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政局为何无解？明末四奇案“妖书案”的来龙去脉与可能的真相

摘要：这场争斗可谓是“国本之争”，因为古时候把太子看作国家的根本。万历皇帝的皇后王氏一直没生下儿子，可一个地位不高的嫔妃王氏却意外得宠，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16世纪末的明朝万历年间，皇宫内外都笼罩着一股诡异的氛围，大家正为了皇太子的继承问题暗中较劲。

这场争斗可谓是“国本之争”，因为古时候把太子看作国家的根本。万历皇帝的皇后王氏一直没生下儿子，可一个地位不高的嫔妃王氏却意外得宠，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按照祖宗规矩，长子就该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偏偏对宠妃郑氏生的皇三子朱常洵（封福王）爱得不行，总想着废长立幼。这念头一出，满朝文武炸了锅，大臣们纷纷上书劝皇帝遵从礼法，立嫡长子当储君。

就连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也站在大臣那边。李太后曾经当面问万历啥时候立太子，万历不耐烦地说朱常洛“不过是宫女生的”。

这话可戳了马蜂窝，李太后自己也是宫女出身，她气得厉声呵斥：“母以子贵，哪有高低之分？你自己不也是宫女生的！”万历被堵得说不出话，慌忙跪下求母亲消气。

在太后和大臣们的逼迫下，万历皇帝左右为难，好长一段时间都对那些立储的奏章干脆搁着不理，打算先拖着看。

可就这样，长子和三子之间的拉锯战足足僵持了二十多年，朝廷里风波不断，渐渐分成两派：

一派是讲究礼法的大臣（后来有些成了东林党），死活反对破例立幼；

另一派则是依附郑贵妃的勋贵、太监和少数官员，暗地里帮着福王朱常洵摇旗呐喊。朝堂上你弹劾我，我反击你，闹得乌烟瘴气。

据史料记载，因此而被贬官、罢职、入狱的官员多达几百人，大家都提心吊胆，朝廷动荡得像随时要翻船。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快四十岁的万历在内外交困下，才勉强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总算表面上结束了这个旷日持久的纷争。

但因皇帝的态度十分暧昧，太子之位还是摇摇晃晃，整个朝廷的紧张空气并没有真正的散去。

第一本“妖书”现身

就在立储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本小书意外点燃了导火索。万历十八年（1590年），刑部侍郎吕坤写了一本《闺范》，里面收集了古今贤德妇女的故事，目的是劝妇女修身养性。

这书在民间挺受欢迎，连皇帝也注意到了。万历觉得书里讲妇德不错，就赏给了宠妃郑氏看。

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却在后宫搅起波澜。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郑贵妃看得爱不释手，竟然让人把书扩充改版。

她不仅加了汉明德皇后等十二位古代女性的故事，还大胆把自己列在最后一位模范嫔妃里，自己写序抬高身价，让她伯父郑承恩和哥哥郑国泰印刻出版，书名改成《闺范图说》。

更过分的是，她还擅自在新增的烈女画像旁批注“吕氏赞曰”，好像吕坤对她加的内容赞不绝口。

这么一改，原作者吕坤可就倒霉了，敢怒不敢言。经过郑氏的包装，这书靠着宫里势力到处流传，甚至比吕坤的原版还火。

这件事不只是郑贵妃的僭越，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她试图通过文化手段为自己和儿子“正名”，但这也暴露了她的野心，或许正是这种高调行为，招致了反对者的反击，引出了第一本妖书。

吕坤和郑贵妃一党从此结下梁子。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吕坤上了一本《天下安危疏》，劝皇帝节俭花钱、减轻百姓负担，好安定天下。

这本来是好意，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平时和吕坤不对付，就借机弹劾，说吕坤“心机太深”，先编《闺范图说》巴结宫里，后上《安危疏》邀买人心，是在结交郑贵妃，为她儿子拉票。

吕坤喊冤，赶紧上《辩忧危议疏》辩解，说自己编书只是宣扬女德，和郑氏后来改的书没关系。

因为此事牵扯到了郑贵妃，万历不想节外生枝，就把戴士衡的弹劾压下来了。可谁料，更大的麻烦正在暗中酝酿着。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左右，京城忽然冒出一篇匿名檄文，署名“燕山朱东吉”，题目是《闺范图说跋》，又叫《忧危竑议》。这东西来历不明，仿佛从天而降，一夜时间便在大街小巷传开了。

这篇檄文用问答的形式，盘点了古今皇储废立的典故，暗指当下悬而未决的国本问题。

文章开头解释笔名：“朱东吉”暗示朱家东宫大吉（指朱常洛当太子），此文《忧危竑议》是基于吕坤的《忧危疏》的扩展。

可话锋一转，就开始指桑骂槐，直冲吕坤和郑贵妃去：说吕坤把东汉明德马皇后列在首位，马皇后本是贵人进中宫，这是在讨好郑贵妃，为她将来当皇后铺路；郑贵妃大印此书，是想借古例为儿子朱常洵争太子。还说吕坤上疏什么都谈，可就是避开立储，显然是别有用心。

