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医”字刻在生命的C位

摘要：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举办“医路青年说”演讲活动，获得该院“十佳青年医师”称号的4名年轻医生分享了他们传承前辈薪火、勇于突破创新的从医经历，展示了新时代青年医师的风采。

开讲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举办“医路青年说”演讲活动，获得该院“十佳青年医师”称号的4名年轻医生分享了他们传承前辈薪火、勇于突破创新的从医经历，展示了新时代青年医师的风采。

王攀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

以刀为笔，以心为墨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想讲讲三把“柳叶刀”的故事。

第一把刀，镌刻着使命担当。七年前，我们团队收治了一位年轻的肺肿瘤患者。肿瘤病变范围很大，手术是唯一的救命机会。但当我们打开患者胸腔时，发现肿瘤如章鱼触手般侵蚀着肺门，手术难度超乎想象。

当家属颤抖着准备签下“放弃手术”时，主任却坚定地说：“给我十分钟，我再去和家属谈谈。”

经过整整七个小时的鏖战，我们成功拆除了患者身上的定时炸弹。当最后一针缝合完成时，我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

后来我慢慢发现，挑战疑难在这里不过是家常便饭。为了一台疑难手术，年过六旬的主任可以在手术台上站满18个小时；为了一台疑难手术，全院专家无论在哪儿，只需要一个电话，立刻就会赶来。

如果说这里有生命“奇迹”，那不过是前辈们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把“不退缩、不放弃”的信念，变成了习以为常的担当。

十年前，我的恩师教导我：年轻人，把寂寞藏进乌云的缝隙，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上。

如今，我已从当年的新人扶镜手成长为能独立开展胸外科各类常规手术的副主任医师，每年接诊上千名患者，用单孔胸腔镜为300多个家庭重燃希望之光。改变的是手术台上的位置，不变的是救死扶伤的初心。

第二把刀，闪耀着创新锋芒。半年前，我接诊了一位特殊患者，她的左肺曾因胃癌转移接受手术，右肺又长了2个肿瘤。传统手术需要再切2个肺叶，但患者的肺功能已无法承受。

经过多学科讨论，我们决定采用“微创手术﹢射频消融”的复合手术，用手术刀精准切除主要病灶，用消融针定点“爆破”次要结节，一次手术解决问题，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患者的肺组织。

术后第二天患者就正常下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王大夫，我又能深呼吸了。呼吸的感觉，真好！”

作为国家癌症中心青年创新团队，我们创新的底气，源于科室“规范为基、创新为翼”的传承。我们始终把规范诊疗当作不可动摇的根基。前辈们用数十年经验筑起的“安全网”，让我们敢于在创新路上前行一步、再前行一步。

第三把刀，丈量着“医者无疆”。在新冠疫情最吃紧的时刻，我主动请缨，作为医生代表驰援北京市朝阳区，在集中封闭保障点坚守了整整一个月；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正视疾病、放下恐惧，我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让科学之光照亮患者的健康之路；通过下基层、做带教、做培训，我把腔镜技术的操作规范、复杂病例的诊疗思路留在最需要的地方，让优质医疗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

这三把“柳叶刀”，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青年医者写给时代的答案——以刀为笔，以心为墨，仁心为规，仁术为矩，描绘“健康中国”。

孔梓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

跨越时空的叩问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在病房管理一位65岁的喉癌患者。手术很成功，但当他摸到颈部的气管切开口的时候，急得猛拍床栏。他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查房时，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道：“还能讲课吗？”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我国头颈外科先驱屠规益教授，在病历里也记载了类似的场景。

这份跨越时空的叩问，正是头颈外科一直以来想要回答的问题——如何在根治肿瘤的同时，尽可能为患者保留功能？

屠教授曾说：“我们和患者是战壕里的战友！不仅要让肿瘤患者活着，还要活得好。”他突破禁区完成中国首例声门上喉部分切除手术，同时实现肿瘤的根治与功能的保留；他创办无喉食管发音训练班，让肿瘤患者重获新生。

