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莫言：谁想唱赞歌让他去唱！

摘要：莫言，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和创作理念便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在获得这一国际殊荣之前，他已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被评论界视为建国年以后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一，在国内文学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莫言，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和创作理念便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在获得这一国际殊荣之前，他已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被评论界视为建国年以后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一，在国内文学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5 年，对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宛如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独特风貌。

在这一时期，作家们肩负着反思现实、批判现实的重要使命，他们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揭示历史的真相，剖析社会的问题，以文学为武器，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莫言展现出了他对文学创作环境的敏锐洞察力和巧妙应对策略。他的作品《红高粱》在题材选择上独辟蹊径，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更早的抗战历史时期。

之后几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9 世纪欧洲文学的影响早已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理念，如卡夫卡的荒诞、萨特的存在主义、加缪的荒谬哲学、海明威的简洁文风等，为中国作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在这些现代主义作家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以其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将现实与魔幻、历史与神话、家族与民族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奇幻而又真实的文学世界。这部作品的问世，让中国作家们深刻认识到，现代主义文学并非仅仅局限于表现欧洲国家的人性异化、孤独隔膜等主题，同样可以用来书写民族寓言、乡土故事和家族历史，以魔幻的手法展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受《百年孤独》的启发，中国作家们开始尝试将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与本土的文化元素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创作道路。莫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红高粱》就是这一探索的成功范例。在《红高粱》中，莫言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派的后设叙事技巧和暴力审丑美学，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后设叙事技巧的运用，使《红高粱》的叙事时间和视角发生了独特的变化。作品中常常出现叙述者和读者早已知道故事结局，却又回述当年事情的情节，这种叙述方式打破了传统小说顺时叙事的模式，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例如，在描写戴凤莲出嫁坐轿的情节时，当余占鳌碰了一下新娘子的脚，读者正紧张期待故事的发展时，小说突然插入一句 “余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这种提前揭示结局的叙述方式，就像是足球比赛中将进未进之际，突然有旁白告知比赛结果，使读者从对 “后来怎么了” 的关注，转向对 “怎么会这样” 的思考，增加了作品的叙事张力和深度。

《红高粱》在叙事技巧上大胆突破传统，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后设叙事技巧，这成为其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大亮点，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文学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这种后设叙事技巧首先体现在叙述时间上的独特安排。与大多数传统小说如现场直播球赛般顺着时间发展，让读者在未知中紧张期待后续情节不同，《红高粱》更像是一场精心剪辑的录像回放。故事伊始，叙事者和读者便早已知晓故事的结局，随后以倒叙的方式回溯当年的风云变幻。

除了叙述时间上的后设，《红高粱》在人物称呼上也充分体现了后设角度。男女主角余占鳌和戴凤莲在小说中大部分时间并非以本名出现，而是被称为 “我爷爷”“我奶奶”。这种独特的称呼方式，不仅强化了叙事者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血缘纽带，使故事更具亲切感和真实感，仿佛读者正在倾听家族长辈讲述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同时，也巧妙地将 “奶奶” 这类充满乡土气息的符号与 “个性解放” 等现代观念并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张力。例如小说中 “她老人家（我奶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这样的表述，将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思想观念融合在一起，展现了人物形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红高粱》中，莫言还大胆运用了暴力审丑美学，为作品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受到深深的震撼。

小说中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场景堪称暴力审丑的经典片段。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罗汉大爷因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被残忍地施以酷刑。莫言以细腻而逼真的笔触，描绘了这一血腥暴力的场景，将战争的丑恶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对暴力的直接呈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对美的含蓄追求和对丑恶的委婉回避，使读者直面人性的黑暗和战争的残酷。

《红高粱》中的暴力审丑美学并非仅仅为了展示暴力而存在，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意义。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暴力场景的描写揭示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和挣扎。在战争的阴影下，人们的生命变得脆弱不堪，人性中的恶被激发出来，善良与正义遭受着严峻的考验。罗汉大爷的英勇反抗和悲惨遭遇，展现了人性中的坚韧和不屈；而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则暴露了人性中的残忍和冷酷。

“天南地北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 莫言的这句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洒脱与不羁，彰显出他独特的个性与气质，也仿佛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种自我写照。在文学的广袤天地中，莫言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方阵地，秉持着与众不同的创作理念，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永远不会高唱赞歌，谁想唱赞歌让他去唱！”

莫言这一言论，并非是一时的意气之言，而是他对文学本质深刻思考后的坚定表达。在 2005 年获得香港公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所做的《我怎样成了小说家》演讲中，莫言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他强调讲真话是作家宝贵的素质，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真实的元素，应当来源于生活，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直言，如果有人企图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赞美某一个社会，这样的作品质量是值得怀疑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

然而，莫言的这一文学观并非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文学作品应该既有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也应有对美好生活、光明人性的歌颂，只强调暴露黑暗，会让人们看不到希望。这种争议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人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存在差异。一些人觉得文学应该是积极向上的，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多展现生活中的美好与正能量；而莫言则认为，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赞美，更要有勇气去挖掘深层次的问题，去揭示那些被忽视的真相。

事实上，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伟大的作品往往都具有真实与批判的品格。鲁迅对 “国民劣根性” 的深刻反思，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刺痛人们的心灵，却也让人们开始觉醒；众多优秀的左翼作家对国民政府黑暗统治的挞伐，为社会变革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这些作品都不是单纯的 “唱赞歌”，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批判，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