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缀合一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经册子如《金刚经》《观音经》及其残叶的基础上，强调复原册子本的装帧形态对缀合册子残叶的重要意义。对于册子本物质形态的复原，一方面有利于更加准确地缀合残叶，确定一些残叶的定名，推进敦煌文献的整理；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古书籍史的研究提供更

来源 l 《文献》2024年第6期、写本学研究

作者 l 冯婧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在缀合一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经册子如《金刚经》《观音经》及其残叶的基础上，强调复原册子本的装帧形态对缀合册子残叶的重要意义。对于册子本物质形态的复原，一方面有利于更加准确地缀合残叶，确定一些残叶的定名，推进敦煌文献的整理；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古书籍史的研究提供更多关于册子本写本学方面的细节。

引言

敦煌藏经洞存留有多样的书籍形态，除了数量众多的卷子本，还保存有册子本、经折本、贝叶本，为研究中古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纸叶对折，形成一个折叶。折叶中折处的外侧抹上浆糊，与另一折叶中折处外侧相粘。如此逐一粘接累加，形成一册(示意图见图1左，粘合处以密斜线表示)。这种装帧或称为“粘叶装”。

(2)多张纸摞起后从中对折，形成一帖(示意图见图1右，f.1—f.6为一帖，f.7—f.12为一帖)。帖的中折处刺孔缝缀，帖与帖之间用绳线连缀成册。这种装帧或称为“缝缀装”。

图1 敦煌册子本的装帧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佛典及伪经。这些佛典小册有的首尾完整,保留了原始的装帧形态;但大部分情况下,它们首尾残缺,或仅存散叶和残片。对册子本的复原,一方面有利于更加准确地缀合册子残叶,确定一些残叶的定名,推进敦煌文献的整理;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古书籍史的研究提供更多关于册子本写本学方面的细节。

随着近30年各收藏单位图版的发表与敦煌写本的数字化,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许多残叶已得到拼接。笔者在海外调查英藏、法藏、俄藏敦煌写本期间,同样致力于残叶的缀合与册子本装帧形态的复原。相比于由纸张粘接成连续平面的卷子本,册子本由摞起的纸叶构成,具有更为立体的形态。因此对册子残叶的缀合与复原,也更需考虑其装帧与整体形态,例如散叶回归的位置,册子翻页、书叶缀接的规律等等。对册子本的缀合不仅仅要完成文本的拼合,还需复原其装帧形态,模拟翻页顺序,核查物质形态是否成立。本文将略举数例。

一、缝缀装册子的缀合与复原

在佛经册子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一)S.5499+S.5699+Дх.10952

S.5699《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册子本，存11张对开叶(即22叶)，中折处有6孔。此册f.1—f.2为一张对开叶，f.3—f.4为一张对开叶；其后f.5—f.10为一帖，f.11—f.16为一帖，f.17—f.22为一帖，每帖含3张对开叶。册子尺寸约14×10cm⑤，每页6行，每行10~11字，界栏工整。

此册叶与叶之间存在文本不连续的情况，说明有缺叶。经计算⑥，S.5699第2叶与第3叶之间缺60行，即5叶；第3叶与第4叶之间缺约25行，即2叶；第4叶与第5叶之间缺约25行，即2叶；第7叶与第8叶之间缺24行，即2叶；第10叶与第11叶之间缺96行，即8叶；第13叶与第14叶之间缺约25行，即2叶；第19叶与第20叶之间缺约25行，即2叶。根据所缺叶数，可将每张对开叶从册子中拆解出来，模拟重建为前后连续的6帖。重构后，每帖含4个对开叶(即8叶)，6帖共计48叶。

S.5699的11张对开叶在这6帖中的位置如图2所示：

图2 S.5499+S.5699+Дх.10952复原后的形态示意图(缺叶以虚线绘制)

