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学那天，北大新生绿色通道排着长队，沈一川拎着一箱子班里给“贫困生”的棉被，站在阳光底下，脸比纸还白。

开学那天，北大新生绿色通道排着长队，沈一川拎着一箱子班里给“贫困生”的棉被，站在阳光底下，脸比纸还白。

他看见我递上助学贷款名单，看到那行“家庭经济困难档次：特别困难”，整个人就像被人抽走了骨头，半步没站稳，直接坐在台阶上，抱着头，发出一声闷响。

人群嘈杂，他的指关节在太阳光里发青。

我隔着人群与他对视，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把志愿改成了北大。”

他喉咙里挤出两个字：“为什么？”

我说：“因为活下去。”

他眼神闪了一下，像被烫了的猫，脸上一瞬间出现难堪、愤怒、慌乱与愧疚，一齐涌上来，如同夏天猝然压下的一场雨。

那一刻，很多年堆积在我们之间的缝，像被我这两个字轻轻一撕，带起了里面的伤口和脓。

那是我十八岁夏天，最热的一天，也是我决定不回头的一天。

我出生在河湾镇，镇子被一条浑浊小河拦腰割开，河对岸是县城的方向，这边是玉米地、砖房和黄狗。

我爸叫许海，是泥瓦匠，扛着灰从早到晚，胳膊像树皮，脾气也像刮风的干麦浪，一吹就倒。

我妈刘梅在菜市场摆摊，卖她自己腌的酸豆角和辣椒，手上总是辣得红一片，抹眼睛都不敢用手背。

我还有个弟弟许宁，皮肤白，眼睛弯弯，小时候喜欢背着手跟在我后面，叫我“姐姐姐”。

我们家穷是真穷，冬天厨房角落总有绒毛，长在潮气里的，油烟熏得锅底发花，鞋子干了湿，湿了干。

沈一川的家在我家隔壁，砖墙相连，小时候我从墙头往下看，能看见他家院子里晾了一串串晒干的麦秆，他爸在县邮政站当班，妈是镇小学老师。

我们一起长大，他斜挎着书包和我走在小河堤上，风刮过来，他把围巾扯了一半给我，嘴里念着“女孩子别感冒”。

他经常去我妈的摊位帮忙递袋子，收摊时把涨潮一样的塑料袋整整齐齐叠好。

他是真心热心，他见不得谁苦。

初中有年冬天，班里来了箱捐赠棉衣，穿衣服排队的时候，女生小齐小声跟我说：“许棠你先挑，你瘦。”她眼神挪动，偷偷看我袖口磨得破的毛衣。

我站在队伍里，心里想着挑一件黑色的，耐脏。

轮到我的时候，沈一川站在发放台后面，手里拿着本子，挨个勾名字，他抬头看我，犹豫了一下，把手里的黑色棉衣递给了站我后面的李重，说：“他家比你更难，他爸刚出事。”

他飞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理所应当的善意。

我手心一凉，什么都没说，笑了一下，说：“那给他吧。”

我穿着我妈给我缝的补丁，冬天过去了，手背冻裂的口子反复崩开，像嘴一样，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初三那年，学校组织“希望之星助学”活动，校长讲话说要评困难生，公示名单贴在公告栏里。

围了一圈人，指指点点，纸上写着我们村几个孩子的名字，李重、秦二丫、刘玉。

我的名字没有。

我站在人群里，看见沈一川拿着名单，跟政教处老师低声讨论，隔着人群，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一下。

我没朝他走过去。

那天晚上，我妈回家，手里捏着一张揉皱了的公示名单，她低头不敢看我，说：“没你，算了，明年争取。”

我点头，说：“没事。”

我知道“没事”这两个字，说出来就是石头，砸在谁脚上都会疼。

夏天升高中的时候，我拿了镇里的第一，他拿了县里的前十，我们一路跟着大车去县一中报到。

县一中宿舍楼外面是梧桐树，树荫茂密一片，我站在树下排队，风里是新书油墨味。

高一开学没多久，他进了学生会，开始帮老师做各种表格，发各种通知，周末还组织去山里支教。

他看见任何一个破-鞋子的孩子都想上去问一问，想把自己手里的饭票分出去。

他经常对我说：“棠棠，等我以后有能力了，我一定要做个‘让更多孩子不再为钱放弃上学’的人。”

我笑，说：“好啊。”

我笑的时候，喉咙深处有一处热，我知道那不是嫉妒，是安慰，是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能被他变得好一点。

