将《昭明文选》中诗赋与杂文分开教授，此尤昧于我国文学史中文笔之分。至于许地山所言“读经不可一字一句底读，要以有关民族意识的方法去读”，古直认为“义见于文字，不细读文字，何由见其大义？”许地山有关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说法，多为道听途说，与事实不符，“本系各课教授之法，无不注重提要钩玄，未尝专门循行数墨”。至于许氏所言“振兴民族意识，发扬国家文化”，并非“日日教学生空喊口号，高抬大帽者，所能为力”。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训诂与大义并举，“训诂通大义，大义不离于训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之发扬国光，绍隆国脉之本领，无不由此方法而来也，尚何疑哉？”古直呼吁中文系同学诸生：“立志为笃实光辉之读书种子，不愿其为游谈无根随波逐浪之人；愿我同学诸生立志为复兴民族之中坚人物，不愿其为阉然媚外异心叵测之辈。”为此，古直呈请西南政务委员会明令尊经，定民志，正学风，树国本，“驱除异族，建立民国，其源皆出经训，一部《民报》，一部《国粹学报》，什九皆经训之所发挥，即总理之三民主义，亦何一非经训之所发挥乎？故谓从本极源，要恢复民族地位，非先恢复我民族固有道德不可。”
时人将许地山、古直的争议视为胡适反对广州读经的余波，古直痛诋许地山之说“亦属儒林话柄，足当一哂”。然诚如有学人所言，古直所主导的中文系课程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风波多被外界解读为复古读经，凸显新旧之争，却使得背后所揭示的经学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学究系何物、该如何教、教什么的本旨被冲淡。晚清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如何明确自身定位以及在西学的框架下得到重新安置成为长期以来不断争论的一大难题，胡适南游恰恰又将这场困扰时人已久的选择难题摆上了台前。胡适与古直在治学理念上的两种取向，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迁过程中的一大症结。宋育仁评述《国学季刊》的宗旨时，指出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是“认书作学”，“咬文嚼字，兜去兜来的圈子，就是在文字材料上打盘旋”，所谓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的比较“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老辈及其后学多认同中国学术自有其独到的内在系统，中国传统学术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是学”，经学为最优美高尚之学，“由修身而上，可以通天人尽性命，由修身而下，可以平天下，致太平”。以涵养的方式浸润于经典的世界之中，自然能领会经典义理，此为修齐治平的法门。而新文化派认为科学无分东西，存在普遍性的学术与文学系统，应当参照现代学术，以“科学的路径”打造一个注重新材料与新方法的“新文学中心”，以此实现文艺复兴，再造文明。胡适理想中的国文系正应摆脱“国学”的枷锁，从民间文学和西洋文学中汲取养分。
三、北学南传
读经风波出乎胡适之意料，但并未影响胡适“开辟新的殖民地”的愿景。胡适南游给香港文教界造成了强劲的冲击，对香港的新文化也起了吹拂、鼓荡、呐喊、开路的作用，其学术理念得以进一步传播。陈君葆记载，尽管所持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港大师生都开始讨论胡适的学说和方法。区大典和胡适会面后，承认对胡适有个好印象。陈君葆认为，若双方深入了解，应当能互相谅解，进而合作。1月15日，前清遗老崔百越对陈君葆说，“同情于拿白话文学来做普及教育，解除文盲的工作这层意见”，不过，他不清楚胡适所取的路径怎样。与陈君葆交流后，“他便爽快直截地说：‘以古审今我也是赞成的，譬如拿语录体来整理中国哲学部门何尝不可以。’”3月29日，陈君葆应中文学会之邀在平山图书馆演讲《胡适与线装书》，从哲学、文学、国学三方面介绍、宣传胡适的学说和思想，“大约大家对于这次演讲，都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胡适更推动了香港的中文教育朝趋新的方向转变，“我想此后各校当国文教员的人，或者可向学生批评太史派领导下的文学的没有价值，令一般学生勿再绞尽脑汁去应付某某等太史评定下的时钟，及作些充满着八股气派的文章吧？教师们也许不须再拾太史的唾余，以为喂学生的资粮了。”
胡适虽然没能亲自出掌港大中文学院，却推荐主持国文改革的人选，直接推动了港大中文学院的变革。1935年5月，胡适发电告知港大推荐许地山与陆侃如。港大最初想要聘请的人是陈受颐，但“当时广州方面十分担心香港大学聘请陈氏后，会成为中文研究的中心。陈氏听闻此事，自然不欲成为广州方面的眼中钉，因此最终不接受港大的聘任”，人选遂改定为许地山或陆侃如。经过商议，港大最终于该年7月聘得许地山南来主持改革计划。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出，许地山南行一事，胡适着力颇多。港大福斯特教授于当年5月来京，胡适曾分别作陪许、陆二人与福斯特教授有过交流。随后，胡适又组织香港大学文学院长罗伯逊、陈受颐、许地山、陆侃如等人一同出游。此后不久，港大就决定邀请许地山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聘请陆侃如。胡适也坦言：“此事由我与陈受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
