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婷来自北方的一个县城，学生时代顺风顺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邻居教训自家孩子时当之无愧的榜样，唯一一次失手大概是高考的时候冲击清北没成功，来到了这所坊间排名第三的高校，所学学科A+（指在第四次总体学科评估中达到前2%的学科），本科结束

安婷是我的硕士室友。我们在2019年入学，工科大类，学制两年半，本应在2022年3月毕业。

安婷来自北方的一个县城，学生时代顺风顺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邻居教训自家孩子时当之无愧的榜样，唯一一次失手大概是高考的时候冲击清北没成功，来到了这所坊间排名第三的高校，所学学科A+（指在第四次总体学科评估中达到前2%的学科），本科结束后又成功保研，如今师从本专业资历最深的教授。

安婷从没让家里操心过，她是老大，下面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一个念大学一个读高中，安婷妈妈曾是公职人员，90年代因为“超生”失业，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在外打工的安婷爸爸支撑。本科时，安婷就很少找家里要钱了，她的奖学金已经可以覆盖大部分开支。大四临近毕业时，她准备直接工作接济家里，但意外获得了保研名额，报名截止的前一晚，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安婷爸爸听出了女儿的犹豫，说了句：“你如果还是想读，那就继续读吧。”挂掉电话后，安婷哭了一夜，她知道继续读研，家里的负担会很重，即使这样，爸爸还是支持她。第二天，她递交了保研资料。

生活上的拮据并没有影响安婷的性格和心态，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着小猫印花的T恤和黑色短裤，身型高挑，笑起来开朗随和，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热心和真诚。我想大概是因为她家庭关系和睦，学业成绩优异，一路走来都很顺利，精神上的富足冲抵了物质上的困难。

那时，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读研不过是对以往学业历程的重复，会始终如一地顺利下去，安婷人生的“牌”会越打越好。

原本，我和安婷不在一个课题组，但开学后不久，我的导师突然调去别的城市，手下的硕士要转出去。安婷的课题组里有一个老师刚巧升了副教授，带研究生的名额空缺，我便转了过去，跟安婷成了同门，关系也更加亲密起来。

刚入学时，我们的想法还很纯粹，甚至怀着大干一番的志气，激情满满，憧憬着自己在科研上有所突破，没准能再读个博。研一主要是上课，下学期我们赶上疫情，居家了半年，那半年基本是专业课，刚开始上网课，考勤机制不完善，效果也一般，老师站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讲课，网线另一头的我们早已挂着视频在神游了。

研一暑假结束，我们返校加入课题组。组里有十多人，氛围和谐，节奏也不紧张，大家戏称导师为“老板”。跟我预想中的科研不太一样，组里近年主要在做横向项目，都是“大老板”从企业接到项目，派发给实验室的几个博士，他们再带队干活，“大老板”负责检验阶段性成果以及企业交流。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生读得也很像在企业上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讲稿、做PPT、开会上，真正做实验研究问题的时候寥寥。

（编者注：横向项目一般面向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由企业出资，与之相对的纵向项目，一般由财政拨款，比如，自然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在科研评价体系中，横向项目的权重价值往往低于纵向项目。）

我们有两个“老板”，“大老板”是我们研究所的所长，他在科研上的积累早已完成，研究重点便转向了行政管理和横向项目，安婷算是他的关门弟子。他60多岁了，但依然活力满满，平时总是笑呵呵的，但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有一种不怒自威和说一不二的气场。“小老板”即我的导师，他人很好，私下里完全没有导师架子，但在实验室的话语权非常弱，主要负责“大老板”拿到的项目落地，还有各种琐事，每天非常忙。

两个“老板”对我们的科研管得稀松，甚至可以说是放养。彼时，我听到班里其他同学吐槽自己的导师要求每天打卡，还给他们排计划表，我还心生庆幸：我们课题组真好呀，“老板”都不管，岂不是爽翻！

我每天按部就班，做着师兄师姐们派给我的活，从来没觉得毕业会是个问题，毕竟让做啥就做啥还能毕不了业？然而大环境的变化已经在酝酿了，师兄师姐们茶余饭后，也讨论起论文过审困难，还有求职不顺，我们并没有在意，依然处在一知半解的傻乐中。

