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望自己走过的岁月，三位作家老师的身影始终清晰——冉淮舟的点拨如破晓之光，何申的引领似山涧清泉，刘芳的温暖若冬夜炉火。他们在我迷茫时指引方向，在我踟蹰时赋予力量，让我在文学与人生的航道上，得以避开暗礁，驶向更辽阔的水域。

回望自己走过的岁月，三位作家老师的身影始终清晰——冉淮舟的点拨如破晓之光，何申的引领似山涧清泉，刘芳的温暖若冬夜炉火。他们在我迷茫时指引方向，在我踟蹰时赋予力量，让我在文学与人生的航道上，得以避开暗礁，驶向更辽阔的水域。

一、冉淮舟：那个改变命运的夏日午后

1978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国营食堂里低头擦着油腻的餐桌，张大姐过来了：“我跟你说过的作家冉淮舟，从天津回来了，跟我去见见吧。”张大姐是跟我同一天到食堂报到的，我们走得比近。

“冉淮舟？”这个名字在我的头脑里出现过无数次。我在新市区的新华书店里买过《建设者》，那就是冉淮舟写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虽然带有那个年代特殊的气息，但文笔很流畅，故事也很吸引人，我比较喜欢。听张大姐说冉老师回来了，我胡乱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跟着张大姐就走了。

那是保定胶片厂的宿舍楼，冉淮舟和张大姐家住邻居。冉淮舟老师中等个子，平头茬泛着健康的青色，见我们进屋，立刻笑着迎上来，掌心的温度透过握手传来，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他说话时眼睛总带着笑意，问起我的工作，问起平时读什么书，当听说我总在业余时间写些东西，眼睛亮了亮：“哦？那有空可以多来聊聊。”

临走时，他站在院门口挥手：“这阵子休假，随时欢迎你来。”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生活好像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隔了几天，我揣着三篇习作再次登门。冉老师坐在藤椅上，逐字逐句地读着，眉头时而蹙起，时而舒展，看得很认真。忽然，他对我说，“你看这里，”他指着一段景物描写，“文字有灵气，但理科的思维有些重了，总想着把道理说透，反而少了点余味。”他忽然抬头看着我，目光诚恳而坚定，“你不是学理科的料，该转考文科。”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两次理科高考，均名落孙山。那会儿只想着要当科学家，却从未想过“适合”二字。是啊，为什么非要在不擅长的领域硬闯？就像试图让鱼儿在天上飞，让鸟儿在水里游。冉老师见我愣住，拿起桌上的《古代汉语》：“复习文科要抓大放小，先把文学史脉络理清楚，《史记》选读要精读，鲁迅的杂文得反复琢磨......”停了一下，冉老师又说“凭你的文字功底，好好准备，没问题的。”

那个下午，阳光透过杨树叶的缝隙，在稿纸上投下跳动的光斑。冉老师的声音温和却有力量，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积郁已久的迷雾。原来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转弯处或许有更开阔的风景。

1979年夏天，我攥着文科准考证走进考场。笔尖落在试卷上时，忽然想起冉老师说的“文字要贴着心走”，便沉下心来，把那些日夜苦读的知识，化作笔下流淌的真诚。一个月后，分数公布了。我的总分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

填报志愿时，我在重点大学中文系和普通院校之间犹豫了很久。有人说“搏一把才不后悔”，有人劝“”稳妥些更踏实”。夜里翻来覆去时，想起冉老师看我习作时的神情，忽然明白：人生的选择从来不是赌博，而是认清自己后的笃定。最终，我在志愿表上填下了河北大学中文系和其他几个普通院校。笔尖落下的瞬间，心里格外平静。

开学前特意去谢冉老师，他早已在藤椅上摆好了两杯茶水。“早料到你能考上。”他笑着递过一个蓝皮笔记本，封面上是他亲笔题的“努力学习”四个字。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几行书目：《红楼梦》脂批本、《人间词话》、《西方美学史》，每本书名后都画着小小的星号，标注着“精读”或“泛读”。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冉老师正在赶写《留给后世的故事》，却总抽出时间给我讲文学，讲人生。他就像暗夜中的引路人，不必时刻陪伴，却在最关键的岔路口，轻轻推了我一把，让我走向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原野。

二、何申：承德山水间的创作箴言

1983年夏，我背着行囊走进承德地委宣传部的办公楼，木楼梯在脚下发出“咯吱”的声响，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鲜红如昨。报到那天，宣传部办公室的同志指着靠窗的办公桌说："那是何兴申的位置，以后你们就是同事了。"

没过多久，我就见到了这位后来以“何申”之名响彻文坛的作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卷到小臂，正趴在桌上改一份材料。见我进来，他直起身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新来的大学生？我叫何兴申，以后叫我老何就行。”

那时的何申还不是后来的"河北三驾马车"，只是宣传科里一个普通科员，却已经在《河北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有次我加班到深夜，办公楼的灯几乎都灭了，只有他那扇窗还亮着，昏黄的光晕里，他的身影在窗纸上时而俯身，时而踱步，像一幅流动的剪影。