如图2第1帖所示，S.5499与S.5699可缀合。

这一缀接需改进。从物质形态来说，S.5699第1叶正面与S.5699第1叶背面属同一叶，中间不可能插入任何文本。如图3所示，翻册时的阅读顺序是S.5699第1叶正面至S.5699第1叶背面，第1叶的正背文本必然相接，S.5699第1叶正面的《发愿文》后紧接S.5699第1叶背面《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起首是确定的。

本文将S.5499+S.5699重新缀合如下：

S.5499的第1叶为经文的前仪，存《云何梵》《奉请八金刚文》《奉请四菩萨文》；第2叶则存经文第二分“菩提如汝所说如来护善念诸菩萨”至第三分“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两叶间文本不接续，可见这张对开叶中曾嵌套了其他对开叶。S.5699第1张对开叶上的文字，内容连续，含《发愿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题、第一分至第二分“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恰好是S.5499中缺的部分。S.5699的第1张对开叶原应夹于S.5499两叶之间(示意图见图2第1帖)。

缀合后，此册首残，其文本顺序为：(前缺叶)→“云何于此经……奉请金刚语菩萨”(S.5499第1叶)→“发愿文……食时着衣持钵入舍” (S.5699第1叶)→“卫大城乞食……善哉善哉须”(S.5699第2叶)→“菩提如汝所说……若无想若非有”(S.5499第2叶)。由此可看出这份《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前仪的顺序为：(前缺)→云何梵→奉请八金刚→奉请四菩萨→发愿文，这与BD08884+BD11477《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前仪部分一致。

图4 BD08884+BD11477复原后的形态示意图

Дх.10952为一张对开叶,中折处有6孔,每叶尺寸约14×10cm,每页6行,每行10~12字,界栏工整。其缝缀孔数量、尺寸、行款、界栏、书写风格皆与S.5499+S.5699相合。Дх.10952两叶的文本不连续,第1叶为第十分“庄严绝能所无我亦无人”至第十一分“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第2叶为第十四分“弥勒颂曰闻经深解义”至第十四分“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经计算,Дх.10952两叶间缺72行,即6叶,相当于中缺3个对开叶,此3对开叶已不存。而Дх.10952第1叶前可接S.5699第10叶(“法性非因果如理不从因……无论福与智先且离贪嗔”),Дх.10952第2叶后可接S.5699第11叶(“经中称实相语妙理能深……空生闻妙理如蓬植在麻”)。物质形态上,如图2所示,S.5699第10叶、Дх.10952、S.5699第11叶分别位于重构后的第3帖、第4帖、第5帖;Дх.10952的位置在第4帖最外侧,中残三个对开叶。缀合处实际上是第3帖至第4帖及第4帖至第5帖之间。

(二)Дх.962+S.5531

S.5531为册子本，尺寸约12×7cm，含4帖，每帖8个对开叶，共计32个对开叶(即64叶)，中折处有4个缝缀孔。册子首残尾全，起首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后接抄《佛说解百生怨家陀罗尼经》《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天请问经》《佛说续命经》《佛说摩利支天经》《佛说延寿命经》《少乘三科》《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页4行，每行10~12字。册首《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前的经文皆残失，册末有题记“庚辰年十二月廿日”。册末封底外侧一面相较此册其他纸叶颜色偏暗，这显然是长期暴露于外造成的。

在俄藏敦煌写本中，有一残叶Дх.962与S.5531尺寸一致。

Дх.962(见图5)为一张对开叶，中有4个缝缀孔，每叶尺寸约12×7cm。其中一叶上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每页4行，每行10~12字，内容为“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至“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身”，后可接S.5531第1叶的经文。此对开叶的另一叶完全空白，空白叶有一面颜色偏暗(见图5，f.1r)。如图6所示，Дх.962后缀接S.5531，物质形态上此空白叶位于册子的最前方，颜色偏暗的一面位于册子的最外侧。此空白叶应为原册的前封皮，其偏暗的一面即为前封皮外侧，因长期暴露于外造成颜色有异，与S.5531册末封底的情况一样。然前封皮(即Дх.962第1叶)至Дх.962第2叶《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之间的经文皆残失，说明Дх.962的两叶之间有缺叶。