高二那年，许宁从树上摔下来，手臂骨裂，我妈抱着他在门口哭，我爸嘴里叼着烟，抖抖地说：“去县医院。”

我进城那周，生活费少了一半，我对自己说“没事”，然后午饭开始只吃馒头，晚饭喝免费汤。

那年学校评助学金，我们班有两个名额，我的名字在名单里，第二天公示换了一版，名字换成了别人。

人群里小声议论：“她家摆摊的，挺能挣的。”

风吹在纸上，纸哗啦啦响。

我走进政教处，敲门，张主任抬头：“许棠，怎么了？”

我问：“老师，我的名字为什么没了？”

他把眼镜抬了一下，说：“评议结果，老师们讨论过，综合考虑。”

我点点头，转身要走，他叫住我：“你别多想，你成绩好，拿不拿这个，不耽误你，该辛苦还是辛苦一下，等上了大学，就会好。”

我笑笑，说：“好。”

我出门的时候看见沈一川在走廊，手里拿着公示名单，那张纸被他握得起皱，他看见我，脸上有点赧，说：“棠棠，我跟老师说了，李重家里这半年确实不行……你让让？”

他声音很轻。

我几乎是本能地笑，说：“没事，这个名额他更需要。”

他说：“谢谢你。”

他眼神亮亮的，像完成一次正义的牺牲。

我当时没有生他的气，我甚至还觉得他足够善良，可我也在那一刻第一次感到一种被谁轻轻按住头的窒息。

好像所有的让、所有的懂事，都应该是女生练习出来的本能。

高三下学期，他周六日去支教回来，手里多了很多山里孩子写给他的信，都是歪歪扭扭的字，感谢他送书包、送本子。

他把这些信放在宿舍上铺，每封都仔细看，我经过，他忍不住跟我念。

他说：“棠棠，我们得让这些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说：“那我们也得先出去。”

他愣了一下，笑：“当然啦，我和你一起。”

那时候已经快高考了，班主任开始一遍一遍地讲志愿填报，什么调剂什么服从，讲得我们脑壳痛。

他当然是全省前三十，他说他想去北大，学法律，做律师，或者做公益律师，帮助更多人。

他笑时眼角有光，我看着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这个世界太坏，他想用自己去善一部分。

而我想活。

志愿填报那天，烈日像压在人头顶上的锅，教室里风扇嗡嗡响，电脑一排排，贺卡一样的系统界面闪着冷光。

我爸来学校，看着我填写，耳朵背，他嘴里叼着烟，走廊里来回晃。

他说：“你姐弟俩，我真扛不住了，你要不要考虑附近的师范，免学费还有补助，毕业回来上班，稳定。”

我看他指甲缝里黑泥，拳头松一松又紧一紧，心里有一点酸。

我妈打电话过来，声音慢慢的，她说：“棠棠，不管去哪儿，妈都支持你，只要你不后悔。”

电话里有油烟声，她在翻炒菜，锅铲敲锅的声音“哐当哐当”，这声音跟我后来很多年在深夜听见的锅碗瓢盆响，一样，沉。

志愿填着填着，沈一川过来，拿着我的表单看，一项一项帮我检查。

他说：“棠棠，我知道你愿望里也曾经写过北大，但北大学费生活费都不低，压力太大，而且你家的情况，省师范有公费师范生，毕业包分配，有编制，特别适合你。”

我盯着屏幕，脑袋像被贴了冰袋，冷得发硬。

他说：“你放心，我去北大，我会照顾你那边的孩子们，我会把咱们镇上的孩子也带上。”

他真心为我好，可他的“好”像道路指示牌，指着的不是我自己的方向。

我点点头，把第一志愿填成了省师范，本来第二志愿准备填上海的一所学校，但我最后删了，填了本市的财经学院。

他松了口气，说：“你真聪明。”

我笑了一下，笑里有点酸涩。

回家的路上，我把我的考生号、志愿系统密码记得比谁都牢，中间有一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屋顶灰白的墙面上一只飞虫一直冲灯。

我想起我小时候站在棉衣队伍里，我想起许宁的纱布从白变黄，我想起我妈给我系鞋带时叹气，我想起沈一川说“你让让”的那瞬间真诚的目光。

我坐起来，穿鞋，下床，门口有风，深夜冷得像水。

我拿出手机，打开志愿系统，输入密码，屏幕亮得刺眼。

我删掉省师范，空了一行。

我打下：“北京大学 法学类”。

光点在字的右边跳。

我按了确认。

系统提示“请再次确认”，我看着那两个字，眼眶酸了一瞬。

我没哭，我只是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第二天阳光像无辜的孩子，照在菜市场里，胡萝卜红红的，青菜还有露珠。