安婷一直在实习。其实组内怕影响横向项目进度，是不允许学生外出实习的，“大老板”的说辞是：“不需要实习，做好实验室的事情，毕业不愁找工作！”然而师兄师姐们会私下吐槽：“哪年的老黄历了，现在没有实习经历，能找到好工作？”

安婷倒也不全是为了毕业攒经验，疫情突然来袭，她爸爸工作的外贸公司业务严重受挫，濒临破产，家庭收入锐减，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安婷无法坐视不理。她家里也没有逼着她出去找事做，但安婷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听到爸爸压抑自责的声音，便如坐针毡。一次她跟家里打电话，我听她说：“可是爸，因为疫情公司快破产也不是你的问题呀！没事，小弟后面的生活费我来给！”

之后，安婷便尽量找了离学校近的公司，每天偷跑出去实习，下班后去实验室赶进度，周末也泡在实验室。后来，实习公司的活做不完，也需要加班，她会加完班后再跑去实验室，凌晨才回宿舍休息，虽然我们住一个宿舍，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好几天都碰不到她。

她的脸色渐渐变得很差，有时候甚至有点恍惚，叫她一声，半天没反应。我有点担心，便问：“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不行休息一下吧，身体最重要。”

她轻轻笑了一下，说：“没事，公司的活主要是琐碎，但不费脑子，实验室的活也是师兄带着做。月末了，小弟下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给他呢。”说完，又低下头继续敲打着键盘。

我看着她那个碎角的老式笔记本，按理说她实习了这么长时间，早能换几个新的了，我突然有点替她难受，不禁脱口而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弟弟妹妹，你家就你自己呢？”

“啊？”她敲着键盘的手突然停下，抬起头，睁大双眼看向我，仿佛这个问题超出了她的认知，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为什么啊？”

这个问题有点冒昧，但我继续说下去了：“那样你妈妈不会失业，你生活也会更轻松、更富足啊，而且你爸妈只关心你。”

“哦，这样吗？”她带着一丝迟疑，眼神游离了一下，似乎在问：我应该这么想吗？

我尴尬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安婷低下头继续敲打着键盘。那一瞬间，我觉得她身上仿佛闪着光，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她沾染一丝晦暗，那个正缩在座位上的小小侧影变得厚重起来，我突然很佩服她。

2021年暑假，我们准备毕业，遇上前所未有的就业寒冬，也许是疫情的影响开始显露，也许是积压已久的弊病终于爆发，多家互联网大厂市值暴跌，校招HC（岗位）数量大幅缩水。加之高校学术不端行为频发，尤其是“翟天临事件”后，对毕业论文的审核层层加码，延毕人数激增。总之，无论是工作还是论文，情况都不容乐观。

秋招信息比2020年少了不少。我每天一睁眼就是投简历，做测评，刷进度，一条龙下来，整个脑子都被琐事胀满了，当时也是论文开题的关键阶段，但我却无暇顾及，毕竟我们普通人读研还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几个月下来，我参加了众多面试，能走到offer一步的少之又少，远远达不到往届师兄师姐们人手多个大厂offer保底的水平。

安婷还在互联网公司实习，主要工作是每天从系统上下载头一天的数据，放到Excel里流程化处理，然后输出报告，数据繁复，分析机械而重复。我以为像她这种资深打工人offer肯定多，然而她却跟我说：“我实习主要为赚钱，岗位之间联系不大，大都是打杂，写到简历上也讲不出什么。所以我想先等等看这个实习有没有转正HC，再一边投着简历。”

9月份，安婷没有等来转正名额，反而生了一场大病。一天晚上，她突然高烧到近40度，伴随有扁桃体肿大、浑身痛痒的症状，正是疫情的严控期，她被火速拉到校医院隔离，输了几天退烧药，却始终没查出病因。几天后，她便着急地出院了：“住院费太贵了，就算能报销一部分，也还是太贵了。”后来安婷说，这也不是她第一次突然发烧了，一直没查到具体原因，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她就靠退烧药和止疼药挺一挺，也没跟家里说过。

安婷出院后的第二周，我们迎来了组内的中期答辩，这是写毕业论文前最后一次正式答辩，需要汇报以往成果和论文研究的问题，她连续熬了几个大夜准备了资料和PPT，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会议室里坐满了同门，“大老板”一只手扶着头，一只手敲着桌子，看着投影上安婷的PPT，半天没有说话。空气安静极了，安婷低着头。