Дх.962与S.5531缀合后含5帖，形成册子正背封皮皆全但册中有缺叶的样态：Дх.962及其中夹着的若干对开叶(已缺失)构成册子的第1帖，Дх.962(示意图见图6)位于第1帖的最外侧，其空白的第1叶即为前封皮；S.5531现存的4帖为册子的第2至5帖，第5帖的最后一叶为册子的封底。

图5 Дх. 962

图6 Дх.962复原后的形态示意图(缺叶以虚线绘制)

(三)BD09155+Дх.927

对照P.4071《大佛顶如来顶髻白盖陀罗尼神咒》，BD09155最后一叶最后一行的经咒对应P.4071第103行第13至23字，Дх.927第一叶第一行的经咒对应P.4071第103行第24字至第104行第1字，文本接续；两册缝缀孔数量、尺寸、书写风格亦相合，可缀合。

二、粘叶装册子的缀合与复原

(一)Дx.11651：2+Дх.10954：1+S.5688

Дх.10954(见图7)存两张相互分离的对开叶，每叶尺寸14×11cm，每页7~8行，每行12~13字，由书写风格可知其为八十老人所抄。第一张对开叶Дх.10954：1，内容为《金刚经》第十五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至第十六分“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左右折叠后可复原页面顺序。

第二张对开叶Дх.10954：2，存第三十一分“我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至第三十二分经文结尾，有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标“西川过家真印本”，并附有《大身真言》《随心真言》。罗慕君、张涌泉已指出，Дх.10954：1与Дх.10954：2上的渍痕相去甚远，分题高度也不同，两者不属同册⑱。

Дх.10954：1前可接Дx.11651：2，Дх.10954：2后可接Дх.5126，罗慕君已缀合，并将Дх.10954：2与更多的册子残片缀接：Дх.4867+Дх.339+Дх.3873+Дх.1569→BD08847→BD07982+Дх.4834+Дх.1006+Дх.10954：2+Дх.5126⑲。

而Дx.11651：2+Дх.10954：1后，还可缀接S.5688。

S.5688为粘叶装，仅存两个对开叶；每叶尺寸14×11cm，每页7~8行，每行11~13字。由书写风格可知其为八十老人所抄，内容为第十六分“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至第十八分“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可接于Дx.11651：2+Дх.10954：1后。S.5688书叶两侧的水渍亦与Дx.11651：2+Дх.10954：1同，属同册无疑。Дx.11651：2+Дх.10954：1+S.5688缀合后，此册含1单叶3对开叶(Дx.11651：2为一单叶)。

图7 Дх.10954：1

(二)Дх.11033+S.5682

Дх.11033首全尾残，首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粘叶装，存8叶。每叶尺寸15×10.5cm，每页5~6行，每行12~13字。

S.5682首残尾全，尾题“观音经一卷”，并有题记：“弟子张和和写《观音经》一卷。为先亡父母，永生净土，皆大欢喜，愿患消灭。”粘叶装，存7叶，每叶尺寸15×10.5cm，每页5~6行，每行约12~13字。Дх.11033与S.5682经文前后相接(“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尺寸、行款、书写风格亦相合，两者书脊下部皆有高约3.5cm的损伤，可缀合。缀合后是一本首尾完整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粘叶装册子。

(三)BD08785+BD08808

BD08785，现存1单叶1对开叶，共3叶。每叶尺寸14.2×10.4cm，每页6行，每行10~11字。BD08808为粘叶装，首尾俱残，有绑绳固定，存3个对开叶后跟1张单叶，共7叶。每叶尺寸14.5×10.5cm，每页6行，每行9~12字。两者皆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内容接续(“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尺寸、行款、书写风格亦相合，可缀合。缀合后此册首尾俱残，含10叶，前后各有1单叶，中夹4个对开叶。前后的单叶也应为对开叶，残断后仅余单叶。