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去帮我妈收摊。

我妈说：“棠棠，你志愿填了？”

我说：“填了。”

她看着我，笑了笑：“听你一川哥的，错不了。”

我抿嘴笑。

那几天我绕开他，没去他家借书，也没在小河堤上走同一条路。

我知道我做了件会让他不理解的事。

录取通知书那天是个阴天，天像被掐住的脖子，压人，邮差骑着车喊：“许家，快递。”

我从菜摊回去，隔远看见我爸把快递接了，眼睛一晃。

他进屋，门“吱呀”一声关上。

我追到门口，敲门，“爸。”

里面没声。

我喊：“爸，那是我的。”

他坦白人：“你怕啥，看看而已，看看写啥。”

我靠在门上，说：“私拆信件违法，我已经成年了。”

里面沉默了一秒，又是一声叹息，“我看看是不放心。”

我说：“北大录取通知书，不放心什么？”

门“咔哒”一声开了，我爸脸色像刚考完试的孩子，手里拿着红色的通知书，封口已经被撕了半道。

他眼神闪来闪去，不敢看我眼睛。

我伸手把东西接过来，拍了拍快要散架的纸袋，笑着说：“爸，我带回去给妈看，妈爱热闹。”

他抹了一把脸，说：“你真改了？”

我抬起头，“嗯，我改了。”

他手指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烫出一个黑点。

他说：“你咋就那么犟。”

我把通知书捧在胸前，心像一根火柴，啪的一声点着了，又迅速竭力按下去。

我说：“爸，我已经十八岁了，受教育权是我的权利，志愿是我自主填报的，你不能替我做决定。”

他“呸”了一声，说：“我咋替你了，不就看个信。”

我说：“是我的选择，爸，我要出去。”

他沉默半响，嘴角哆嗦了一下，“你去那儿花钱多得很，你以为我印钞票啊。”

我说：“有国家助学贷款，有绿色通道，学校认定困难生可以减免学费，我会做兼职，我会活。”

他看着我良久，肩膀垮了一点，说：“你真去？”

我点头，“我真去，哪怕你不送我。”

他说：“滚吧。”

他说完转身抹眼睛，我站那儿，看着他背影，突然觉得他比我还小。

晚上，他和我妈吵了半夜，声音忽高忽低，我妈哭，我弟弟在屋里抖，被窝不敢出头。

第二天，沈一川来敲门，他穿着白T恤，胸前印着“志愿者”三个字，一手拎着一袋苹果，一手拿着他自己整理的“大学选择建议书”。

他说：“伯父伯母在吗？”

我说：“在。”

他进屋，笑得温文，坐下，拿出纸，说：“伯父，伯母，这是我咨询了师兄师姐，以及老师得到的资料，我觉得棠棠可以考虑省师范的调剂，如果棠棠愿意，我会帮她联系一个资助人，每年可以资助她五千，条件是她暑假要参与他们的公益活动，顺便锻炼。”

我爸瞬间眼睛亮了一下，又马上压下去，装作不动声色地咳了一声。

我妈擦着手，点头，说：“你们孩子懂得多。”

他继续说：“如果去北大，压力确实很大，而且北大那边的校内兼职不好找，竞争激烈，学校评贫困生也很严格。”

他讲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的手，那只手指腹有一层薄茧，是拿笔磨出来的，他握着笔写的时候很有劲，像握着一根棒。

我说：“我已经被北大录取了。”

他停了半秒，眼睛抬得很慢，里面有一种被叶片刮过的错愕。

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写过很多次的‘北大’，不是书上那两个字，是路，是人，是我的未来。”

他说：“棠棠，你知道你家的情况，你……你别任性。”

我笑了，说：“我知道。”

我低下头，那笑像是对自己说的道歉。

他着急了，声音抬高：“我不是为我自己说，我为你考虑，你去了会很辛苦，而且……你要知道，有的资源你让出来，是给那些真的更需要的人。”

那句“让出来”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久了，这次突然整个插进去，没留一点犹豫。

我抬头，很慢，像在拔掉这根刺。

我说：“我也需要。”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盯着他眼睛，尽量让我的声音平静：“沈一川，你做的公益让很多孩子得到帮助，我也尊敬你，但你不能把‘让’当成我的义务，把善当成别人必须配合你完成的仪式感。”