“你的问题是什么？我听了半天都不知道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终于，“大老板”打破了沉默。

“问题就是……”安婷又念了遍她的PPT题目。

“不是几个词拼凑起来就能叫作研究问题，价值和创新点在哪里？这两年都做了点啥？”

安婷垂着头，小声嘟囔了一句：“我现在还缺几个实验，那个设备……”

没等她说完，“大老板”便打断她，岔开了：“先别提设备的事了，你这研究问题都没明确，还尽在外面搞些别的，不要因小失大，到最后论文却写不出来。”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扫视了大家一圈，安婷的头垂得快要挨到胸膛，显然“大老板”是在“点”她。

安婷说的是实验室设备采购的事，当时我们的论文来源是横向项目，组内有多个项目，每个人结合手头做的内容来写论文。安婷的项目方向极新，她做了很多工作，但主要是延续以往的研究，要寻求突破则需要新的实验设计，那组能达到科研精度的设备至少15万起，虽然市面上也有几万的平替版本，但组内对设备的采购管控极为严格，只要是花钱的事，“大老板”都会一拖再拖，除非实在迫在眉睫。从经济角度来看，当时只有安婷一个人在做那个内容，项目5年期限，如今是第4年，为了一个学生论文和一个即将结束的项目斥巨资采购设备显然不够划算，最后“大老板”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这么拖着。安婷的论文便卡住了，或者就换方向，但谈何容易，这意味着以往的积累化为乌有。

于是，中期答辩后，安婷辞了实习，而后签约了一家央企，专心准备论文。

我的进展也不顺利，真正开始准备论文后，才发现困难重重。一方面现在毕业的要求提高了，另一方面自身对于科研的思考也不够，就像网络上很火的那个比喻——假如论文的主题是做红烧肉，本科是照着菜谱做一遍，硕士却是从养一头猪开始，没有体系和创新，只是随大流让做啥就做啥，即便在实验室打很多杂，依然很难拿到毕业证。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寄希望于导师，幻想着“老板们”不可能让我毕不了业的，我把论文框架和题目给两个导师各发了一份，“大老板”让我去找“小老板”，“小老板”的答复是：有啥就先做做看呗。但做什么、怎么做，我依然一头雾水，抱着一堆实验资料无从下手。那时候已经是十月份，距离次年3月份正常毕业仅剩5个月。

我意识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毕不了业。但我惯性地回到了等待的路径上，直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敲醒我：毕业只能靠自己。

小瞳师姐是“大老板”的女儿，此前在海外留学，正在英国读博一，几个月前却突然出现在我们课题组。刚见到她时，我以为她是放假来玩的，后面我才知道，她是作为交换生回来的，为期半年。听师兄们说，小瞳师姐一直都想回来，但奈何国内始终没有合适的位置。她高中成绩一般，要是只上个普本，怎么配得上“学二代”的身份，家里忙不迭地把她送去了美国，虽然学校排名一般，但至少算是“海归”了，然而近几年国内对海外硕士卡得也严，毕业后直接回来也没啥好差事，于是她又申了英国一所排名靠前的学校读博，然后火速在博一走交换生流程回来了。

原本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我们跟小瞳师姐并没有太多交集，但她申请了一个床位，正好在我们宿舍。小瞳师姐人很友善，有些朋克风，喜欢弹贝斯搞乐队，朋友圈里发的都是音乐相关的，有路演视频，有乐器照片。她家就在学校附近，她很少来宿舍住，那个床位便成了她放乐器的杂物间。

11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宿舍，小瞳师姐突然来了，我问是有什么事吗？她回答我：“收拾东西。”

我一想：“哦，是交换期到了，该回英国了吧。”

结果她说：“不是，我换个宿舍。”看我有些惊讶，又解释道：“我不回英国了，现在在隔壁课题组的聂老师名下。”

“哦、哦。”我虽然依然疑惑，但也没有多问，帮着她收拾东西。这几个月里，除了每周一次的例会，小瞳师姐基本不来实验室，来了也就是跟大家唠嗑或者打狼人杀，她最常去的地方是琴房，还加入了几个乐队，经常有大大小小的路演，我们有时候也会过去捧场。

我帮她撑着箱子，看着她把几把看起来一样的贝斯往箱子里塞，她塞得非常随意，没有琴包，贝斯叠在一起，琴弦碰撞出“噔噔”的响声，我看着有点心疼，便试探性问道：“你这琴应该挺贵的吧？”