三、特殊装帧册子的缀合与复原

图8 S.5965：1上的卷子接缝(红色箭头所示)

合可改进为S.6250+Дх.6254：1+Дх.6254：2+S.5965：1+Дх.99+Дх.88+

S.5965：2和Дх.11040：1+Дх.11040：2+Дх.11040：3+Дх.11040：4两组，两组不属同册。同时，还可复原这些册子残片原本特殊的装帧。

图9

在缀合工作中，易让人感到疑惑的是Дх.6254：1(图见封二)、S.6250两张残片。其尺寸为25×25cm，是13件残片中尺寸最大的。其一面是上下界栏完整的卷子面，Дх.6254：1抄《妙法莲华经》，存14行，每行17字；S.6250抄《佛说佛名经》，存14行，每行20~21字。另一面则是八十老人所抄《金刚经》，中有十字折痕，将《金刚经》划分为四个尺寸约12.5×12.5cm的板块，每个板块8~9行，每行11~12字。上半部与下半部文字书写方向相异，分别从纸张中部(纵向)抄向纸张上下缘。

S.6250至今未有彩图发表，笔者验视原件，确认S.6250上也有类似的、上下对应的撕扯痕迹，只是这种痕迹在黑白图版中难以看清。S.6250与Дх.6254：1情况一样，依图10所示十字折叠后可复原成《金刚经》册子的对开叶。

图11 S.5470的装帧示意图

图12 S.5470第4叶上的卷子接缝(红色箭头所示)

S.5470的装帧形态为进一步复原Дх.6254:1、S.6250《金刚经》册子的形态提供了参考。Дх.6254:1(图见封二)、S.6250《金刚经》一面中折处的上半部存在颜色有异的长条区域,这是撕扯、粘贴的痕迹。通过图10所示方式十字折叠后,这些痕迹恰好在对开叶外侧的中折处,说明这一位置曾与其他对开叶外侧的中折处粘合,其曾经的装帧方式很可能与S.5470一致。

根据《妙法莲华经》一面的文本,其他残片可缀合为四张更大的卷子纸:Дх.6254:2+S.5965:1+Дх.99(见图13)、Дх.88+S.5965:2(见图14)、Дх.11040:1+Дх.11040:2(见图15)、Дх.11040:3+Дх.11040:4(见图16)。Дх.6254:2+S.5965:1+Дх.99、Дх.88+S.5965:2两张卷子纸尺寸为25×25cm(后者缺1/4纸面),Дх.11040:1+Дх.11040:2、Дх.11040:3+Дх.11040:4尺寸为25×12.5cm。

这四张卷子纸可通过折叠复原为册子的对开叶或单叶:Дх.6254:2+S.5965:1+Дх.99、Дх.88+S.5965:2可像S.6250、Дх.6254:1一样十字折叠成双层的对开叶,折叠后每叶尺寸为12.5×12.5cm。Дх.88+S.5965:2缺四分之一的面积,导致其折叠成对开叶后,第2叶仅余单层(见图17中的Дх.88+S.5965:2)。Дх.11040:1+Дх.11040:2、Дх.11040:3+Дх.11040:4可上下折叠为双层纸的单叶,折叠后每叶尺寸为12.5×12.5cm。以上重构也得到卷面上粘贴、撕扯痕迹的支撑。Дх.6254:2+S.5965:1+Дх.99《妙法莲华经》一面的第一行、Дх.88+S.5965:2《妙法莲华经》一面的最后一行、Дх.11040:1+Дх.11040:2《妙法莲华经》一面的第一行、Дх.11040:3+Дх.11040:4《妙法莲华经》一面的第一行,都有上下对应的撕扯痕迹。