我爸说：“你们年轻人别吵，喝口水再说。”

沈一川脸红了，又白了，他深吸一口气，放低了声音，说：“棠棠，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去北大，很可能活得像钉子，随时要磕在墙上。”

我笑：“那就让我自己磕。”

他看着我，眼神里一层层波浪，抖动，不停。

那天谈话不欢而散，他走的时候站在院门口，回头说：“不管怎样，我都会帮你，只要你开口。”

我点头，“好。”

可是我没再开口。

录取通知书那几天，镇上人纷纷来我家看热闹，王婶拿着一盘花生进来，边剥边问：“棠啊，你去了北京就看不见我们这些老太婆了。”

我笑：“我寒假回来。”

大家都笑，笑声里有羡慕，有替我妈算账的心疼。

开学前，镇里组织给贫困生发放“大礼包”，书包、被子、热水壶，阳光底下摆了满满一地，红字条写着“爱心助学 情暖人心”。

主持人喊：“今年我们镇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是许棠！”

掌声响起来，我走上前，站在晒得眼睛都眯的太阳下。

主持人把话筒递给我，我对着话筒说：“谢谢大家，我会努力，如果顺利，我将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利用学校绿色通道，不会让家庭更困难。”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她还要贷款呢，北大也不都是有钱人吗。”

王婶说：“人家那么争气，不借白不借，国家就是给这样的孩子借的。”

散场后，沈一川拎着两箱东西追上我，“这是我们班里给贫困生买的东西，你带着。”

他说完皱了一下眉，又立刻说：“不是担心你，是你拿着，省得闲着浪费。”

我拉了一下箱子，实际上是抱过去，不让他难堪。

我说：“谢谢。”

他轻声说：“你别说谢谢的。”

开学前一周，镇里财政所贴了张公告，关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旁边写着“特别困难”。

我去盖章的时候，财政所的人看了我一眼，说：“你爸妈都没来？”

我说：“他们在忙，我自己来。”

他愣了一下，笑笑，“你真行，姑娘娃。”

盖章那一刻，我想起初中那张没我的名单，心里像有块玻璃，先“啪”一声裂了痛，随后又贴合回去，“呲啦呲啦”地嘲笑我的矫情。

我知道这不是谁的错，是我看见了自己过去没敢承认的窘境。

开学那天，一大早，我拎着两个包，拉着一个箱子，脖子上挂着个小袋，里面是身份证、银行卡、录取通知书、困难生证明、贷款承诺书。

我爸没有送我，他把门关得很重。

我妈送到镇口，给我塞了五百块，说：“路上别饿着，去那边了，让同学有事多帮帮。”

我点头，说：“妈你回去吧，太阳大。”

她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手上油辣辣的，她低声说：“棠，别往心里去。”

我笑，“嗯。”

大巴车从镇口开到县城，再转火车，我背靠窗口，窗外田地往后退，像一张张抽离的纸。

到北京时已是傍晚，晚霞烧红了一片天，站前广场像热锅，同样热的还有我的耳朵。

校门口搭了临时棚，红布横幅显眼，我随着人流走入，志愿者穿着统一的红马甲，喊破了嗓子：“绿色通道在这边走！”

我拖箱子过去，排队。

轮到我了，老师看了我贫困生认定，递给我一张表，我填名字，手有一点微抖，但笔很稳。

我抬头，正好看见沈一川快步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人，抬着两箱棉被，额头上的汗滴落下来。

我们目光对上，他怔住，表情像被谁用手按住了心脏。

他跟来的两个志愿者看见他站住，问：“沈哥，东西放哪儿？”

他不说话。

我以为他会骂我，说我不听劝，任性，我以为他会指责我抢了别人的资源，他习惯用“更需要的人”这把尺子，也习惯替别人把尺子按在我身上。

他没说任何箭伤人的话。

他走过来，声音发干：“你……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被录了。”

他喉结滚了一下，“那你……贷款？”

我点头：“是，我已申请生源地贷款，绿色通道已经通过。”

我那时突然很想抱一下过去的自己，那个站在发棉衣队伍里说“给他吧”的自己，那个站在政教处门口说“没事”的自己，那个晚上在屏幕前按下确认键的自己。

都被我抱住了，又轻轻放开。

“困难生认定”“贷款通过”这几个字在沈一川眼里像是尖锐的玻璃渣，他喃喃：“你是特别困难。”

我淡淡地笑，像在对纸上的字认亲。

他说：“可你……你以前都不说。”