这文字句句扎心，简直是在当街揭丑，京城民众对于这类宫廷秘闻也很感兴趣，顿时议论纷纷，大家争相传看。

吕坤见势不妙，觉得这官场未免太过凶险，干脆称病辞职回家自保。可这事已牵连到万历最宠的郑贵妃，他不得不出面“灭火”。

万历下令说，《闺范》是他亲自赏给郑氏的，暗示吕坤没问题。可舆论总得有个出口，于是就“杀鸡儆猴”。

郑贵妃他们怀疑是戴士衡或早年得罪过她的全椒知县樊玉衡干的，万历顺势把两人抓进诏狱，经过一番严刑后定罪“结党造书，干扰宫禁”，发配岭南雷州、廉州。第一次妖书案就这样收尾了。

案虽收尾，可疑云未散：妖书作者“朱东吉”到底是谁？是栽赃陷害，还是揭露黑幕？当时没人敢细究。但让我们从案件细节看，笔者认为作者很可能出自支持朱常洛的东林党前身一派，他们用匿名方式借古讽今，试图唤醒舆论压力，迫使万历立储。

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中，类似的匿名攻击在朝廷党争中屡见不鲜。对于大臣们，这案子像个警钟——国本之争下，一句话说错，就可能成炮灰。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一场更惊心动魄的续集即将上演。

夜投秘册：宫禁疑云再起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冬天的一个凌晨，这时朱常洛立太子刚两年，位置还不稳固，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十一月天刚亮，皇宫朝房的值守人员发现墙上贴了张匿名揭帖。

同时，内阁大学士朱赓和几个勋戚大臣家门口也冒出了同样的信件。题目是《续忧危竑议》，明显是六年前那篇妖书的续作。

朱赓一看“忧危竑议”四个字，一下子回忆起了不好的事情，脸色煞白。这信只有几百字，内容形式为问答对话，语气诡异尖锐。

信件落款为“郑福成”，暗示郑地的福王成功当太子！开头一人说“天下太平”，另一人反驳“表面太平，太子是沈一贯逼立的，很快改福王”。问为什么？答“看朱赓和沈一贯”。

短短几句，便把深宫的局势说得云谲波诡，还点名内阁首辅沈一贯和次辅朱赓！甚至说朱赓入阁是因为“赓”音同“更”，暗指变更太子。

文章渲染郑贵妃勾结大臣，图谋废立，沈一贯是帮凶。现在来看，这落款的寓意未免太过露骨，或许作者有意制造混乱，让各方互相猜忌，从而暴露宫廷的裂痕——是典型的“借刀杀人”策略。

这信就像一颗炸弹，朱赓吓得魂飞魄散，赶忙上奏皇帝，说自己不知情，愿辞职证明清白。东厂太监陈矩也火速呈给万历，万历看后大发雷霆：这妖言离间帝心，影射辅臣谋反！

他下旨让东厂、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速捕真凶。一面安抚朱赓，一面召太子朱常洛入宫安慰。京城如临大敌，各路人马连夜搜查。

东厂锦衣卫倾巢出动，京城搜捕抄家，人心惶惶。因为妖书牵扯权贵和立储，大家为自保开始互相揭发，朝廷瞬间变成了以派系为分的战场。

先是锦衣卫内讧：王之桢诬告周嘉庆是黑手，周被抓进自家大狱，饱尝酷刑后革职。皇帝不满意，继续催。

内阁中，沈一贯见妖书点自己和朱赓，却漏了沈鲤，便怀疑此事是沈鲤借刀杀人。

他先发制人，要搜沈鲤家。沈鲤慌了，向太子求援，上疏辩白。太子朱常洛是沈鲤旧师徒，便托陈矩保他。

因为有万历的干预，沈一贯暂且收手。但他又将矛头指向了沈鲤的门生郭正域，抓捕了郭正域和名医沈令誉、高僧紫柏等人，严刑逼供。

其中高僧紫柏在狱中被活活打死，可郭咬牙不招。太子再保，郭沈鲤脱险。

这段内阁倾轧的操作属实有些蹊跷，因为沈一贯的反应十分敏感，搜家与抓捕上刑等操作都未免有些太快太狠，或许是他自己心虚，又或是妖书确实出自沈鲤一派，以“漏名”作为烟雾弹。