图13 Дх. 6254:2+S. 5965:1+Дх. 99

图14 Дх. 88+S. 5965:2

图15 Дх. 11040:1+Дх. 11040:2

图16 Дх. 11040:3+Дх. 11040:4

依靠《金刚经》一面的文本,可进一步将S.6250、Дх.6254:1、Дх.6254:2+S.5965:1+Дх.99、Дх.88+S.5965:2粘接为册子A(见图17),将Дх.11040:1+Дх.11040:2、Дх.11040:3+Дх.11040:4粘接为册子B(见图18),复原这种特殊装帧册子的局部。

图17 册子A示意图 (阴影线表示粘接处)

图18 册子B示意图(阴影线表示粘接处)

粘接后,册子A尺寸为12.5×12.5cm,《金刚经》每页8~10行,每行11~13字,行款、尺寸、书写风格前后相合;册子B尺寸为12.5×12.5cm,《金刚经》每页8~9行,每行12~13字,行款、尺寸、书写风格前后相合。此外,这两组缀合中,对开叶与对开叶之间的粘贴、撕扯痕迹亦相合,更说明以上重构成立。以Дх.6254:1、Дх.6254:2+S.5965:1+Дх.99、Дх.88+S.5965:2三张对开叶之间的粘接为例,图19、图20是光盒透光后拍摄的粘合位置的照片,透光后纸面上的损伤更易得见。图中可清晰地看到,近书脊一侧的粘合处,损伤形状一致,说明两处曾粘合在一起。

图19 Дх.6254：1、Дх.6254：2之间的粘合处(光盒拍摄)

图20 Дх.99、Дх.88之间的粘合处(光盒拍摄)

最后两张残片S.5538：1、S.5538：2同样符合上文的折叠模式。S.5538：1的尺寸为25×25cm，《妙法莲华经》一面存14行，每行17字；《金刚经》一面每个板块9行，每行11~12字。其情况与Дх.88+S.5965：2一样，缺了四分之一个板块。因此，十字折叠后对开叶亦有残缺。S.5538：2仅保留《妙法莲华经》卷子的下半部，存14行，其上方纸缘可见十字折痕，说明这张残片也曾以同样的方式折叠。其《金刚经》一面右页空白，应是未抄完便被废弃。

四、结语

本文缀合并复原一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经册子及其残叶,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为主,通过这些例子尝试说明复原册子本的装帧形态对缀合册子残片的意义。缀合工作不仅仅是文本拼接,还是写本物质形态上的复原;拼接出的写本不但要在文本上连续,在物质形态上也需成立。对于写本装帧形态的理解,有助于缀合更多残片,推进敦煌文献整理工作。这一点,已为前贤丰富的研究所证实。而对于写本装帧形态的复原,也是我们迈向写本学的基础工作之一。其能为中古书籍史的研究提供更多关于写本形态方面的细节,为写本学奠定更为坚实的研究基础。

注释：

①关于敦煌册子本的研究，有J-P.Drè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in M.Soymié，ed.，Contributions auxétudes sur Touen-houang，LibrairieDroz，1979，pp.17-28；杜伟生：《敦煌古书缝缋装和粘叶装》，《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51—459页；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文献》2004年第2期，第75—97页；方广锠：《谈粘叶装———中国书籍装帧史札记之一》，《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4—183页；J-P.Drège，“Les codices，”inJ-P.Drège and C.Moretti，eds，La fabrique du lisible：La mise en text ede smanuscrits de la Chinea ncienne et médiévale，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2014，pp.373-376；方广锠：《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文献》2018年第1期，第14—22页；后收入《佛教文献研究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22—237页；I.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deGruyter，2020，pp.24-66；冯婧：《敦煌的缝缀装册子与外来写本文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2022年，第83—103页；Feng Jing，Producing and Using Codices in Tenth Century Dunhuang，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22；吕晓芳：《敦煌册子本缝缀形式初探———以英藏和法藏敦煌文献为中心》，《古籍保护研究》第十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年，第70—103页；荣新江：《便携的方册———中古知识传播的新途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十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31—141页。