我说：“我们家的碗破了，还有饭；我们家的衣服旧了，还能穿，我以前不觉得这是困难，只觉得这是生活。”

他抬起头，眼里突然有了水，闪闪的，他不让它掉下来，他做惯了孩子们眼里能遮风挡雨的大哥哥，他习惯把眼泪往回吞。

他低声说：“棠棠，我是不是……错了很多次。”

我说：“你没有错，你只是习惯把善当成旗子，习惯把别人当海洋，觉得自己撒出去的温暖一定要有人接住，不然就是浪费。”

他身体一颤。

我继续说：“我很感谢你，真的，可是救人的时候，也请看看你脚下站着的这个人，她不是那个谁都可以配分的‘让’，她也会冷，她也会疼，她也需要第一件棉衣。”

他捂着眼睛，蹲下去，整个肩膀抖了一下。

我突然心软，伸手给他挡了一下路，避开他面前的视线，像是替他挡住了陌生人的目光。

我说：“你回去吧，别在这里崩溃，谁都不欠谁。”

他说：“我不走。”

他坐在台阶上，闷声说：“我送来了东西，我就要看着你登记。”

我没再劝。

他蹲了很久，像用粗糙的手在自己的心上刮来刮去，最后抬起头，声音沙哑：“棠棠，你先去办理。”

我点头，转身递了材料，签了字，拿了宿舍钥匙。

我把钥匙握在手里，它冷冷的，又比我想象的来得热一点。

登记完，我拿着宿舍钥匙走了回去，沈一川站起来，像是不太稳，他想笑，但脸上的肌肉打了结。

他说：“我明天还要去别的学校送东西，你……有啥事给我发消息。”

我点头。

他往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你这么做，我会被人骂的。”

我说：“你怕吗？”

他抿了一下唇，“我怕的不是被骂，我怕的是我突然不知道我过去那么多年的‘公平’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平。”

他说完，像被谁推了一把，转身走了，背影有点佝偻。

晚上，我在宿舍铺床，床板硬，窗外槐树叶子撒进来一点影子，室友小陈用北方口音问我：“你真从南边村儿出来的？”

我笑：“嗯。”

她说：“那你太厉害了，牛。”

我说：“没厉害。”

她看我安静，自顾自说：“我爸妈在公司上班，他们烦死了，就想着让我进金融，挣大钱，让他们我以后养他们，我也烦，我就想学文史。”

宿舍里嘈嘈，大家说起来自家琐碎，我听着，不插嘴。

夜深，手机震了震，是沈一川。

他发：“对不起。”

又发：“我……我捐给你生活费？”

我回了两个字：“不用。”

他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盯着屏幕，手指移动了一下，回：“你不知道，就先别做。”

他沉默了很久，又发：“我今天好像做了错事。”

我回：“你今天没有做错事。”

手机静下来，我把手机盖在书下，灯光打在纸上有微微的热。

第二天，我去学生事务中心详谈贷款，有一份“学生承诺书”，我仔细阅读，签字。

负责老师是个瘦长的男人，戴着眼镜，他耐心地跟我们解释：“绿色通道是为了暂时缓解大家入学压力，不会影响你们的尊严，也没有谁给谁施舍的意思。”

我笑笑点头。

从事务中心出来，校道上梧桐树落了点枝，阳光照在地上一块一块的，我弯腰把一块石头踢到路边。

手机突然响，陌生号码，我接了。

里面是张主任的声音，他在电话那头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许棠，你出来上学怎么样，有没有困难？”

我说：“还好。”

他说：“我们县教育局最近在检查助学金的信息公开，有人匿名投诉，说你不是困难生，说你家条件……不符合，叫你‘伪贫困生’。”

我只觉得背后一阵冷，我站在树下，小叶子被风吹得簌簌掉落。

我说：“谁匿名投诉的？”

他沉默一下，“没写。”

我闭上眼，“好的。”

他又说：“你也别太担心，学校一核查就知道，我们了解过你家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只是这会儿网络发达，县里也要把文件按程序走一遍。”

我轻轻“嗯”了一声。

挂断电话，我看见宿舍群的消息炸开，大家转发一条匿名微博，标题很抓眼：“某县女孩北大报到，竟靠贫困生名额？家里开小商店被爆，求还助学金公平。”

配的图是我妈的摊位，酸豆角、辣椒、各种瓶瓶罐罐一眼看去，像过年。

微博下面评论里已经有人开始骂：“又来一个装穷的。”