1935年9月初，许地山南来港大任职，着手改革，希望落实新文学的理念。在制度设计上，许地山以文学改革和文字改革为目标。9月9日，许地山宣称：“拟将港大之汉文院改为中国文史学系，盖文学与史学有连带之关系，今将之拼成为一学系，固得其宜，在名义上亦较为妥当。”10月中旬，香港《工商日报》介绍了改组会议的详情，强调改组计划“系根据许地山硕士之献议及陈、容两教授之意见”。陈受颐、容肇祖二人提出的建议包括“注重用历史与科学之见地研究经史”，“除教授普通科目外，有专门之学科如翻译一项，科目应有减少教授期限之必要”，“鼓励其（学生）有专习一种科目（如文学、哲学或历史）之必要”，“应用国语教授”，“注意近代语言文学”等，已“十之八九深获通过”。会议决定将“中文部”易名为“中国文史学系”，并称此后计划进一步分为普通文学、文学、历史、哲学四部。如此，原先偏重经学的倾向得到极大的调整。在人事方面，许地山上任即提出讨论如何裁减原有教师及增聘陆侃如或其他较新人物等问题。当时在中文部任教的有区大典、罗憩棠、崔百越、陈君葆。赖际熙于1933年已经退休。对于区、罗、崔三人去留问题，许地山各有思量，最终认为“区的去留很有问题，最好渠（区）肯接受较低的薪水则较易计划，同时钟点可减少些。崔、罗大约没有留的必要了。”崔、罗于1935年底不再续聘。至于区大典，虽然本人同意“减薪留任”的决定，但也因年龄渐长不得不于1937年初退休。在选聘新人方面，许地山主导聘任马鉴为全职讲师。如此一来，经史派教员基本不存，新血液得到补充，传统经学课程也被完全取消，改革计划基本完成。无论是改革理念，还是人事调整，许地山所主导的港大改革都带有胡适的深刻烙印。由北而南，胡适南游可谓香港中国文学研究日益发展的机枢。
至于广东，虽然给了胡适一个狠狠的“下马威”，但客观而言，此举更激发了学生对“复古”“读经”的反感。胡适曾感慨：“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讲演，大家也许来看热闹……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话讲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广州当局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引起青少年更多的思考。根据容肇祖所称：“胡适先生的不讲演，许地山先生的谈读经，使得一辈学生觉悟着，或者意识着，或者从前的默然到这时有点忍不住的动作或声张了。”1935年4月，中大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会创刊《文学生活》，劳光济批评复古的文学：“倘若是妄行标榜，藉名招摇，企图披着古色斑斓的衣服从坟墓里扒起来领导群众，把历史巨轮倒推转来，在事实上虽毫无能力，可是在行为上却真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犯，这是文化界的不幸，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前途的不幸！”冯绩熙主张以科学的头脑才能真正了解经学，“从表面去谈经，目的只在剽窃几句经书上的形式，作几篇似通不通的佶屈聱牙的文章，充其量只是想返到汉魏六朝和《尚书》的时代去，他们对于经的内在，恐怕也是‘茫然不知其为何物’，除了神秘性的崇拜以外，还有什么话讲呢！”5月底，中大文学院又发生匿名传单案，发起驱古风潮，“说者谓古道不行”。传单列举古直罪状：“（一）办理腐败，（二）思想腐化，（三）危害新文化的进展，（四）排斥异己教授，（五）荼毒青年，（六）借驱逐胡适大出风头。”布告发挥劳光济的言论，批评古直与一些“食古不化”的学究们，“妄自把起卫道的旗帜来，大发其‘阿Q’的精神，昌言所谓‘吟风弄月’，是文学家唯一的天职；善于赋诗，即是以尽文学之能事，这简直是坐井观天的谬论，怪诞史上的大笑话。”
古直发布三次申明，指出承校长之命，改订课程，三年来中文系学生彬彬日进，认定匿名传单为一二无识学侣受邪说蛊惑所致，劝告匿名骂人者改过自新，并一再重申中国为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关键在于孝道。世界各国对于“孝”，“还没有中国讲到这样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此事虽以“学生”悔过收场，但古直仍念念不忘中文系的宗旨。6月10日，古直在总理纪念周上演讲文化有新旧，本系所教授纯为旧文化，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先恢复旧有道德，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孝经》《论语》。中国文学与语言文字学的根柢皆在于经，“学文而不穷经，昧厥本源”，“文学以能作为主，如何而后能作，曰熟读基本各文而已”。吴康也提出为拯救时代危亡，学校教育应当注重灌输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养成一般国民浓厚之保种爱国心，及讲求精深之现代科学知识，以资文明进化之大业”。