②戴仁推测册子本在汉文世界的出现或与摩尼教或基督教的东传有关(J-P.Drège，“Lescodices，”La fabrique du lisible，p.376.J-P.Drège，“Dunhuang and Two Revol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in Chen Huaiyu and Rong Xinjiang，eds，Great Journeys across the Pamir Mountains：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Zhang Guangda on his Eighty-Fifth Birthday，Brill，2018，pp.27-28)。高奕睿亦指出敦煌册子本的内部结构和制作方式与欧洲古典时代晚期开始流行的册子本相同，这种书籍形制在汉文文化圈的出现很可能源于与西方写本文化的接触(I.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p.32)。

③Dzo Ching-chuan，“Note sur la remise en ordre du manuscrit 3836 du fonds Pelliot-chinois，”in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I，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6，pp.35-40.左景权：《伯汉三八三六号写本还魂记》，《敦煌文史学述》，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111—118页。P.3836与P.3137(P.t.47)属同册。

④徐俊：《敦煌本〈山僧歌〉缀合与斯5692蝴蝶装册的还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5年，第72—80页。

⑤本文中册子本的尺寸以“高×宽cm”表示。尺寸为叶的尺寸，而非对开叶的尺寸。本文中的尺寸均为约数，因为多数册子本的边缘是不规整的，当时的制作者常将册子的边缘裁斜。测量高度时取靠近书脊一侧还是靠近叶缘一侧，测量宽度时取上缘还是下缘，得到的数据会略有不同。

⑥《大正新修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第85卷收录《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第1—8页)，可做参照。

⑦张勇：《傅大士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第274页。张勇：《傅大士研究(修订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⑧达照：《〈金刚经赞〉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5、223页。

⑨本文中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彩图，来自IDP国际敦煌项目网站(https：//idp.bl.uk)；圣彼得堡藏敦煌写本的彩图，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提供。

⑩赵鑫晔：《敦煌册页装〈金刚经〉的整理和研究》，《文津学志》第十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71页。

⑪赵鑫晔曾指出S.5499、Дх.10952属同册，但不能直接缀接(赵鑫晔：《敦煌册页装〈金刚经〉的整理和研究》，《文津学志》第十一辑，第372页)。其文未涉及S.5699。

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收录《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56—58页)，可做参照。

⑬方广锠、李际宁、黄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225—5226页。

⑭在无文本对照的情况下通过折叶上的粘贴痕迹复原册子的原貌，见冯婧对P.2880《杂集时用要字》页面顺序的调整与复原(FengJing，ProducingandUsingCodicesinTenthCenturyDunhuang，pp.49-52)。

⑮在敦煌写本中，有数十份《金刚经》册子是由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抄写的，其留下的题记年代在905—911年之间，对应这位老人的82至88岁。册中的《金刚经》为三十二分本，有科分标题。物质形态上，八十老人的册子多是粘叶装。其中一部分册子有绑绳加固，但折叶没有相互嵌套的，本质上仍是一张接一张的折叶摞起粘合的粘叶装装帧。

⑯张涌泉、罗慕君：《敦煌佛经残卷缀合释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8—19页。罗慕君：《敦煌〈金刚经〉八十老人抄本考》，《古籍研究》总第66卷，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01—130页。罗慕君、张涌泉：《敦煌〈金刚经〉残卷缀合总目》，“写本文献学微刊”公众号，2017年11月24日(https：//mp.weixin.qq.com/s/Ha84Usqe_9gkkx1aciD-3Q)。罗慕君：《敦煌汉文本〈金刚经〉整理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张涌泉指导)，2018年。赵鑫晔：《敦煌册页装〈金刚经〉的整理和研究》，《文津学志》第十一辑，第370—389页。

⑰邰惠莉：《〈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部分写经残片的定名与缀合》，《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99—103页。张炎：《敦煌本〈法华经〉残卷缀合研究———以八卷本为中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6年10月18日(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920)。张炎：《敦煌佛经残卷的缀合与定名———以〈妙法莲华经〉为例》，《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第64—76页。秦龙泉：《敦煌〈妙法莲华经〉汉文写本研究———以八卷本为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涌泉指导)，2018年。冯国栋、秦龙泉：《敦煌本〈妙法莲华经〉缺题残卷缀合释例》，《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3期，第37—47页。