“还好吧，也就几万块。”

我还是不死心，又补充道：“你都不保护一下，就往里放吗？”

“没事，这几把都不咋用了，扔里面就行。”说着，她随手往箱子里扔了个音响。打包完，一共4个箱子，她站起来抻了抻胳膊，说了句：“先放这吧，我晚点再回来拿。”便推门走了。

下午我到了课题组，顺嘴问了一个博士师兄：“小瞳师姐是要换实验室了吗？她今天来宿舍搬东西。”

“换实验室？不换啊，她爸都在这边，换啥。”

“那她说她挂到聂老师名下了。”

“哦，那是‘老板’从隔壁组给她买的名额。哦，不对，不能叫买的哦，”他转动着转椅，意味深长地冲我一笑，“应该叫申请名额，虽然斥了巨资，但流程走得很正规哦。‘大老板’要退休了，我们实验室没博士名额，只能挂靠别人。”

他看我一脸没反应过来的样子，又笑着补充道：“‘老板’退休之前，肯定要给小瞳铺好路啊。”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我想到安婷的论文，因为没有设备一直停滞不前，最近换了好几个题目都写不下去。又想到我们的项目基金合同上明明写了500万，但课题组对此方向投资的设备是——两台从别的学院借的机器，合作公司赠送的一套器械，唯一一台自采的器械也就大几千吧，那剩余的资金用在了哪里呢？就算是为了研究方向的延续性，难道不应该自采几套撑场子的专业设备吗？除非“大老板”根本就没考虑过延续性，毕竟他还有两年就退休了。还想到小瞳师姐空降到我们课题组的事，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从什么专业来的，实验室都没来过几趟，突然就从交换生成正式博士了。

好多事碰撞在一起，我看着堆在墙角的那几个放贝斯的纸箱，感觉突然被现实扇了一巴掌，那一刻我才反应过来，我们根深蒂固的学生思维把老师看得太重要、太神圣了。随后又联想到自己，如今距离毕业仅剩4个月，我竟还在期待“老板”的拯救。我们多像沙滩上搁浅的一群小鱼啊，一心指望路人能发善心把我们扔回海里，但别人是否施救，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自救。

让我万分自责的是，我竟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许是实验室的氛围太过融洽，“大老板”不怎么露面，“小老板”又跟我们打成一片，师生之间没有冲突，同门之间又很友爱，温水煮青蛙，每天嘻嘻哈哈，我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危机感。即使生出一丝怀疑，也会因为看到实验室的和谐景象而被抹去。我甚至忘记了实验室还有一个读了8年快被清退才毕业的博士师姐，还有一个延毕1年的硕士师兄，如今在读的几个博士也没看到有什么成果，都不知道他们后面准备怎么毕业。我从没想过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老板’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毕业。”黑暗里，我又对自己强调了一遍。

那时候，安婷要的实验设备依然没有下批，她只能一遍遍地改题目交给“大老板”看，搭出个框架，写到一半又写不下去。她抱怨道：“每次找‘老板’看论文，要等好久才有回复，说我写得不行，但哪不行又说不清楚，像打太极，尽是一些含糊的官话。”

我跟她说：“不要指望‘老板’了，没用，得靠自己。”

她叹了口气，说道：“可是原来的方向没有设备做实验，换新方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她，但从那天起，我不再等着“老板”告诉我怎么开始，决定自己先搞出一版来再说。我以写论文为由，不再参加流水账一般的例会，有了安婷的教训，也不准备找“老板”申请设备了，所幸我跟她的方向不一样，设备不需要那么昂贵的，便咬咬牙直接自己搞了一套，设备软硬件前后大概贴进去2万多。

搭建了简易的实验平台，又确定了整体思路后，我开始动工了，先做实地数据采集，而后软件模拟，最后实验室案例验证，因为经验不足、没人指导，每一步都要多次试错后，才能挪动一点。

2022年春节，我没有回家，除夕夜，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实验室泡了一碗泡面，屋里亮着灯，一只飞虫误打误撞从门口飞进来，个头不小，在屋里横冲直撞，我打开窗户想放它出去，但它一直嗡嗡乱飞。我突然觉得自己跟它好像，论文卡住，到处找突破口，也许窗户就近在咫尺，但我就是看不见。想到这，我更想把它放出去了，我抄起一本书向它猛扇，它飞得更快了，我几乎碰不到它。终于，它飞累了停在窗帘上，我抬手冲着窗户的方向一挥，打到了！抬眼一看，它不见了，应该是出去了吧！

