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放下手中的锄头，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望着远山说道：＂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你真的不回成都了？＂

小翠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刚摘的青菜，眼中有些不舍。

我放下手中的锄头，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望着远山说道：＂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却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情绪，像是酸菜坛子里的老醋，酸中带着一丝甘甜。

那是1983年的春天，我已经在这个滇西小村住了快一年，从最初的彷徨不安到现在的安然自得，仿佛走过了一个轮回。

如果有人在八年前告诉我，我会重新回到这个叫大坪子的小村庄，而且再也不想走了，我一定会觉得他是在说胡话。

1975年，我还是个二十二岁的愣头青，从成都坐着闷罐车来到这片红土地上，满心想着的都是早日回城。

那时候每天晚上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听着外面的虫鸣声和远山传来的风声，心里想的全是成都的担担面，是春熙路上的人来人往，是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里传出的川剧唱腔。

八年的知青生活，说不苦那是哄人的。

春天插秧的时候，弯着腰在泥田里一站就是一整天，直起腰来时腰杆子疼得像要断了似的，晚上睡觉都得侧着身子。

夏天割稻子，顶着毒辣辣的太阳，镰刀在手中挥舞得虎虎生风，汗水混着稻芒，糊得满脸都是，痒得人直想用手去抓。

秋天收玉米，背着沉甸甸的背篓爬那些羊肠小道，脚下的石头路硌得脚底板生疼，一天下来两只脚都肿得像发面馒头。

冬天最难熬，围着火塘烤到深夜，木柴劈啪作响，老乡们讲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故事，声音在夜色中显得特别悠远。

但也有让人心里暖和的时候。

记得那年中秋节，村里的李奶奶给我们包了糯米粑粑，里面放着红糖和花生米，甜得发腻，但那种甜一直甜到心坎里。

记得那次我病倒了，发烧烧得说胡话，村长媳妇二嫂半夜三更跑来照顾，熬了一夜的白粥，一勺一勺地喂我喝。

记得那些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大家围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听那台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革命歌曲，声音时断时续，但每个人都听得很认真。

1980年，政策松动了，我们这批知青终于可以回城了。

那天接到县里的通知，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大家兴奋得像过年一样。

每个人都在收拾行李，打包那些舍不得丢的东西，有人甚至把用了多年的搪瓷脸盆都要带走。

我也不例外，把八年来写的日记本、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还有村民们送的一些小玩意儿，全部装进了那个陪伴我多年的帆布袋里。

临走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我们，场面比娶媳妇还热闹。

老村长拄着旱烟袋，握着我的手，眼圈红得像兔子。

＂娃儿，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用力点头，喉咙有些哽咽，心里想着当然会回来，这里埋着我八年的青春岁月。

回到成都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街道变宽了，两边种上了梧桐树，楼房也比以前高了不少，人们的衣服变得花花绿绿，不再是清一色的蓝灰色。

父母苍老了许多，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沟壑一样深。

看见我回来，母亲拉着我的手，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的娃儿瘦成啥样了，瘦得我都不敢认了。＂

父亲则不停地给我夹菜，恨不得把这八年亏欠的都补回来，一个劲儿地说要给我好好补补身子。

组织上把我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工作算是铁饭碗。

工厂里的活儿不算累，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月领工资，日子过得规规矩矩。

同事们都很羡慕我的经历，说我既有文化又有实践经验，是厂里不可多得的人才。

车间主任也很器重我，说我肯吃苦又有想法，将来肯定有出息。

我也这样认为，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走上了正轨，该有的都会有。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好像怎么也融不进这种生活。

城里的节奏很快，大家说话做事都风风火火的，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

工厂里的同事们下班后不是去看电影就是打扑克，周末的时候约着去人民公园划船照相。

我跟着去过几次，坐在船上看着湖水荡漾，听着同事们聊工资奖金和房子分配，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晚上回到家，坐在那间八平米的小屋里，听着外面汽车的喇叭声和人们的说话声，心里莫名其妙地想起大坪子的夜晚。

那里没有汽车，也没有这么多嘈杂的声音，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和远山吹来的风声。

那里的夜空很黑，但星星很亮很密，亮得能照进人的心窝子里。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起那些在田里干活的日子，想起那些围着火塘聊天的夜晚，想起小翠那张朴实的脸庞。

小翠是村里的姑娘，比我小三岁，长得不算漂亮，但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她读过几年书，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平时帮着村长记工分算账。

我在村里的时候，她经常来知青点帮忙洗衣做饭，话不多，但做事很麻利。

有时候我教村里的孩子们认字，她也会在旁边认真地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悄悄问我。

那时候我心里只想着回城，对这些都没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却觉得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1982年的深秋，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大坪子的信。

信封是用旧报纸糊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

信是小翠写的，她在信里说，村里这两年变化很大，通了电，装了广播，还修了一条能走拖拉机的土路。

村长的大儿子娶媳妇了，办了三天三夜的酒席，全村人都去吃喜酒。

老李奶奶去世了，走得很安详，临终前还念叨着我们几个知青的名字。

村里办了个夜校，但缺老师，很多村民都想学认字，可是没人教。

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心窝。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是睡不踏实，为什么总觉得心里空空的。