⑱罗慕君、张涌泉：《敦煌文献影印图版正误》，《东亚文献研究》第17辑，2016年，第4—5页。

⑲罗慕君：《敦煌〈金刚经〉八十老人抄本考》，《古籍研究》总第66卷，第107—109、118—119页。

⑳在欧洲古典时代晚期的莎草纸册子中，也能看到卷子的接缝(kollēsis)。当时制作册子的材料一般为未书写的莎草纸卷子，书籍制作者将其裁切成叶，装订为册，因此可在册子叶面上看到莎草纸卷子的接缝。详见E.G.Turner，The Typology of the Early Codex，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7，pp.43-54。关于敦煌藏经洞册子本中的卷子接缝，见冯婧：《西方写本研究对敦煌写本研究的启发———以实物写本学、比较写本学为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20—325页。

㉑前者的缀合涉及S.5538、S.5965、S.6250、Дх.6254、Дх.88、Дх.99，认为S.5538与S.5965属同册，但互不相接；S.6250与Дх.6254可缀合，Дх.88与Дх.99可缀合，S.6250+Дх.6254与Дх.88+Дх.99属同册但不相接。Дх.11040与Дх.88+Дх.99内容重复，不属同册(罗慕君：《敦煌〈金刚经〉八十老人抄本考》，《古籍研究》总第66卷，第112—113、120—123页)。后者缀合S.5965+S.6250+Дx.88+Дx.99+Дx.6254+Дx.11040，并指出S.5538与S.5965+S.6250+Дx.88+Дx.99+Дx.6254+Дx.11040不属同册(赵鑫晔：《敦煌册页装〈金刚经〉的整理和研究》，《文津学志》第十一辑，第376—377页)。

㉒《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7—68页。

㉓J-P.Drè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sur Touen-houang，pp.20.

㉔步骤(3)左右折叠的方向是向前折还是向后折，依文本阅读顺序定。本节所涉各残片情况不一。

㉕方广锠曾介绍此种折叠方式，然未指明写本编号(方广锠：《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文献》2018年第1期，第17页)。

㉖戴仁已提到S.5470是由经卷纸剪裁、折叠制成(J-P.Drè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Touen-houang，”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pp.19-20)。

㉗复原图及复原过程见FengJing，Producing and Using Codices in Tenth Century Dunhuang，pp.167-169.

㉘感谢史睿提示我这份写本。

㉙黄正建：《关于〈俄藏敦煌文献〉第11至第17册中占卜文书的缀合与定名等问题》，《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页。

㉚黄正建：《关于〈俄藏敦煌文献〉第11至第17册中占卜文书的缀合与定名等问题》，《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页。王爱和：《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樊锦诗、郑炳林指导)，2003年，第457页。赵贞则认为这张残片由4残片粘合而成，粘贴顺序有误，并将其阅读顺序复原为右下→右上→左下→左上(赵贞：《Дх.6133〈祭乌法〉残卷跋》，《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95—99页)。

㉛S.6250中，漏抄了第二十二分。

㉜据本节涉及的《金刚经》册子本残片推算。册子本的制作者常剪裁册子边缘，本节涉及的册子残片外缘亦曾被剪裁，损失了一些尺寸。因此，据这些残片复原的卷子纸尺寸(25×50cm)略小于其实际尺寸(推测为26×52cm)。

㉝以武则天敬造的《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写卷为例，其20条帘纹的宽度仅1.8cm。此数据见J-P.Drège，“Papiers de Dunhuang：Essai d'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T'oungPao，vol.67.3-5(1981)，pp.322-324；英译本见“Dunhuang Papers：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in S.Whitfield，ed.，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The British Library，2002，pp.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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