随着肿瘤治疗发展，我们面临更复杂的挑战：晚期肿瘤侵袭范围广，如何重建被肿瘤侵犯的器官的功能？

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一代代头颈外科医生的不断努力下，科室逐步建设了功能保全的晚期肿瘤手术体系：对于侵犯气管、食管的晚期甲状腺癌，在国内首创甲状腺癌联合脏器切除以根治肿瘤，同时进行一期或二期重建，恢复呼吸吞咽功能；对于局部晚期下咽癌，采用术前放疗、外科手术、辅助化疗的“三明治”疗法，同时提升患者生存率与喉功能保留率；应用游离皮瓣显微重建技术，修复术区的缺损，还给患者理想的外形及功能。

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但仍存在诸多治疗难题。例如，甲状腺髓样癌的转移灶像“幽灵”，29%~60%的患者无法通过现有影像手段定位转移病灶，手术没有标准方案，40%~50%的患者无法通过手术实现生化治愈。为此，我们构建了“药物研发—影像解析—临床决策”的完整技术链条，系统解决了甲状腺髓样癌的诊疗困境，并有望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应用。

面对传统放射性药物摄取不够高、滞留不够长，导致病灶检出不全面的挑战，我们联合北京大学，提出“靶点结合触发共价结合”的新理念，形成减毒增效的共价放射性药物。在转化研究中，我们通过共价放射性药物将甲状腺髓样癌的定位检出率从传统方案的66%提升至98%，诊断准确率提高至96.7%，改变了66.7%的患者的手术方案，将生化治愈率提升26%至27%，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上。

我们还在进一步建设基于共价放射性药物的“术前—术中—术后”协同治疗体系，为甲状腺癌患者提供包含初始诊断、手术导航、寡转移灶干预、多发转移灶治疗在内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一位小女孩，2次手术后降钙素仍持续升高，在我们科接受第三次手术之后，指标终于降到正常范围。她送来一幅画：医生举着发光地图，带她走出黑暗迷宫。如今，她重回校园，说自己也要成为一名医学生。

那位曾写下“还能讲课吗”的语文老师，手术三个月后站上了食管发音班的讲台。

从全喉切除到功能保全，“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指引着我们对生命精度执着追求，与患者并肩作战。希望我们的不懈努力让每个患者走出医院时，都能挺直脊梁说：“我战胜了肿瘤，更赢回了人生！”

莫红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从绝望到希望

36岁的李女士是一位单亲妈妈，孩子刚上小学。当她被确诊为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时，肝脏已经布满转移灶。我们尝试了所有标准方案，但肿瘤仍在疯狂生长。每次查房，她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莫大夫，我还能等到孩子小学毕业吗？”

三阴性乳腺癌占乳腺癌的15%，却贡献了近30%的乳腺癌死亡，化疗耐药后，患者的生存期往往只有几个月。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吗？以PD-1单抗为代表的免疫治疗，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然而，单独使用PD-1单抗治疗时，十个人里往往只有一个人能见效。于是，我们决定探索联合治疗方案。如何设计临床试验？哪种组合能让更多乳腺癌患者受益？内科前辈的指导，成了我们的指路明灯。

孙燕院士常说：“做临床研究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孙老师九十高龄仍坚持查房，对临床细节极其关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位患者的治疗反应。他说：“数据是冰冷的，但患者是鲜活的。”

面对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耐药困境，徐兵河院士没有止步于现有方案，而是带领团队从分子机制入手，八年磨一剑，研发出了我国首个原创抗HER2靶向药。他常说：“真正的创新不是跟风，而是直面临床的‘无人区’。”

在内科前辈们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秉承“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科研理念，运用前沿的单细胞多组学技术，成功揭示了乳腺癌免疫治疗耐药的关键机制。这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我们为能在全球肿瘤防治事业中发出中国声音而感到无比自豪。

