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冬天的清晨，裘法祖拍拍27岁的吴孟超肩膀说：‘小吴，手术刀也是枪杆子。’”一句话，把刚穿上军装不久的青年医学生，瞬间拉进了另一个战场——手术台。

“1950年冬天的清晨，裘法祖拍拍27岁的吴孟超肩膀说：‘小吴，手术刀也是枪杆子。’”一句话，把刚穿上军装不久的青年医学生，瞬间拉进了另一个战场——手术台。

那时的上海华东军区总医院还叫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手术灯不够亮，止血钳常常只剩下最后一把。吴孟超望向窗外，心里嘀咕：既然没能去延安扛枪，就让这把刀替病人守住生命线吧。

时针拨回1922年8月31日，福建闽清一个普通侨乡，新生命呱呱坠地。5岁那年，他跟着母亲漂洋过海在马来西亚度童年。白天割橡胶，晚上油灯下背课文，累归累，书本从没离手。“穷孩子要想出头，只能靠读书。”父亲的话像刻在心口。

抗战正酣的1940年，他踏上久别13年的故土。火车一站一站北开，枪炮声却越来越近。延安太远、路途太险，他只能暂时收起投笔从戎的念头，拐个弯先上学。昆明同济附中教室里，窗玻璃常被震得直响，他仍盯着讲台做笔记，偶尔跑去参加“讨孔游行”，年轻的血性挡不住。

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云南到四川一路辗转。条件艰苦——青霉素稀缺，标本陈旧——但他死磕解剖，翻破了英文原版教材。三年后“医前期”考试过关，他又被派往宜宾完成“医后期”。同学说学医太苦，他笑着摊手：“国家多一名医生，前线就能多救几个人。”

1949年毕业，正逢新中国成立。解放军要建自己的医疗队伍，他二话不说填了志愿。军装加身那一刻，他明白医生和军人可以重叠：白大褂底下的迷彩服，同样为人民。

进入外科后，吴孟超得遇名师——裘法祖。名医见徒弟手稳心细，索性把肝胆手术的“烂摊子”交给他。彼时国内几乎无人敢碰肝脏大手术，出血如同决堤，死亡率高得吓人。吴孟超却盯着那块“禁区”不放，心里憋着一股劲：难题不破，病人就没路可走。

有意思的是，手术思路的突破并非在手术室，而是在狭小的实验室诞生的。1957年，他拉上两位同事，合计弄清肝脏血管走向。三个人守着烂木桌，熬了无数夜，把石膏灌进新鲜肝脏，手磨砂纸，一点点磨出血管形态。那具看似粗糙的“肝脏血管模型”，竟让他们发现了中国人肝脏特有的“五叶四段”分区，这比欧美经典“三叶”说更符合东方人解剖特征。不得不说，小模型顶得上厚厚一摞文献。

1960年，38岁的吴孟超把理论搬到手术台。一位肝癌晚期女性病灶占全肝三分之一，家属已经办好后事。他打开腹腔，沿新分区精准切除，术区几乎不再大出血。七天后，病人能下床慢走，病房里的人惊得合不拢嘴。裘法祖握着徒弟的手，嘟囔一句：“算你小子赢了。”

从此，他像上了弦的时钟：白天查房、手术，晚上写论文、改教材。1958年，他翻译出版国内首本《肝脏外科入门》，市场上只有薄薄数千册，却成了全国外科医生的“救命本”。接着是科研基地、亚洲最大肝胆诊疗中心……每一步都踩在空白地带。

有人统计过，他一生完成手术超过1.6万例，九成为肝癌患者，其中不乏儿童。最年幼的患儿术后在病房里拉着他衣袖喊“吴爷爷”，这位老军医也难得红了眼眶。试想一下，若没有大量临床数据支撑，中国肝癌手术成功率很难在短短几十年提到今天的水平。

国家层面的肯定也随之而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2005年颁奖礼当天，时年83岁的他在人民大会堂鞠躬，军功章被灯光映得闪闪发亮。军队按照上将级别配给医务待遇，他却还是住在医院宿舍，手里攥着值班呼机。

更让后辈折服的是状态：2010年88岁，他还在做左半肝切除；2017年95岁，仍坚持每周出门诊。直到2018年，96岁的老人踩着凳子给学生示范缝合，一阵头晕才被众人“扣”下手术刀。他笑：“刀不能陪我一辈子，学生们可以。”

2021年5月22日15时30分，医院广播里响起急促铃声。五分钟后，另一个噩耗从长沙传来——袁隆平院士离世。粮食与肝胆，两条不同战线的巨人，竟在同一天谢幕。人们悲恸，却也清楚：水稻技术和肝脏外科的双重护航，让中国人在餐桌和病房都站直了腰杆。

吴孟超留下的不仅是手术纪录，更是一整套标准化流程、分段理论、教学梯队。他常说：“医生成就不是个人传奇，而是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敢开刀。”这句朴素的话，如今仍贴在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走廊里。

70年军旅、半个多世纪寒暑，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把永不卷刃的手术刀。今天走进那家医院，门诊大厅里依旧悬挂着老院士的黑白照片。路过的患者抬头打量几秒，然后快步向前——对他们而言，能在这里治病，就是对那位“肝胆外科之父”最好的致敬。

来源：王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