我向厂里请了半个月的假，说是要回老家看看，买了一张回滇西的长途车票。

从成都到大坪子，要先坐火车到昆明，然后转长途汽车，最后还要步行三个多小时的山路。

一路上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村里的人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回城知青。

当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村子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牛羊从山坡上慢悠悠地走下来，孩子们在村口的打谷场上撒欢儿地跑着。

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仿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止了流淌。

小翠第一个看见了我，她正在井边洗菜，抬头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大喊起来。

＂张老师回来了！大家快来看，张老师回来了！＂

很快，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就像当年送我们离开时一样热闹。

老村长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很好，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过来。

他握着我的手，眼泪就流下来了，嘴里一个劲儿地说。

＂娃儿，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天天盼着你们回来看看。＂

那天晚上，村里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这在当时可是最高的礼遇了。

全村人聚在村长家的院子里，就着几盏煤油灯的微光，围坐在一起给我接风。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脸上都洋溢着高兴的神情。

村里不仅通了电，还装上了大喇叭，每天早晚都播放新闻和革命歌曲。

田里种上了杂交水稻，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了。

县里还派来了农技员，教大家科学种田，用化肥农药，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但村里还是缺文化人，特别是能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的老师。

现在村里有二十多个学龄儿童，却只有一个民办教师，还是半文盲。

听着听着，我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想要留下来的冲动。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村长，告诉他我想留在村里当老师。

老村长听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突然握住我的手，眼中放出光来。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留下来教我们的娃娃？＂

我点头说是真的，这一点头，就把自己的后半生都交给了这片红土地。

回成都办手续的时候，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疯了。

父母坐在床沿上痛哭流涕，说养了我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回了城，怎么又要往山沟沟里钻。

同事们摇头叹息，说我这是自毁前程，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当什么民办教师。

厂长也亲自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一时冲动。

＂小张，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可不能因为一时的感情用事毁了自己的一生。＂

但我心意已决，就像铁了心要嫁人的姑娘，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在城里的那两年，我就像一棵被移植的树，根扎不下去，叶子也长不茂盛。

只有回到大坪子，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才能活得踏实安心。

重新回到大坪子的时候，正是1983年的初春，山上的桃花刚刚开放。

村里给我安排了一间土房子，就在小学校旁边，房子不大，但够我一个人住。

院子里有一棵老梨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满树雪白，秋天结果的时候压弯了枝头。

白天我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识字算数，晚上给村民们扫盲，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农忙的时候，我就放下粉笔，拿起锄头，和村民们一起下田干活。

日子过得充实而踏实，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和体会。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更加沉稳，更加踏实。

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手上长了厚厚的茧子，但心里却越来越敞亮。

和小翠的感情也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慢慢生根发芽。

她现在是村里的妇女干部，负责计划生育和扫盲工作，经常来学校帮忙。

我教她认更多的字，教她算复杂的账，她教我做地道的云南菜，教我说当地的方言。

我们一起在田里插秧，一起在山上采野菜，一起在月光下数天上的星星。

有时候我们会聊起以前的事，聊起我在城里的那两年，聊起她这些年的变化。

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回来，虽然不知道我会不会回来，但心里总是抱着希望。

我说我在城里的时候经常想起这里，想起这里的山山水水，想起这里朴实的人们。

1984年的春天，我们结婚了，婚礼办得很隆重，全县的知青都来参加。

村里在打谷场上搭了彩棚，摆了十几桌酒席，热闹得像过年一样。

县里的领导也来了，说我是扎根农村、服务人民的典型，要好好宣传我的事迹。

那天晚上，躺在新房里，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蛙声，我想起了成都，想起了父母。

心里有一丝酸楚，但更多的是满足和安宁。

人这一辈子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能找到真心相爱的人，就已经很幸福了。

现在我们村的孩子们都能写一手好字，有几个聪明的已经能写出像样的作文。

村民们也都认识了不少字，能看懂报纸上的新闻，能写简单的书信。

去年秋天，县教育局来检查工作，说我们村的文化普及率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的。

村长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这都是张老师的功劳，说我是村里的文曲星。

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这些年的坚持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前不久，有个省里来的记者要采访我，问我后不后悔放弃城里的生活。

我想了很久，告诉他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不适合。

城里的生活确实好，有电灯电话，有电影院百货商店，但那种好不是我要的。

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这种艰苦里有我的价值，有我的理想和追求。

每天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看着村民们因为学会了新技术而露出的笑脸，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现在小翠已经怀上了我们的孩子，肚子圆鼓鼓的，预产期就在今年秋天。

我们的孩子将在这片红土地上出生，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人。

我要教他读书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也要教他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们。

黄昏时分，我经常站在村后的小山坡上，看着远山如黛，看着炊烟袅袅。

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满足感，就像喝了一碗热腾腾的米汤。

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但有真正的宁静和安详。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但有广阔的天地和清新的空气。

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和霓虹灯火，但有最朴实的人情和最真挚的感情。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的生活，这就是我真正的家。

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那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想起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现在我明白了，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而是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也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这片红土地给了我新的生命，给了我新的希望，也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要在这里扎根，要在这里开花结果，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这片深深眷恋的土地。

来源：小小王先生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