也有人说：“小商店怎么了，卖点东西就不穷了吗？”

也有人说：“拿了就拿了，过得去就行。”

头像熟悉的同学评论：“好好读书吧，别作妖。”

字在屏幕上像小蛇爬，忙忙地动，动得我眼睛疼。

我把微博关了，盯着地面发了五分钟的呆。

风吹过，树叶的影子转了一个圈。

手机又震，是沈一川。

他发：“微博不是我。”

我没回。

他又发：“但有人找我私信，问我事实，我……我回了‘她家摆摊’。”

我按住心口，深呼吸了一下。

我打字：“你很诚实。”

他发：“我……我没有想过会这样，我只是……你知道的，我从不打马虎眼。”

我回：“你不打马虎眼，但你从不考虑别人眼睛能不能承受你的诚实。”

他发：“对不起，我去删。”

我回复：“删不掉的。”

隔了很久，他发：“我可以做什么？”

我回：“别做。”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去事务中心补充材料，把我家的低保证、村委会困难认定、那年医疗报销证明一份一份交上去。

老师接过去，轻声说：“我们会尽快处理，校内程序会保护你的隐私。”

我说：“谢谢。”

我走出事务中心，远处教学楼上挂着一条横幅：“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我笑了一下。

晚上的时候，宿舍楼下有人喊我，我下楼，看见沈一川站在槐树下，影子被路灯拉得细长。

他别扭地笑一下，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这是你爱吃的蜂蜜糕，我在北师傅那里买的。”

我接了，手上是一点点温度。

他抬头看我，眼睛很红，他说：“我不是哭。”

我“嗯”。

他顿了一下，像是鼓足了勇气，“你能不能……原谅我过去因为那种很笨的‘公平’，一次一次让你让的那些经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很想笑。

不是嘲笑，是一种松动。

我说：“原不原谅，我以后再说。”

他点点头，没再纠缠。

他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我找的‘法律援助中心’的老师给我写的说明，关于‘贫困生认定’的法律边界，我打印了一份给你。”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方法（试行）中明确，各校应结合家庭人均收入、突发状况等综合评定，不能简单以父母职业判断；公示应保护学生隐私，避免‘标签化’。”

他像背诗一样说：“我以前总拿‘平等’当尺子，却没意识到公平是要倾斜的。”

我抬头，“你在学习。”

他挠挠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我在补课。”

我点头。

我们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说：“明天我去事务中心找老师说明我对你的情况的了解，让他们知道网上的是节外生枝，以免影响你贷款。”

我说：“我不需要你帮我背书。”

他愣了愣，点头：“好。”

我们没有再说话。

他抬头看树，轻声说：“我在想，为什么我那么信任的那套东西，这么容易伤到你。”

我说：“因为你看见别人的苦时，把他们当成你完成善的对象，却忘了这些对象里也有我。”

他苦笑，“像收集徽章？”

我点头，“像收集你背包上的徽章。”

他摸了摸自己的包，笑了一下，“我真的有很多徽章。”

我们在楼下站到十点的钟声响，他说：“你去睡吧，明天再去忙。”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棠棠，你要是需要证人，说你家的情况，我可以去签。”

我说：“我不需要证人。”

他“嗯”了一声，垂着头走了。

第三天中午，学校议评小组通知我去交流，会议室很大，空调冷得让我起了一身小鸡皮疙瘩。

老师让我们简单描述家庭情况，我准备了书面材料，平静地讲了一遍。

讲到许宁摔伤手臂，花了钱，我妈卖金耳环，我说话的声音轻，却一字一顿。

评审老师点点头，说：“我们会很快给反馈，这是正常流程。”

出门时，我看见走廊里站着一个男生，黑色T恤，手里拿着一杯豆浆。

他目光慌乱，被我一眼抓住，他像被朝阳“照妖镜”照到的妖怪，没处躲。

我笑，“来干什么？”

他说：“路过。”

我没有戳破。

回宿舍的路上，手机突然响，是我爸的电话。

他声音很重：“你姑父这边出事了，工地上管脚手架的出了事故，赔钱，我们凑钱，家里要拿一笔。”

我停下来，手心有汗。

我说：“爸，我们家还有多少？”

他说：“没多少，我不扛不住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是拿了贷款吗，有没有别的能拿的，救救急，亲戚嘛。”

我靠在路边的墙上，眼睛盯着那张“自强不息”的横幅。

我轻声说：“爸，我会去申请勤工助学，我会把我的生活费省出来一部分寄回家，但救急这事跟你和姑父商量，也要依法走，谁的事故走谁的保险，不能把‘亲戚’当刀子。”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骂了一句：“你现在说话像本子。”