“写东西就得扎进去。”这是何申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说这话时，眼睛总望着窗外的避暑山庄，那里的亭台楼阁藏着数百年的故事，而他笔下的青龙县乡村，也藏着他插队四年的青春。有次我好奇地问起他的知青岁月，他放下手里的钢笔，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在大巫岚公社插队时，天不亮就去田里割稻子，手掌磨出的水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但就是那段日子，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1973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河北大学中文系（推荐加考试）。离开青龙县那天，乡亲们往他背包里塞煮鸡蛋，塞晒干的山楂片，一位大娘拉着他的手说：“兴申啊，别忘了咱这山沟沟。”他说这话时，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所以我写《年前年后》里的乡镇干部，写《梨花湾的女人》里的乡村琐事，都是从那些日子里长出来的。”

承德的冬天来得早，11月就飘起了雪。何申升任宣传科长那天，办公室的暖气烧得正旺。他给每个人沏了杯热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稿纸：“这是我刚写完的中篇，你们帮着看看。”那篇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信访办主任》，字里行间都是承德街巷的烟火气，那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在他笔下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承德这地方，每块砖都有故事。”有一次，我跟他去逛外八庙，在普宁寺的千手观音前，他指着壁画说：“你看那些供养人的表情，有喜有忧，跟咱现在机关里的人没啥两样。写东西就得这样，把架子放下，贴着生活走。”那次我们在小巷里发现一家卖驴打滚的铺子，他买了两块，边吃边说：“你尝尝这味道，甜里带点酸，就像咱写小说，不能一味地甜，也不能一味地苦，得有嚼头。”

何申老师曾跟我说过，承德这地方历史根基深厚，文化底蕴悠长，自然风景秀丽，大有写头。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咱们一起好好搞创作。然而，我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还是离开了承德。

后来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消息，知道他连续三次获得河北文艺振兴奖，知道他的《年前年后》摘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知道他成了著名的“河北三驾马车”之一。每次看到他的名字，总会想起承德的雪夜，想起他说的“扎进去”三个字——那不是简单的写作技巧，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把根须深深扎进泥土里的笃定。

三、刘芳：绿染生命的文学长者

在承德的日子里，刘芳老师的办公室总飘着淡淡的墨香。这位45岁的散文家兼诗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却总穿着熨帖的浅灰色中山装，袖口永远系得整整齐齐。他的书架上摆着不少线装书，《诗经》的封面上题着“思无邪”三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小楷。

我到宣传部不久，就赶上了承德地区解放思想工作会议。被分到简报组时，我对着空白的稿纸犯了难——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哪里懂什么会议简报。刘芳老师见我手足无措，把一杯热茶推到我面前：“别怕，简报就是把话说明白，把事记清楚，跟写散文一样，得有骨头有肉。”

他坐在我对面，拿起一份初稿，用红笔圈出“圆满完成”、“巨大成就”。刘芳老师说:“这些词像棉花，看着鼓囊囊，其实没分量。你看这里，”他指着一段关于乡村改革的描述，“改成，‘’李家村的稻子比去年多收了两成，王老汉把新米装了三麻袋’，是不是就实在多了？"

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忙到深夜。刘芳老师总把我写的简报重新改一遍，改动的地方用红笔标出来，旁边注着“此处应突出群众语言”、“数据要具体到村”。有次我熬夜，醒来时发现旁边放着改好的简报，末尾用铅笔写着：“年轻人别熬太晚，文字是磨出来的，不是熬出来的。”

刘芳老师不仅教我写简报，更教我如何观察生活。有次我们去围场县调研，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他一路都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时而让司机停车，下去采一片叶子，闻闻路边的野花。“你看这白桦树，”他指着树干上的纹路，“每一道裂痕都是故事，就像咱写散文，得从这些细微处着手。”

刘芳老师对我总带着一种特别的关照。知道我孤身一人在承德，有时会喊我去他家吃饭。师母做的炸咯吱特别好吃，他总把盘子往我面前推：“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写东西。”饭桌上，他很少谈文学理论，只说些文坛轶事——说孙犁先生写文章前总要洗手，说汪曾祺先生如何把寻常的萝卜写得活色生香。“写作先做人，”他夹起一块豆腐，“心不诚，文字就站不住。”

有天他忽然神秘地对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某机关的小姑娘，爱看书，字写得好。”见面那天，他还特意交待:“见面别光说工作，聊聊别的。”那个姑娘长得很秀气，我也很喜欢。不知为啥，缘分最终没能开花结果。刘芳老师拍着我的肩膀笑：“我觉得你俩‘郎才女貌’，咋就不成呢？没事，缘分这东西，就像写散文，得顺其自然。”

1984年底，刘芳老师调任承德文联秘书长，当时我也要离开承德了。临分别前，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文学之路长着呢，别怕慢，就怕站。无论到哪，心里那个文学梦不能丢。”

多年后在网上读到他八十岁时写的《还乡记》，文字依然清润如泉：“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枝干更粗壮了，像父亲张开的臂膀。”忽然想起他说过的“生态文学不是写风景，是写人与自然的心跳”。原来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用真诚的心，感受万物的呼吸。

如今想来，三位老师的身影，恰如人生不同阶段的灯塔。冉淮舟老师在迷雾中为我点亮方向，让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到正确的航道；何申老师以扎根大地的姿态，教会我写作要贴近生活的肌理；刘芳老师则用温润如玉的品格，告诉我文字要有悲悯的温度。

这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在迷茫时遇到引路人，在困惑时得到点拨，在前行时获得力量。三位老师用他们的智慧与真诚，在我生命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也播下了做人的准则。这份恩情，如春雨润物，似清风拂面，早已融入我的笔墨，化作字里行间的温度，伴随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来源：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