1935年7月3日，文学院聘请龙榆生为中文系主任，古直便未参与院务系务会议。起初，中文系提交的1935年度课程大纲与上年略同。8月底，龙榆生到任后，即有所变更，后续将从长计议，编订完备的课程。中国语言文学系一方面保留“以经为主，子史相辅”的课程特色，取消《孝经》，一年级的《基本国文》，以《论语》《孟子》为主，另设《经学通论》；三、四年级必修科目设“专经研究五种”：《毛诗》《春秋左氏传》《小戴礼记》《尚书》《周易》，任选其二。另一方面，将选修科目分为四组共22门课程，其中第二组设有《经学历史》，其余各组开设语言、文字、文学类课程。龙榆生同时兼任中国语言文学部主任，该部分为语言、文学与古籍校订三组。语言组旨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及调查各地方言，以此推求各地语音的变化，以及整理古代音韵文字著作。文学组旨在分别研究各时代文学的特点及其源流正变，进而为各种著作与作家展开深入探讨，借以编纂最完备的中国文学史与关于中国文学的专著。古籍校订组计划校订、整理群经与历代典籍，“辨别真伪，纠正诋误，借以发现前人著作之真面目并刊行整理贯串便利学者之书籍”。中国语言文字部课程分为理论与实习、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三类别。
1935年暑期，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出席国际东方学会，并应巴黎大学之邀，演讲东方文化，请假一学期。据称古直与吴康交游甚密，他之所以能成为中文系主任，“也就是吴先生的力量罢”。古直卸任中文系主任后，在系内主讲文学课程，在校内外的影响力骤降。1936年，陈济棠下野，“广东读经之风大衰”，时人称“古老先生，也就没精打采，从前的兴致一扫而光了”。1939年2月，古直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出任梅南中学校长。中大邹鲁校长致电古直，希望其留校。古直回信称：“窃念大学，人才之海，少直一人，不为轩轾。若乡学则非直不足以资提挈也。教育救国，当筑其基，姑且周旋乡里，以观其成。”此后，古直创办“梅南文学馆”，自称“葛侯文墨，形其忠诚，宣公诏书，令人流涕，而一则功盖三分，一则名高再造。文章经国，代有其人，文章救国，今岂不能继起乎！此文学馆建立之旨趣也。”
就学术版图而言，清代多以江淮学术作为全国学术的渊薮与南学的代表。晚清时期，岭南学术兴起。内藤湖南认为文化中心或将转移到广东，陈寅恪推重陈垣，曾复函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然而，纵观民国时期南北学风的对垒与互动，仍将北大与南高一系视为代表，以黄河流域与江淮作为主流。相形之下，以岭南为主的南学并未形成引领时代的学术特质，岭南学术的兴盛往往是南来文化人与北学南传带动，逐渐接受与吸纳新文化思潮，建立中西融汇的现代学术与学科体系。
余论
近代中国大学学科建制过程中，中文系课程最具中国特色，具有浓厚中西学术并立、对峙与融汇的意味，由北京大学所确立的文学课、语言课、典籍整理三方面逐渐成为主流。1934年，胡适将北大中国文学系由偏重“国文”改良为“新文学中心”。1935年胡适南游之后，新文化派所倡导的学术理念与学科改革逐步拓展至香港大学与中山大学，这似乎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文课程改革的先声与预演。1939年，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课程为蓝本，编订全国统一的中国文学系科目方案，进一步强化了中文系的教学“几乎全是用新的文学观念看待之前的文本言行，用新的文学作为尺度准绳衡量往日之文”，以西律中的做法，不无削足适履，格义附会之嫌，自然引发多方关于“义理、考据与辞章”、“研究、创作与记诵”、“经书与经学”等问题争议。1940年6月，古直漫游爪哇，返程时吴光楣向其询问关于教育及国学问题的意见。古直依旧认为，“初级小学必须读完《孝经》，高小及初中必须修毕《四书》”，“高中以迄大学，必须修毕《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国文并无古今之分，“汉以来，文章及诗词中皆夹有白话，然专用白话，则不能成文”。白话因地而异，中国非用“文章”不能统一。青年学子选读“文章”，“应从曾文正公之著作始。次读《古文辞类纂》，以迄《文选》，则终生受用不竭。”“国学绝对不许怀疑，有国学在，则国祚将永昌隆。盖中国文化乃建立于国学之上也，吾人必须悉心研究。”
国难之际，衲叟发表《整理国故之我见》，提出“国故之急待整理，实为今日研讨学术首先要务”，近来有以章太炎、胡适之、古直、吴梅为代表的四种整理国故的路径。当初，古直改订经学课目时，他曾致函规劝，“以将于四年之中，责诸生遍治诸经，不可能也”，建议“以用日读五百字法，期年而五经本文读完，课余为之，无害也。更延通儒专家，日有讲而月有会，都以不碍学校科目为主”，希望以此平衡新旧。“此事主旧学者以为势在必争，主新学者则视同迂诞，二者皆过也。然而如欲整理国故，此事固当首先研讨也。”新文化派引入普遍性的现代学术系统，以寻求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确为时代大势，现代学术也为中国学术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中国固有学术有其因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更是为数不多的为现代世界走向提供有效方案的学术系统，那么以源流互质、虚实相济的方式考察胡适南游一事的来龙去脉，以同情的方式理解论辩双方的本意，或能展现近代以来传承中国学术的多元取径，为时下突破现代分科之学的局限，沟通中西与新旧，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