我便放下心来准备吃泡面，结果等我坐好，定睛一看，那只虫居然在我的泡面里！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是该可怜虫子，还是该可怜自己。我扶着头叹了口气，把泡面丢进垃圾桶，然后重新打开文献，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必须要搞出来。”

2022年3月底，同期的其他同学陆陆续续毕业了，我才磕磕绊绊写完初稿。跟即将毕业的同学交流了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的课题组是在特定方向深耕多年，设备器材充裕，只需在往届成果的基础上略作优化，便可以支撑起一篇毕业论文。我不想怨天尤人，便安慰自己：每个课题组的情况不一样，虽然没按期毕业，但终究是向前一步了，现在的目标是修改完善，争取6月毕业！

安婷的论文依然没有进展，年底她回了趟家，却赶上小区疫情封控，在家待了2个月。如今她刚返校不久，就又面临另一个更着急的问题：她央企的那个offer，7月份到期，也就是说如果她6月毕不了业，工作就黄了。

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吃午饭，时间还早，食堂里没多少人，安婷看起来有些憔悴，她摆弄着手中的叉子，叹了口气说道：“6月肯定毕不了业了，我又在重新投简历了，家里还在等着我上班赚钱呢，唉。”

“抓紧写，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临门一脚了，你肯定可以的。”

她听了我这句话，苦笑了一下，说道：“昨天跟我爸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问我：‘你学习上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次是怎么了，论文有这么难写吗？’”然后她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窗外说道：“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我发现我不适合搞科研，我适合上课和考试，别人教完我，我能快速复刻，但很难独立输出一个科研议题。之前一直跟在师兄后面打杂，原来的那个方向做不了了，现在没人带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之前是因为各种事情被耽搁了，”我赶紧回复道，“现在静下心来赶紧写。你都在这里了，说明学习能力是匹配的啊。”

“你是在说高考吗？那大概是我最后一个高光时刻了吧。自从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有些差距不是努力就能弥补的，‘小镇做题家’是我了，想来可笑，从前在小地方有种‘会当凌绝顶’的自信，来了之后才知道啥叫‘花拳绣腿’，然后就开始‘躺平’了。”

我知道安婷为人低调，但这么说也过于妄自菲薄了：“不至于不至于，你还顺利保研了啊。”

“那是运气比较好吧，本校保研率很高的，一半以上的人都有机会，当时本来轮不到我，结果排在前面的几个放弃资格了，有去外校的、出国的、工作的，然后就轮到我了。说起这个，我都不知道我读研到底图了个啥，最近投简历，发现招聘要求好像变高了。我本科一个同学，毕业就进了一家大厂，三年已经升了好几级，那天我又看到了原来招他的那个岗位，变成了只招硕士……想来有点可笑，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之前为什么要读研了，以为读完至少学历提升了，但现在看，多念了几年书，起点居然跟之前一样？而且我现在还在为毕业发愁！”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低下头不再看她。菜好了，叫号器闪烁的红灯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我起身去前台取饭，食堂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周围也逐渐坐满了人。我低着头默默地吃着饭，突然余光里发现安婷的肩膀在抖动，抬头一看，她竟哭了，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她见我在看她，仰着头用纸巾按了按眼下的泪痕：“只靠我爸一个人工作，家里入不敷出，他最近又在外面找了几个别的兼职，更累了。那天我跟他视频，他都有白头发了。我现在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了，当时要死要活非要读研，结果浪费了这么长时间，这几年也不知道干了点啥，要是当时直接工作，至少赚几年钱了。”

我看着安婷痛苦和无助的眼神，觉得她活得太累了：“不要想太多，你之前不是已经实习补贴家用了，现在临近毕业也无力分身啊，专心把论文搞完，才能走到下一步。你就是太好了，承接了太多不属于当下的压力。”

安婷没有接话，她眼圈泛红，手托着头侧身呆坐在那里，看着食堂里来往的人流。良久，我听到她嘟囔了一句：“可家里人的压力，怎么不是我的压力呢。”