我笑：“像法条。”

他说：“行了，你别管了，我也找找别的地方去凑。”

挂了电话，我背贴着墙，慢慢滑了下去，坐在地上，看着天空一角。

我承认，我那一刻想哭。

不是因为怕困难生认定过不了，也不是因为沈一川的愧疚，而是因为生活像个白脸的杂技演员，总在我以为我准备好了的时候，往我怀里丢更重的石头。

我低头，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剥开，放进嘴里。

糖一开始很硬，压得牙疼，慢慢地，甜味出来了。

晚上，我去图书馆旁边的草地散步，风轻轻吹，我看见远处操场上有人跑步，脚步声整齐。

手机震动，消息弹出来，是一条来自学校系统的短信：“关于你的困难生认定材料，我们初审通过，请按流程前往领取确认书。”

我抬头，星星很小，却在。

我顺手点开微博，发现那条匿名举报的热度下降了，热搜被新的八卦挤下去。

我翻到最底下，看到一条评论，不多赞：“愿孩子们的贫穷不被当作证件，愿每个苦都被认真看见。”

那一刻我的喉咙哽了一下，像有人伸手把我里面的结轻轻抚了一下。

我关上手机，深吸一口气，决定明天去学生事务中心登记勤工助学，晚上去食堂门口报名送餐，周末去图书馆做服务。

一转身，我看见沈一川像昨天一样站在槐树下，站得很远，像知道自己会打扰我，却没走很远。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谁也没说话。

他突然慢慢抬起手，手心向上，掌心有一小块被笔磨的茧，他说：“我的手，可能没法再像以前那样轻易指着别人了。”

我也抬起手，他轻轻碰了一下，没握住。

我看着他，说：“你慢慢学。”

他笑了，笑得有点像刚入学的新生，青涩，懵懂，渴望被认可。

风把槐树的香味吹下来，一点点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半月后，困难生认定正式通过，我拿到那张薄薄的纸，觉得它比任何奖状都要沉。

那天晚上，学院公众号发起了一个“助学金故事”的小征稿，标题写得很暖：“生活不易，请你轻轻对待那些努力的人”。

我决定写一点自己的东西，却迟迟没有动笔。

我怕写下去时，我会把过去那些被“让”了的日子，又拿出来摸一遍。

我收起手机，给许宁发了消息：“作业写完了吗？”

他秒回：“姐，早就写完啦，老师夸我字好看。”

我看了一眼窗外的夜，笑：“那你教你爸写字吧，以后让他少签不该签的字。”

他发来一串哈哈哈。

我把手机放回去，起身去洗手间，镜子里那张脸看起来比之前更平静了。

第二天早上，辅导员发来消息：“学院配合学校召开一个‘贫困生认定公开说明会’，希望你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说明学生角度的感受。”

我盯着信息，吸了口气，回复：“好。”

我知道这不是“曝光会”，也不是“控诉会”，这是一次“正确流程的宣讲”和“对污名的反击”。

我把我想说的几句话写在纸上，写得很慢：“贫穷不是一个人的羞耻，财富亦不是；公平不是目测，更不是按人分层；任何人的善意都应该先照在自己脚边，再向外照。”

写完，我去食堂打了一份早饭，排队的人很多，阿姨的声音响亮：“饭卡拿好。”

我端着托盘找座位，听见旁边有人说：“那就是那个北大的贫困生吧？”

我坐下，没抬头。

另一个声音说：“她挺淡定。”

我把米饭一口口咽下去，心里一片安静。

午后，沈一川给我发来一张图，是他在学校的论坛发的一篇长文，标题是：“我曾经偏爱‘更苦的’，我以为那是公平，今天我想对我身边的她说对不起”。

他在文里讲了初中那件棉衣，讲了高中的助学金，讲了他那句“让出来”，讲到最后，他写：“我以为我是王，发命令让人让位，殊不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在自己的土地上，受伤的也是真实的。”

他发文末尾说“希望公益不自感高贵，希望我们在这个学校里不羞于贫穷也不自诩富有，希望所有人的关照都从‘看见她’开始”。

我看完，心里沉了一下，又轻了一点。

我没点赞，也没评论。

我在宿舍楼下遇见他，他站那儿，眼睛里有试探。

我说：“写得不坏。”

他挠挠头，“谢谢你。”