基于这些发现，通过创新性的临床试验设计，我们找到了最适合乳腺癌患者的节拍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方案，突破了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一线免疫治疗的生存瓶颈。它就像一把精准的钥匙，打开了那些曾被宣判“无药可治”的患者的生命之门。

李女士，正是受益者之一。两年来，她的肝脏病灶已完全消失。

精诚所至，生命可期。仁爱为怀，温暖如光。传承为炬，照亮前路。创新为翼，突破极限。这就是内科医生的精神和信仰、勇气和底气。

翟医蕊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做新故事的执笔人

我是一名放疗科医生。放疗这个学科，常常被误解。

有次我加班点外卖，送外卖的小哥头上竟顶着一簇鲜艳的多肉植物来送餐。在我疑惑的目光下，他涨红了脸说：“姐，全靠它防你们放疗的辐射呢。”原来在外人眼中，我们放疗科医生，简直是“行走的切尔诺贝利”。

最初，我对放疗也知之甚少。面试时，科室前辈开玩笑问：“小姑娘选放疗，不怕辐射吗？”我当时挠了挠头，挺实在地回答：“本来心里是有点怕的，但是，看到老师们在这里都充满了干劲儿，这份担心，不知不觉就放下了。”照亮我的，正是那些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59年春天。我的前辈吴桓兴教授和谷铣之教授，站在医院门口，焦急地等待着放疗科的“新成员”。“新成员”是一台钴60治疗机。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个子，搬运安装，需要请苏联专家，花很多钱。这么一大笔外汇，从哪里来？前辈们相视一笑，说，咱们自己来。他们的手掌臂膀，成了起重机；木棍铁杠，成了千斤顶。就这样，这位珍贵的“新成员”，终于稳稳地安了家。这个故事，是我在医院听到的，它告诉我，团结与奉献。

第二个故事始于2008年。彼时硕士一年级的我，跟随王淑莲教授查房。看到外地患者家属为省住宿费搭棚子睡在楼梯间，王教授陷入了沉思：“乳腺癌放疗周期能不能缩短？”缩短2周就意味着少付1000元住宿费，也能减少患者很多心理压力。于是，她启动了国内首个乳腺癌大分割放疗的随机对照试验，逐帧审核上千个病例的剂量分布，一做就是十年。十年攻坚，乳腺癌放疗周期成功从5周缩短至3周，医疗开支节省了40%。这个故事，是我在放疗科看到的，它教会我，敬业与仁心。

第三个故事来自2018年。当国际学界为肝癌新药欢呼时，我们肿瘤医院的肝癌多学科诊疗团队却在冷静寻找突破口。我的师兄陈波教授，盯着新药试验的排除标准皱眉：“怎么又把门静脉主干瘤栓患者剔除了？都嫌主干瘤栓不好治，干脆就不治，那怎么能行？必须为肝癌瘤栓患者找到新出路！”陈教授带领我们团队，日夜钻研，反复打磨，研创了肝癌类手术精准放疗方案，成功拿下门脉瘤栓这一难啃的骨头，长期局部控制率高达93%，生存期延长了3倍，拿到2项沉甸甸的国家发明专利。这个故事，是我有幸参与的，它启发我，创新与进取。

我聆听过徐国镇教授的谆谆教诲：“鼠标在靶区间哆嗦1毫米，便是患者呛咳的一生。”这让我明白须谨守毫米之严谨。

我目睹了易俊林教授以“火眼金睛”穿透迷雾，为“原发不明”者锁定病灶之源，这让我懂得要深挖毫厘之真相。

我何其有幸，能够聆听、见证、参与这些动人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化作了托举我前行的“巨人的肩膀”。未来，我将努力成为新故事的执笔人。毕竟，医者的医字，不光焊在了我名字的中央，更刻在我生命的C（中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