学校的毕业论文流程分三步：校内审、校外审、校内答辩。5月份，我的论文勉强过了校内审，下一步是校外审，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通过，就可以皆大欢喜地6月毕业了。安婷优秀的简历支撑她又找了一份有效期到年底的offer，论文也再换了题目写，她送了一次校内审，没有通过，只能继续改。

“好长的意见啊。”她看着校内审返回的意见说道，“怎么改呀？而且我现在好难集中精力啊，一打开文献就想刷手机，完全看不下去，怎么办呀？”

我刚把论文送了校外审，正在等结果，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说道：“虽然咱方向不一样，内容上我也不是很懂，但结构方面应该还是大差不差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

安婷把她的论文发给我，没等浏览完，我就发现了问题，也许是因为她刚换了题目，论文几乎通篇都是老旧理论的堆叠，没有延展性的创新，甚至理工科最重要的实验和案例验证也几乎没有，就像一个东拼西凑的泥人，缺乏支撑，无法站立起来，也无法自圆其说。这是框架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我感到无从下手，但依然尝试提了几个解决方案，结果说到一半，我就说不下去了。我发现安婷虽然看着我，但似乎并没有在听我的话，嘴里还嘟囔着：“怎么办呀？”这句话已经成为她的口头禅好久了。

看她这样，我瞬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生气，甚至想冲她喊一句：“不要再说‘怎么办了’！没人管我们，你看不到吗？没有破釜沉舟的气势，怎么可能写得出来！”但转眼看到她疲惫痛苦的表情又有些心疼，只能用一句“可能我们情况不一样，你要不休息一下再写”收了尾，然后默默地住了嘴。

等待校外审结果的两周里，我虽然明白自己的论文还需优化，但同期里大概只剩下三四个人没毕业了，我怀着侥幸心理，万一就过了呢。但果然没有这么顺利，第一个返回意见就是“大修”，最差的评级，意味着还需要重新送审，直接就延到9月毕业了。这下我终于死心，只能沉下心来继续改。

7月底，我把修改后的论文重新送校外审，便回家等结果了。一个月后，新的结果出得差不多了，安婷还在学校，我想着问问她的进展。

“我住院了。”

“啊？怎么啦？”

“还是之前那样，就突然高烧。”

“严重吗？现在怎么样？这次查出原因了吗？”

“做了个全身检查，终于查出来了，是一种遗传性慢性病，压力、换季之类的都会导致发病，每次症状也不一样。这个病跟我老家的一个叔叔一样，我还去帮他买过药，之前就有预感，居然真的应验了。”

“那现在治得怎么样了？”

“遗传病治不好，保守治疗，要吃一辈子药了，但好在只要不触发，平常就还好，只是会慢慢恶化，哈哈。”安婷配了个冷汗的表情包，又说道，“只是论文现在又耽搁了。”

“先别管论文了，养好身体再说吧。那你家里人怎么说？”

“没跟他们说，说了也没用，徒增伤心，后面再看吧。”

9月，我接到辅导员通知，返校参加最后一轮校内答辩，通过当月就能毕业，不通过就再延毕3个月。读研这几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不能按期毕业，想着“硕士还能延毕，这得是不靠谱成啥样”，如今回头看也是延了半年了。

我是傍晚到宿舍的，开门后，屋里拉着窗帘，漆黑一片，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我随手打开灯，把行李箱往里搬。这时我听见上铺有翻身的声音，安婷拉开床帘探出头来，她睡眼惺忪地理了理凌乱的头发，说道：“回来啦，准备毕业啦，真好！”

“嗯嗯，你进展怎么样了？”

她眼神一下黯淡下来：“没啥进展，毕不了业了。”

“没进展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又送了一遍校内审，还是被打回来了。我把意见发给‘老板’，他让我自己改，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啊！”她的眼神痛苦而疲惫，说完又缩回了床帘里。

为了最后一关的答辩，我每天都改论文到很晚。我没有去实验室，一直待在宿舍，看到我写得热火朝天，安婷仿佛也有了动力，她也每天早早起来看文献，但只持续了一周，然后就又开始开着电脑刷手机。

“你知道‘电击狗’实验吗？”一天晚上，我在改论文，安婷早早上了床，她突然问我。

我被问得一愣，没反应过来：“什么？”

“就那个习得性无助的实验。”

“啊，知道啊，怎么了？”

“我觉得讲的就是我。”