他低声说：“你能吃饭吗，我请你。”

我想着我银行卡里的余额和即将发放的勤工助学第一笔钱，笑着说：“我请你。”

他急忙摆手：“不要不要，我最近也没钱。”

我笑，声音不大，“那就谁都不请谁，各回各家各吃各饭。”

他说：“行。”

我们分开，像两条河，靠近，又各自有自己的方向。

傍晚时分，我接到辅导员的新消息：“关于匿名举报的那条微博，你被邀请作为‘被举报人’参加线上访谈，是否接受？”

我盯着手机，手心出汗。

与此同时，我的邮箱里跳进来一封邮件，来自贷款中心：“由于网络举报影响，存在小概率银行回访延迟，请耐心等待。”

我仰头看着天，深吸一口气。

我想起刚入校时他在阳光底下抱着头的样子，想起我爸在门后面抹眼的样子，想起我妈在菜市场数零钱的样子，想起许宁趴在桌子上写字的样子。

我的手指轻轻按在“回复”上，停了几秒，打下：“接受。”

我知道，一次对话不会改变所有人的偏见，但至少让更多的人听到一个真实的声音。

那晚，我在桌上铺好纸，开始理顺我要说的话，窗外风吹过槐叶，细细淅淅，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话。

我拿起笔，写下开头：“我叫许棠，来自河湾镇，我是‘特别困难’学生；我不是‘伪’，我是一个努力把自己活好的人。”

写到这，我停一下，深呼吸。

手机消息提示灯亮起，是沈一川发来的：“我会在直播间匿名守着你。”

我笑了一下，回：“你不用守着我，我会自己站直。”

他回了一个“嗯”。

我抬头，看着窗外夜色一点点深进去，心里有一个小小的火焰，安静又倔强。

直播开始前十分钟，辅导员打电话来确认，我说：“我在。”

开麦那一刻，屏幕对面无数的头像和弹幕像潮水，向我涌来。

主持人说：“许同学，你怎么看待‘贫困’这两个字？”

我握着话筒，声音不紧不慢：“它不是装饰，不是通行证，也不是枷锁，它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弹幕停了一秒，又像撒出来的花。

我继续说：“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再没人用它来嘲笑别人，再没人用它换取道德优越感。”

我讲到最后，心很稳，呼吸很正常。

结束后，我关掉摄像头，肩膀一起一落，像完成了一场深潜浮出水面。

手机亮，又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对方声音严肃：“许同学，我们是银行风控部门，关于你的贷款，我们需要你明天下午来一趟。”

我的心轻轻一跳，握紧鼠标的手微微出汗。

我还来不及回答，邮件又响了一声，是学院发来的：“关于‘困难生认定’的校内答疑，需你明天上午到场。”

手机页面上，沈一川的消息又跳出来：“棠棠，别怕。”

我看着这些叠在一起的时间安排，就像在看着三股绳子在我眼前缓缓拧成一股。

我吸一口气，打下三个字：“我不怕。”

而这时，父亲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屏幕上闪着他那两个字“老许”。

我看着那两个字，心底的火焰又加了一点火。

我接起电话，“爸。”

那头是杂乱的风声，他急急说：“棠棠，小宁从树上又摔了，手好像又骨裂，我们在县医院，你……你快点回电话。”

我猛地站起，椅子在地上滑出刺耳的一声。

那瞬间，我的眼前像是被有形的手按下一层浓墨，所有要做的事瞬间压过来，白的黑的，真伪相绞。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爸，先拍片、先挂号，别乱签字，别先交任何其他项目的钱，等我联系老师，帮你找熟悉的医生。”

我说出这句的时候，心里像一根绷得很紧的线，终于发出一声长长的颤音。

校园广播里不合时宜地响起来，音质不太好的女声说：“北大欢迎你们。”

我抬头，深吸一口气，转身就奔向学工办——我知道，接下来的一切，我得一个一个去顶，一个一个去谈。

我还不知道明天下午银行会怎么问，也不知道网上那些骂声会不会再来一次，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退。

而沈一川站在远处，看着我匆忙奔跑的背影，握着手机迟疑了一秒，终究发来一句话：“我去县医院看宁宁。”

我没回。

我在风里加快了步子，心里一遍遍地念：“别怕，别怕，别怕。”

这一切像极了夏天突如其来的阵雨，先是闷雷，继而落雨，最后站在雨里的人各自分开，却都在用力地抬头看天，等着下一道闪电，猜着它会在哪里落下。

来源：成熟的小鲜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