史料显示，明末党争往往用这种匿名文攻击对手，这案子很可能就是东林党与浙党的早期碰撞。

案子拖了二十多天，毫无进展。皇帝震怒，朝臣纷纷闭门不出。舆论猜测黑手可能是郑贵妃党、沈一贯朱赓、太子阵营或沈鲤。各有动机，但谁也不敢碰。办案人只好开始寻找替罪羊。

案发三周后，一封匿名的举报指向书生皦生光。他虽是监生（朝廷设立的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的学生），但也是个无赖，常敲诈，曾得罪过郑国泰。锦衣卫便将其抓捕审讯。

审讯过程十分曲折：皦生光先是招供其写妖书是为了报仇，后翻供，只认写妖诗不认妖书。万历要求再审。沈一贯授意诱供，想让皦生光反咬沈鲤，可皦生光死也不认。

多次会审中止重开，官员们焦头烂额。陈矩虽明知皦生光并非真凶，但为结案，劝皦生光认罪保全大家。还搬出其家人要挟，皦见家人遭罪，终于认了：“我做的，拿我结案吧。”

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万历判皦生光大逆，同年四月被凌迟处死。牵连者皆得以脱身。朝廷说此案已破，可民间不信：皦生光哪有这文才胆量？他是顶罪的。该案真相成谜，后世考证也难解。

那么根据目前可考证的资料，能否推断出一个可能的真相呢？

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从传播与涉案人员的脉络看，可确定的事实包括：

①《忧危竑议》曾由郑贵妃的侄郑承恩“刊布”（注意是“刊布”，并非坐实为作者）；

②《续忧危竑议》并非公开刊刻，而是秘密散发的小册子；东厂提督陈矩访得其本，以“国本攸关”为由呈进内廷，遂引发朝野震动。

③ 最终结局是以皦生光的极刑告案，而非“悬而未决”。

以上所述，分见《酌中志》卷一、《万历野获编》及《明史》。

《续忧危竑议》文本今可通读到的片段，清楚呈现其政治指向——它说“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

意思就是说皇帝是被沈相公（沈一贯）再三劝迫，才勉强把朱常洛立成太子的；但故意不给东宫把随从官员（僚属班子）配齐，其实就是留后手，暗示将来还有机会把太子换掉。”

这既与《续忧危竑议》流传本“开头五字”的情况相合（五字即「或有问于郑」，“郑”接着就引出“郑福成曰”。“郑福成”本身是字谜式化名（影射“郑之福王当成”），等于把回答者设定成“郑系代言人”。开头五字一出，读者就被带进“向郑系请教、由郑系发声”的叙事框架里——这是以放风/动员为目的的写作策略。）“

也与署名项应祥撰、乔应甲书”的见闻相互印证（《续忧危竑议》的部分民间流传版本篇末署“项应祥撰、乔应甲书”，项应祥与乔应甲都是万历朝官，此类落款是常见抄刻工序（大概意思为“项起草、乔定稿”），但留有该署名的版本不是官刻出版，也不能据此认定真实作者；挂名朝官，可能是为了起到背书与动员的效果——让读者觉得这不是街谈小纸条，而是有人负责的意见书。）。

由此，可以提出两点判断：

1：郑氏阵营至少参与并放大了前一波“忧危竑议”的刊布与传播（“郑承恩刊布”是明文所载），而后一波“续竑议”的核心诉求是“改立福王”，其词旨与郑系利益高度一致。

2：现存材料不足以直接证明郑贵妃或其兄郑国泰“亲自策划、指示撰写”全部文本；更像是“内廷郑系与外廷依附者的合力——有人撰文、郑系有人刊布/放大——再被朝臣党争进一步利用”的过程。

借由前述两点，妖书案的来龙去脉已可大致勾勒，其背后真相也隐约可见：1598年的“前竑议”被郑承恩“刊布”、1603年的“续竑议”公然鼓噪“改立福王”，两者在目标受益方上高度指向郑系；案件侦办过程中又叠加了沈一贯等人的派系斗争操作，最终以皦生光伏法“了案”。

因缺乏能一锤定音的“幕后指令”史料，最稳妥的结论是——郑氏集团至少深度介入了舆论发动与扩散，并借此冲击储位格局；但“亲自策划撰写”的定论尚不可下。

更进一步推断，此案显示了万历朝内廷外廷的权力纠葛：郑系利用匿名文本作为“软刀子”试探朝野反应，意在瓦解朱常洛的太子合法性，却反遭东林党人借机反噬，最终加速福王一系的边缘化；

同时也折射出了明末党争的运作模式，即舆论战与司法操弄的结合，往往以替罪羊收场，而非彻底清算根源。

于是，妖书的意图、流传的方式和最后的结案，都得到了合理说明，但结论也只能停在史料能够照见的边缘处，再往前便已无凭可据。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 1962–1968.

[2] （清）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 2016.

[3] （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