“什么？”我被搞得一懵，把思绪从论文中抽出来，抬头看向她。

“我一直都在原地转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一看论文就觉得好累，甚至有一种生理性厌恶，甚至打开电脑都要做一番心理建设，根本不想动笔。”

那天晚上凌晨3点多，我还在电脑前打字，黑暗中隐隐听到安婷的啜泣声。

月底我如期答辩，没想到参加答辩的人也不少，有休学多年的，有博转硕的，有换导师延期毕业的，“问题主人”带着他们的“问题论文”，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各自的苦衷。但无论什么原因，世界是多样而复杂的，而结果却是简单明了的——延毕。

跟我同一批次答辩的共4人，桌上提前放好了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一个是读博6年后转硕的学姐，一个是延毕2年的往届学长，还有一个是与我同期的同学。答辩流程走得很快，先讲PPT，老师翻看论文并提问，问题都很犀利，答不上来的，也只能尴尬陪笑，一圈下来，4个人都被怼得不轻。

结束后，我们在教室外面等结果，大家都沉着脸站在门口，墙边有一排空椅子，但谁都没有去坐。按以往的经验，每场答辩通过率一般控制在70%左右，不可能全过，4个人至少挂1个，还有4挂2的。这么一想我开始难过起来，这要是真挂了，怕是连工作都保不住了。扫了一眼他们仨，也都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来回踱着步。

很快，出结果了，我们被叫进了教室，老师拿起手中写有结果的纸条，开始宣读。第一个被叫到的是那个学姐。“通过。”老师说道。学姐激动地起身道谢。第二个叫了我的名字，也是“通过”，我长舒一口气，学生生涯的最后一道坎终于迈过去了。第三个是那个学长。“不通过。”老师念道。他就坐在我旁边，原本是充满期待地站起来，但听到“不通过”三个字时，这个一米八多的魁梧男同学，眼神一下就黯淡了，低下头，眼圈也红了，甚至快速地抹了把眼泪。从他的学号看，应该是延太多轮了，终于走到最后一步，结果又没过，还得继续熬。接下来，同期也通过了。

回到宿舍，安婷祝贺我：“真好啊！终于毕业了。”随后又低下头，喃喃道：“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你也赶快搞啊！咱12月见！”

“嗯，行。”她笑得有些勉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2022年底，安婷的论文依然没有写出来，她的第二个offer也即将到期。她还在学校待着，我偶尔问候一下她的情况。

“我现在也不去实验室了，‘老板’早就不管我了，见到师弟师妹感觉好丢人。我提了offer延期申请，但照现在的行情，不一定能通过，我又在重新投简历了。”

“你要不就说家里有事，休学了一年吧。”

“唉，只能这样了。我这次投简历，发现行情更差了。公司的岗位需求更少也更卷了。之前‘点击即送’的公司和岗位，现在有点高攀不上了，花样也更多了。上次参加了一个车企的群面，各种国内外top学校和贴了金的履历，我这空了一年的简历，还得想着怎么跟HR解释，现在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发愁论文和工作。”

我替她感到难过，这马上就要延期一年了，可咋整？但同时我也实在难以置信，具有本硕top学历背景的安婷，怎么会落得这种境地？我甚至真的很想问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牌”就打成了这样？也许是从前的她太顺利了，像温室里备受保护的花朵，如今挫折来得过于集中，她突然就接不住了，但真正的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

2023年上半年，我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事情多了起来，跟安婷的联系也少了。6月的一天夜里，睡前我突然刷到她更新了一条状态，只有4个字，“逃无可逃”，配图是蓝幽幽的海水，起伏的波浪里泛着星光。我心里一沉，这是怎么了？便马上发了消息过去。

安婷说她年初就回家了，在家的这半年并没有想象中轻松，作为家里众望所归的老大，如今延期一年多了却还没毕业，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家里正等着她工作赚钱补贴家用，而她却成了“家里蹲”。她也想过出门找个零工做，但怕熟人看见丢人，心里也还挂着没写完的论文，就这么纠结着、纠结着，半年过去了，是门也没出，论文也没写出来。

安婷妈妈多年来没再上班，全职照顾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也去外地上学了，总算是可以放松下来了，但安婷却突然掉了链子，而且在他们看来掉得莫名其妙——安婷从小学习就没出过问题，他们不能理解她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当然之前也不理解她为什么行。虽然理解不了，那总得尝试解决吧。

安婷妈妈觉得安婷一定是没努力，便像高中那样，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喊她起床写论文。安婷爬起来，坐在电脑前磨一天洋工。“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的啊，我妈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叫我起来，她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我还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不知不觉就又刷了一天手机，晚上她还问我写了多少？好窒息。”电话里，安婷声音在颤抖。

安婷爸爸总要去外地出差，经常一两个月不在家。以往回来看见安婷在家会很高兴，但如今每次回来都只见安婷坐在那里，论文毫无进展，便从一开始的相信，“我姑娘，错不了，肯定没问题！”到后来的，“你到底打算怎么办？能不能行，不行退学算了！人家出去打工还能有回头钱，不像你，这么大了还在家吃白饭！”

此后，安婷开始失眠，每天凌晨2、3点才睡着，第二天还要装模作样地早起，整个人都快精神衰弱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好陌生啊，我知道他们这是气话，我爸骂完我，回头还会给我道歉。但钉子拔出来了，洞还留在那里，他们说出来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去的。我止不住地想，我真正的爸妈去哪里了？难道都是假象吗？是我成绩光环下的附属物吗？光环没了，我就不是我了，他们也不再是他们了。”安婷带着哭腔，说：“更不要提周围的亲戚熟人了，曾经‘别人家的孩子’塌房了，我现在都不怎么出门了。别人都在继续，只有我卡住了。我不是没努力过，但论文不是‘做作业’，只要按着既定的步骤写就有答案，论文需要搞出个完整的东西，没人带我，我就是做不出来啊。”

安婷又准备回学校了，上半年她海投录了一个岗，公司和薪资水平远远不如之前的，有效期还是到年底：“这次再搞不定论文，我真的要退学加失业了。”

2023年下半年，安婷回到了学校，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她不再向家里要钱，也减少了跟他们的联系，没有收入来源，但论文还需要时间，又不能去做全职，她便在学校门口的奶茶店摇起奶茶，赚点生活费。她每次去店里都戴着帽子和口罩，生怕有人认出她来，跟奶茶店里一起上班的店员也不怎么聊天，只是低着头干活，到点便走。

她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写出来，硬写也要搞出一版。于是三个月来，她白天去教学楼写论文，晚上去奶茶店摇奶茶，那段时间，她好像积极了一些，我觉得这次她终于能毕业了吧。

安婷已经很久没跟“老板”说过话了，初稿写出来那天，她小心地把文档发过去，并配文：请老师查阅。这次，“老板”很快便回复了：“都这时候了，有啥就先交上去吧。”这显然是看都没看。但至少获得了导师的允许，她终于又开启了第一步：送校内审。

一周后，意见返回，结论是：不同意送外审。总体意见表示安婷的论文还是不达标，送出去也是不过。于是安婷又在准备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被卡回了那个死循环，看到这个结果的那一刻，安婷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再也毕不了业了：“我应该真的要肄业了。”可能是压力过大，安婷又发烧了，她没有去医院，驾轻就熟地在网上买了退烧药。“毕不了业就毕不了业吧，毕竟带着个慢性病，都不知道能活多久呢，哈哈！”她不再去奶茶店打工了，整日躺在宿舍。

后来，我发给她的消息总是延迟回复，有时候甚至不回了，渐渐地我也不好意思再追问，偶尔联系也只是过年问候，不敢提毕业、论文这种字眼，只是知道安婷后来一直在家待着。再然后，就几乎没了联系。

后来有一天，我刷朋友圈，看到小瞳师姐发了一条动态，还是跟乐队有关的，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乐队一路搞下来不容易。但开头的一句话却让我刻骨铭心，甚至有些刺眼：“在这个被绩优主义充斥的校园里……”我理解她想表达的是她要另辟蹊径，追求她的音乐理想，但她走在铺好的康庄大道里，前后左右都是退路，真的可以如此评价别人吗？我脑子里闪现着：安婷披星戴月地在公司和实验室两边跑的身影，因为缺设备而前功尽弃时的无助，还有在医院里高烧时的疲惫和痛苦。

我有些恍惚，安婷前没有引路人，后没有坚实的依靠，她那么努力地挣扎在生活的泥淖里，难道是为了所谓的“绩优主义”？

我又刷新了一下，那条动态已经不见了。

来源：杂谈录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